“我想要和以前那些书有些区别，那就是用这些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中，真有一个稍稍深广些的生活。”4月24日晚，在文轩BOOKS九方店，阿来带着他最新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以文记流年》，与读者分享了他“以文记流年”背后的那些故事。
惜春因叹华光短，方以文字记流年——这是阿来为《以文记流年》写的题记，新书由“云中记” “读书记”“出行记” “怀人记” “鉴赏记”“品酒记” “演说记”七个部分组成，是阿来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这本散文集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
“以文记流年”，阿来都记了些什么呢？阿来的笔下，所记既关乎读书、游历、写作，又涉及鉴赏、演说、怀人，形式可谓丰富，内容更是丰富。翻开目录，18篇文章仅是题目，都已能窥见其飞扬辞采。他以一本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漫游拉美大地的旅行指南，追寻聂鲁达精神原乡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的文学朝圣历程；他遍饮蜀地美酒之余，不忘探寻四川盛产美酒的奥秘，于是他为川酒作颂，盛赞那琼浆玉液中所承载的四川人达观放任的文化性格；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为已故老友、四川出版人吴鸿写下的《清明怀吴鸿》，笔下无尽伤感，结尾却令人有所希望，他写“读书就是使心中春水生吧，读书就是在生活之流上放舟荡漾，而得到自由吧？这回，我确信，吴鸿他是坐着书之船走了……”
谈及为何要将这些日常以流年之名义一一记录时，阿来说：“一个作家的生活，首先就是与大家共同的日常。除此之外，于我而言，无非就是：读书、游历、鉴赏——艺术与美酒、写作。偶尔演讲，也就是‘与他人说’。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领悟，也以此与人交流，如切如琢，如琢如磨。归根结底，就是提升自己，丰富自己。”阿来认为，于他而言，“这一生，有诗与酒，有爱——对语词、对自然之物、对世道、对人，都能见得，居于城市楼群森林中某单元某层某室，也就能如行天涯。”
《以文记流年》出版后，外界最集中的关注，在于阿来特别为《云中记》写下的两篇创作谈，一是《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另一篇是《不只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这是阿来首次公开以文字的方式，细致地回顾了自己创作《云中记》的来龙去脉，相比先前公开口头阐述过的心路历程，文字比声音更为震撼。
阿来在文中写到：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作家都开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一团作家来灾区采访，第一站就是到四川作协慰问四川作家。我突然意识到在全国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灾民。那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都不是写地震。灾难还在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两次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地震后不断发生地质灾害。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唯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为什么要等十年？阿来的回答是：“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这一点，早在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在讲过五六个故事后就已经有充分意识了。讲故事的艺术门类很多：说书、舞台剧、电影、电视，甚至更具古典意义的绘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摄影都能担负这个功能。如此说来，只有故事本身并不能构成小说存在的合法性。小说与其他故事方式的唯一区别就是语言。考察现当代小说文体的嬗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小说必须向影视等艺术方式让渡大量空间，这迫使小说家必须在语词的海洋中另辟空间。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愿心。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因为这个原因，《长篇小说选刊》要我为这篇小说写创作谈时，我不想写。表面的原因是这些日子确实很忙，其实是我短期内确实不想再去碰触这个话题，也没有什么小说观或小说技法之类的话题要谈。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所以，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我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总而言之，《云中记》的写作使阿来意识到，“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而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想，最终要等待的还是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进程中，语词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住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暗示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活过来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着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高顶。写作就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与情感的重新构建。所以我说，诱惑我投入写作的，是语言；成全了我写作的，依然是语言。语言的魔法，令人神迷目眩。”
原刊于“第一读者”APP（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