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之前，阿来不打草稿，不写大纲。
作家写作，从来不是抄写现实，增删而就。而是储存、发酵，等葡萄酿成酒。
小说人物有自己的意志。作家安排了也没用，他们照样任性。酒成了，笔下的文字，会泉水一样流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是他的文学偶像苏东坡的方式，也是他的方式。
二十岁后，他把自己托付给文学，由文学重建他的大脑与心灵。
四十年后，他贫瘠的命运，被改造得丰盛、神奇。
1.“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
成都冬夜阴冷。从麻将桌或酒桌上下来的人们，走到大街上瑟瑟发抖。嘴上大声抱怨，心里却爱着它人间烟火浓郁，爱着它说不出的迷离、温柔。
阿来提前结束了酒局，匆匆赶回家。两天前，我们约好了晚上通话，继续第三晚“马拉松”式访谈。
酒桌上都是有意思的人。78岁高龄的川籍植物学家印开蒲坐主位，左边坐着阿来，右边坐着一名当地林业局官员。接着是一位商人，发了点小财，受了些挫折，怀揣出家之念。他们各带着女儿，让她们和自己的文学偶像阿来见上一面。
放一台摄像机在旁边，不用导演，就是一部当代“夜宴图”。
中国人常有“不社交恐惧”。不社交的话，就没法拿到虚拟的“社交货币”。等有了事情，无法兑换自己的社会价值，事儿不好办。阿来社交，不为办事儿，而是见有趣的人。他关于探险家的小说还没有完结，正好和印开蒲交流重走“洛克之路”的感受。他们谈起了藏区一种“报春花”，有十多个不同的品种。界门纲目科属种，越谈越细，专业得惊了一桌人。
“八点五十，我说不行，得回去了，有长途。”菜还没上完，酒还没喝透。“您给我发个短信，我可以晚些时候再打给您。”我有些愧疚。“我以为你是用座机打的，没法发短信。没关系，以后再叫他们，他们还会来。”阿来安慰道。藏语为母语，他的汉语口语常有预料不到的轻盈、直接。但他普通话标准，只在“H”和“L”之类的发音上听上去有西南或江南感，抑扬中已经听不出说话人的其他来处。
电话响起之前，我还在读他的《格萨尔王》。那些文字环佩叮当，带着音效。又闪闪发光，如泥灰擦洗过七次的白银。“啄木鸟从老柏树上惊飞起来，扇动着风车一样旋转的翅膀，飞向了远处的山冈。那是座吉祥山冈，地面上开满鲜花，明亮的水晶在地下生长，就像故事在一个说唱者心中蕴蓄一样。”
阿来就在故事中说唱者晋美的身体里。跟着他寻找故事，那隐约听见、看见却不能明晰唱出的故事。故事绵长深广，版本太多。他为不同版本迷惑。
“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故事开笔之前，他祈求。
“王啊，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了。”故事结束之后，他来还愿。
他把自己和晋美生生分开，把晋美留在这里继续说唱。而他，又要出发了，奔赴自己不死鸟一样到处流浪、继续写作的宿命。
“作家”是阿来社会身份最重要的标签。二十多年前，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这本书把“尘埃落定”这四个字带进了中国人的日常语境，并对它产生了惰性依赖。没有这几个字，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描述结局。
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与2019年的《云中记》，阿来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乡嘉绒藏区。他的题材、写作方式却不断变化，不可预知。
“说到底，阿来是被文学钦点的人。”作家麦家告诉我。
嘉绒藏区经历的百年变迁，被他小心制成“时间胶囊”，在书中封存。这些藏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世纪，旧的制度与生活方式解体，新的制度与生活方式尚未成型。当改变发生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动承受、茫然无措。把镜头拉远，他们的命运，和中国无数乡村与城市中的人们并无二样。
把镜头拉得更远，他们和经历工业革命浪潮时的西欧农民亦有可比之处。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诞生了狄更斯、巴尔扎克与福楼拜。后工业化时代的俄罗斯，诞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美国南方社会日益蔓延的拜金主义与商业气息中，诞生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在南美大陆，拉丁美洲血管被割开、自然资源被劫掠时，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社会疼痛——这也是拉丁美洲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基础。那里，诞生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在技术与观念上被中国当代作家拥抱，又成为难以摆脱的新枷锁。
叩问时代，这是文学存在最显著的功能之一。不同国籍的作家，生逢变革，把自己精神与身体的原乡放进文学版图。嘉绒藏区，这块在西南横断山脉间的广袤大地，因阿来走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版图。
他用自己散页的稿纸，留存下那些不断变化与消逝的风物、那些不断变化与消逝的记忆。留存下来的，还有那些由更漫长的未来才能解答的疑问：那些曾经发生的，是否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我们与过去的告别，是否过于匆忙、过于决绝？
“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他在开笔之前祈求。
王以藏地传说作答：很早之前，我已经把故事的珍宝埋在你心里了。
2.“成功、失败或死亡”
“两年前我见到他，和二十年前我见到他时一模一样。他一点都没变。眼神、表情都没变。阿来就是阿来。”原《小说选刊》编辑关正文对我说。
他和阿来的邂逅，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事实是，他遇见阿来时，这个来自阿坝的文学青年已经身携隐隐的“王者之气”。阿来自我介绍说是一个小地方杂志《科幻世界》的主编，发行量有几十万份。当时《小说选刊》刚复刊，只发行两三万份。
回北京后，关正文过了段时间才找出《尘埃落定》打印稿来看。一看就上头，通宵未眠。早上，他迫不及待给阿来打电话，计划一字不改发表。阿来的回应淡淡的，似乎在意料之中。
“之前编辑要求修改，我说错别字可以改，其他的一字不改。”阿来说。他是作者，也是其他优秀文学作品的读者。他相信自己的小说，可以站在优秀文学作品之列。修改，反而把好处改坏。
最让关正文印象深刻的是出版社给阿来开研讨会那天。高朋满座，当时如日中天的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和戴锦华都在，对《尘埃落定》赞赏不已。关正文陪着阿来，坐在主位的一角。他心里激动，看阿来听得木木的，脸上没表情。
“大家都这么肯定，你怎么想？”关正文忍不住向主角发问。“难道不应该吗？”阿来答得笃定。之后不久，这本长篇处女作斩获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此后30年畅销不衰，一个文学天才横空出世。
另外一个细节是，《尘埃落定》大火后，英译者葛浩文一直在苦等阿来的第二部与第三部。阿来在美国访问时，还在葛浩文家住过。出版商为他的第一本书开出了15万美金的天价稿费，宁愿赔钱也要接着出。但阿来却没再写过土司、少爷和鸦片。
他只为内心写作，对作家热衷的“海外影响力”，并不怎么看重。他也一直独立在流行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方式之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同行们都抛弃了故事、开始转向内心小世界时，他已经是故事高手了。通过在藏区调查土司家族史，他写出了《尘埃落定》。他以为土司家族会找麻烦，但十八个土司家族，纷纷说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尘埃落定》中有两个人，只在他的故事里留下匆匆而模糊的背影，却让他牵挂。他把这两个人的命运重新探究了一番，写成了《月光下的银匠》和《行刑人尔依》。
后来，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转向了故事，他却回到抒情传统。删繁就简，故事只剩下写意画中一样虬劲的枝干，立于三秋。
从《灵魂之舞》到《云中记》，命运救赎一直都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阿巴是《云中记》的男一号。汶川地震发生五年之后，逐渐忘记村里味道的祭师阿巴带着两匹马，决意回去。活着的人由新生活来安慰，他要回去安慰那些死去的人。
地震发生时，阿来和麦家都在四川，抱着最单纯的心去帮忙。他没想过要写地震题材的小说，或“正面强攻”，写一群人的悲惨与另外一群人的勇敢。地震和战争不一样，战争有一个敌人。但地震中，我们原谅谁呢？大自然不需要我们原谅。在地震中表现勇敢的人，很多年之后却一直走不出，陷入抑郁甚至自杀。
十年来，莫扎特的《安魂曲》一遍遍在耳边回响。对死亡的庄严凝视与歌唱，让阿来看到了灵魂救赎的希望。为阿巴送别，为千千万万个亡魂送别，他找到的方式就是祈祷歌唱。他把这本书，献给了音乐家莫扎特。
说他是“天才”，或“被文学钦点”，都是浪漫化的可能性解释。但如果回看阿来的成长轨迹，当作家的确是所有命运中最不可能的一种。
闭上眼睛，那个脸庞黑黑、脸颊酡红的小男孩又回来了。脸上的泥污，更衬出他眼神清亮，仿佛从“希望工程”的宣传照片中走出。母亲藏族，父亲回族，二人养育了八个儿女，小男孩是老大。
他的爷爷曾在茶马古道贩茶，是当地大茶商。到他出生时，一切都天翻地覆，完全翻了个儿。他没有闻见一点财富的味道，只听到已经模糊的传说。
他半岁时，“文革”开始了。虽然离中心遥远，人们平日几乎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但闹起来一样凶，把流行手段都用上了。因为这段家事，父亲被批斗，全村人欺负起他们家，一点不心疼、不手软。
生活已经够艰难。没想到，最难面对的还是人心。少年阿来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他想离开，哪怕孤单单一个人流浪也好。
“文革”结束后，很多种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他可能会一辈子待在山里，放羊、种青稞。如果头脑灵活，长大后，他会收购蘑菇或虫草，做个山珍小贩，卖给外地来的商人。他也可能读书，坚持读下去，不早早辍学。砍柴一斤一分钱，一天砍五百斤能卖五块钱。攒够了学费，走一百二十里地上中学。毕业后好好干，跳出农门，抑或中年时当上乡干部、县干部。
但文学走进了他的生活。聂鲁达和惠特曼，用英雄主义与激情鼓舞了他，与他产生了奇妙的心灵共振。他开始写诗、写小说。对藏地历史传统透彻的研究，让他的写作有了依托。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与立足之地。
“我写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阿来说。曾经，他对它有一点恨。后来，他对它有一点爱。现在，他知道故乡其实从没有定型。在他是一头弱小的岩羊和一头强健的雪豹时，它的一草一木看起来完全两样。
从故乡出发，他庆幸自己走了文学这条路。“我庆幸自己听从了文学的召唤，并选择了一条最符合文学本质的路。”他说。已经61岁的他，仍频频带着帐篷，在故乡的山里游走、露营。
“一个文学家，和探险家一样，无非是三种结局：成功、失败或者死亡”。我问他是否担心尝试新题材会失败时，他冷静地说。
3.双语穿行
薄酒暖身，阿来更敞开了些。他没有拒绝那些不太愿意回顾的往事，也没有以“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带过。提及同时代的作家时，他点评直率。
和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认识不同，在阿来眼中，文学最重要的要素是文字。文字是基本功。文字不好的作家，如画家不谙色彩，怎么能在画布上绘出震撼人心的图画？
“打开一本书，如果文字不好，我翻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他有重度语言洁癖。
前几天，他听到一位同行演讲，说文字不重要，故事才重要。文字太讲究了，难以翻译，反而对海外传播不利。阿来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
藏语是母语，但阿来却说：“我的藏文书面语也不行，但口语从小就讲。我家乡这一带，四五十万人，与标准藏语最远。古羌语成分更多些。”在写作时，为了追求文字中的疏离感，阿来会在汉语与藏语口语之间穿行、对照。
他会把自己想写的用家乡话说一遍，用汉语翻译一遍。然后，把二者组合起来，符合中文表达规律，保留藏语口语中感性的、经验性的部分。
他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为汉语言文学寻找那些失落的诗意表达。“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阿来曾感叹。
彼时报纸下乡，从《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中，他知道了大山外面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图书馆被拆毁、扔出的旧书中，汉字对着他唱歌、跳舞，带着他走进了这个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伟大文学传统。
汉语中写恋爱的很多，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在他的家乡话里，说恋爱是“骨头里冒泡泡”。《尘埃落定》时，二少爷感到骨头里泡泡向外冒时，就爱上了眼前的女人。
他写一个高个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走来，先是戴着毡帽的头载沉载浮，接着是高耸的肩膀，“整个魁梧的身躯像魔鬼从地下升起，并迎面压迫过来。”这段文字，借口语中“高得吓人”带来的感受，精准实现了前后、上下的空间调度。
在藏语中，由于“万物有灵”的信仰，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间、物质名词和非物质名词之间没有当代汉语中的严格的区分。《格萨尔王》中，莲花生大师能把光取下一枝，在空中挥舞，能御光飞翔。
说唱人晋美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晚霞。晚霞千变万化，没有言语能够稳住它的身姿。他找不到辞藻。“是因为词太少吗？”有人问他。“我不知道，也许是词太多了。”
晋美说出了阿来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词太少，汉语表意的固化限制了作家的表达；另一方面，词太多，彻底了解汉语浩如烟海的传统十分艰难。
如果说词语的选取只是雕虫小技，而当代汉语对自然界的相对漠然，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的文学如《诗经》，有很多丰沛的植物与自然景观。后来，植物种类越来越少，几乎只剩下梅兰竹菊、荷花。植物被意象化了，没有被意象化的就慢慢从文字中消失了。”阿来想恢复文学中的自然传统。
自然不仅仅是他生活之地的雪山、草甸，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柏树、桦树和栎树，不仅仅是格桑花、金盏花和报春花。它不仅仅是故事场景，更是故事本身。
在《天火》中，阿来写了风和火对森林的进攻，和胖姑娘央金与外地来的蓝工装小伙子之间的情欲纠缠。从高处吹来的风挡住了火的方向，逼得风回溯，清空当时来不及摧毁的树干、苔藓和腐殖层。这时候，森林离真正的毁灭就不远了。
野兽奔逃，飞禽被火抛回巢穴，空余尖叫。火势将要烧到眼前、留给人一点喘息的当口，二人的故事才真正展开。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成全了一对半真半假的恋人。阿来的《天火》中，一场大火，试探了一对半真半假的野鸳鸯。蓝工装感到火势的威胁时，就吓得没了意绪。这部小说搭建了中国文学中极富视觉层次，却梦幻一样的火灾场景。
阿来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感觉复杂。叙事文学中“暗黑”的生命观与人际关系，动不动就杀人，人与人之间诡计多端，一切向下走，让他产生本能的距离感。藏族相信“万物有灵”，一草一木能寄魂，对生命本身更敬畏有加。
从《诗经》、乐府，到南北朝，再到唐宋，他毫不掩饰对古代文学中抒情传统的热爱。杜甫和苏东坡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岑参也算。
杜甫有一千四百首诗歌，他能背出一大半。
对苏东坡，阿来和汉族文人一样，敬仰他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他文学的光芒。“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有多少次，当他一个人带着帐篷，在山间露营、漫步时，这首诗是最好的注解。
“文学到了苏东坡，风气为之一变。他被贬谪到黄州的时间只有几年，但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就站住了、成全了。”
为了寻找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西北大漠留下的足迹，阿来去了甘肃、新疆。他随身带着岑参诗集，一下子被“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苍茫击中。
一首关于冬天的诗，从唐代穿空而来，和着酒，进入我们的讨论。
他背起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当时在安西节度使幕府中任职，他同事武判官要还乡。帐外大雪纷飞，帐内节度使摆酒相送。岑参即席赋诗，权做赠别留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最空寂的雪，却如春花灿烂。塞外天气恶劣，冷得顶尖高手无法控弓、无法穿上铠甲。当你出了这中军帐，不再有胡琴琵琶与羌笛。从辕门到轮台，大雪很快将覆盖马的行迹，覆盖这最后的别离。
背完了，讲完了。阿来还沉浸在诗的意境中。“我想来想去，古代诗人，真是镜头调度的高手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比导演还高明。当代导演很多都不懂镜头，切得碎碎的。”
4.与谁共醉？
访谈连续进行了将近一周。每次添酒回灯，进入新的话题。
我们说到写作越来越被推向边缘，他仍保持着一贯的淡定，不焦虑。“写作就是我干的活儿，我没觉得边缘化是个多大的事儿，有什么需要焦虑的。”
从去年10月开始准备，到访谈完成，这注定会因新冠病毒写入历史的一年结束。而这场疫情，已毫无悬念地延伸进2021年。
阿来在四川稻城点燃篝火，看着月亮从山间升起。新旧交替之夜，月正圆。
“如果，一桌酒摆好了，你可以随意邀请自己喜欢的作家，古今中外都行，你会邀请谁？”我问。
“苏轼、杜甫要来，岑参要来。聂鲁达·惠特曼要来。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一个。胡安·鲁尔福，还有福克纳。”阿来没什么犹豫，就把人点齐了。还要留个位置，给创造了《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
“您邀请的这些人，全都不在人世了。如果只请活着的呢？”我有些吃惊。
“活着的？”他哈哈笑了起来。“活着的都太熟了，凑不成一桌。”
山间寂静。人间寂静。
说唱人晋美，在阿来拿着《格萨尔王》的故事离开后，依然在流浪。
故事，怎么会没完没了，逼着说唱者不得安宁？
原刊于《北京日报》2021年2月2日（记者：王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