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8日，成都，阿来。（成都商报 陶轲/视觉中国）
阿来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却以小说《尘埃落定》名满天下。这部非凡的小说取材于藏民族中嘉绒部族的历史，对嘉绒藏族历史复杂曲折的阵痛与嬗变，藏族精神灵魂的丰富深邃、复杂多样，进行了深刻的、哲学的观照，展示了浓郁的藏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神秘。《尘埃落定》发表后，摘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桂冠。
初见阿来是在我供职的《当代》杂志编辑部。一天，来了一个汉子，沉静地抄着手，迈着平稳的步子，个子不高，头发浓密而乌黑，端正的脸膛儿饱满而红润。我马上认出他是阿来——《尘埃落定》的女编辑曾对我说过，阿来“脸上有高原的太阳”！
那天《当代》同仁借招待阿来为名起着哄要到南小街去吃涮羊肉，理由很充分——大家正忙着编发阿来的《尘埃落定》。席间，阿来略显陌生，话不多，吃肉少，喝酒多。杯觥交错几轮，我的年轻同仁便一个个东倒西歪。阿来沉静如水地看着满地空啤酒瓶，微笑道：“刚刚开始嘛。”那眼神如望着家乡古老的浮云和远山的白雪。
阿来自幼爱酒，有时半个月粒米不沾，只喝啤酒。他常从高原马尔康坐汽车沿险象环生的岷江走两天，毫无倦容地赶到成都，招来文朋酒友，边大口喝酒，边摆龙门阵——谈他走进高原的收获，讲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被人遗忘的故事，说他感兴趣的宗教，谈他考察地方的思考……阿来的血液里流淌着藏族汉子的热血豪情，这腔热血豪情支撑着他在文学之路踽踽独行，并成了他小说的筋骨。他说书与酒是他生命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给他智慧，酒赋予他灵感、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万丈豪情。
与阿来熟稔的女编辑曾随北京各文学期刊的编辑受邀去甘孜海螺沟参加笔会。笔会快结束时，当地作家和京城的编辑们都忙起来，阿来也忙，不过是忙碌着帮作协筹办晚会，不像别人对编辑死缠硬磨推销自己的作品。还是我社的编辑出于礼貌，问他是否有新作，阿来很坦诚地告之：有部长篇，不过是多家出版社的退稿。编辑将书稿拿回出版社，于是便有了《尘埃落定》的横空出世。
《尘埃落定》，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小说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鲜明地呈现了藏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质，在对土司历史传奇生活的冷静超然的叙述中将哲学意识融会其间，如陶渊明东篱采菊的悠然，又似佛教禅宗的拈花一笑，羚羊挂角，诗意超然。
多年后我编了一本《阿坝阿来》。2004年夏，我与阿来坐在北京紫竹桥东万寿寺河畔的小酒馆里，阿来饮酒，我喝茶，透过窗看河畔依依杨柳，悠闲自在地聊天。话题扯到《尘埃落定》，我告诉他，首读此小说时，我正在读美国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互文阅读的结果是发现两者都叙述社会转型时对故乡世界的乡愁和缅怀，又都用了“傻子”来讲“非常态世界”的驳杂故事。同时，两个故事里的世界都渗透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并以貌似愚笨却是客观形式来呈现复杂纷繁的外部世界。不可讳言，阿来受到福克纳的深刻影响。阿来听罢，说：“对我影响很大的是美国文学……代表当然是福克纳。”
借鉴和模仿完全不是一回事。《喧哗与骚动》中的主人公班吉，作为叙述者，只有直白的记录，其叙述成为展现他个性的舞台，没有个人情感的主观判断；而《尘埃落定》主人公二少爷的叙述，像梦呓，以“傻”作为自我保护，在权力斗争中找到生存空间，以大智若愚牢牢把控故事情节的发展。福克纳的小说充满爱恨交织的张力，游走于对过去的批判和眷恋，并寻找解决之道；而阿来始终以局外人示人，对传统的逝去只透出淡淡的无奈与忧伤，笔调细腻深沉地对逝去之物进行追思，对昔日之人表达缅怀，通过二少爷的眼睛超然于物外来看待世界的纷争。我说：“阿来，你借鉴前辈是为了超越前辈。”阿来突然放下酒杯，断然反驳我：“我的作品不能让人了解藏族，只能了解阿来！”窗外的夕阳给浓郁的杨柳涂上一抹热辣辣的金晖，阿来的脸红润而有些忧郁。
其实阿来在写《尘埃落定》之前，早就创作了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智者，如同新疆维吾尔族人所熟知的阿凡提。阿来除了看中阿古顿巴的智慧，更关注他以笨拙而显示智慧的一面——他总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把戏战胜头人，后来成为《尘埃落定》中二少爷的雏形。我的借鉴之说并不成立——古老的阿古顿巴的传说早在《喧哗与骚动》诞生之前就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藏族农民的儿子阿来在一座相当汉化、却被原始乡土包围的小镇成长，似乎得到超民族、超地域的某种精神。故乡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岁月，已经渐行渐远。文学找到了他。
阿来常常一个人背着酒，徒步从阿坝走向远方，有时会与诗友在空阔长满鲜花的草原上，铺上毯子，摆上酒，一边大快朵颐地吃肉喝酒，一边高谈阔论谈文学，举杯对天，长吟短叹。一片云彩飞来洒下雨，他们赶紧收拾东西，跑到有蓝天白云的草场。阿来的诗、小说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诞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说，从一种社会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两种语言下呈现不同的灵魂，《尘埃落定》写的便是一个原乡人寻找真正精神故乡的一种尝试。
一次阿来应邀到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演讲。他抄着手从容走上讲台，很轻松地对台下观众憨厚地笑了笑，然后口若悬河、信马由缰地开始演讲。令台下各国作家惊异的是，这位中国藏族小伙对世界文学竟如此熟悉，那些经典作品信手拈来，且评价极具眼光。他说：“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正是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近年，阿来又创作了多本长篇小说。《机村史诗》以挽歌的笔致，写现代文明进程中消失的机村神性风景。阿来对往昔生活家园的回忆是充满悲痛和敬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悲歌，也是史诗。《云中记》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图景，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幽暗和光辉。
原刊于《北京日报》2020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