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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期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之前，马慧娟已经是一名“传奇人物”了。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池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喜欢读书，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初中就辍学了，很多年都无书可读。马慧娟一直过着“一眼可以望到头的，和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2008年，她用打工积攒的钱买了第一部手机，白天田间劳作、操持家务，晚上以“溪风”为网名将自己的感悟写成文字发表在QQ空间，每天写一篇。玉池村的村民、打工的回族女人，剪羊毛、盖房、相亲，流浪狗、红寺堡的风、雪……都是她写作的对象。那时，她只是想给生活留下点念想，等以后老了，可以看看从前的生活。后来在网友们的鼓励下，她的文字慢慢地从几十字的“说说”发展成几百字、几千字的随笔和散文，每一个字都是她在手机上摁出来的。迄今为止，她摁坏了将近10部手机，手机屏幕上打字的区域，全是被手指磨损的斑驳痕迹。
在农村，一个女人一天到晚低头看手机，闲言碎语很多，丈夫老咸的意见一度也很大。有一段时间因为流量费太高，她一度停止了写作。直到2014年底，QQ好友祁国平帮助她投稿，在《黄河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编辑部寄了930元稿费，才得到丈夫和村民的认可。自此之后，马慧娟才敢“明目张胆”地在手机上自由写作。她说，当发现自己写在QQ空间里的文字可以赚取稿费的时候，那种意外惊喜和通过打工挣钱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她对文学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自己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当初愿意去写，只是想到自己死了以后，什么都留不下，就觉得“挺可怕的”。
2016年是她命运发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她参加了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栏目，同年底经宁夏作协推荐，她又到鲁迅文学院接受了为期40天的培训学习。
“我从来没出过远门，看着远去的鸟儿，无比艳羡它们的自由，也把去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寄托给鸟儿，让它们替我看看。”2016年7月，她身着民族服饰，以“农民作家”的身份登上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第三季真人秀中，用朴实的语言向全国观众讲述自己用手机追逐文学梦的故事。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台上，她讲述着自己憧憬的生活：“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是早晨起来，不是忙着奔向牛圈喂牛，不是急着烟熏火燎地做饭，不是拿着两个馒头去打工，更不是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而是一杯茶，一间优雅的书房，一排书柜，上面有我喜欢的书，随手拿一本，开始一个美好的早晨。”马慧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很多人对西北农村妇女的看法，也让更多人看到西北地区美好的一面。
随着媒体不断报道，马慧娟开始不断被推向生活的前台，从黄土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以农民作家的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她的散文、随笔作品迄今已有20多万字，散文组章《我们苦中作乐的生活》在《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被媒体称作“拇指作家”。
与马慧娟在QQ空间开始写作相类似，达斡尔族的鄂阿娜则是从博客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由于生活上遭受了一次重大变故，她开始迷恋上写日记。1999年的秋天，怀揣着对文学的向往，她独自来到北京闯荡。期间曾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新员工培训大会上，她说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全场百十来人听到后开始哄堂大笑。周围的亲友都认为鄂阿娜活得太理想化，不务实。每天上班经过鲁迅文学院，她都会望向鲁迅文学院的大门，强烈的向往与渴望涌上心头。晚上9点下班后，她都会逼迫自己写一篇3000-4000字的博客文章，雷打不动。慢慢地，她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爱看自己写的文字，甚至通过博客结交了很多朋友。直到有一天，一位内蒙古大学的老师无意中看到她在中国达斡尔族网上发表的散文《莫力达瓦的原野》《看云朵的日子》后，推荐她去考内蒙古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她才开始接触专业文学教育。
录取通知书到手后，她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忧的是学费怎么办？生活费从哪里来？幸亏三年学费是全免的，每个月内蒙古自治区还给450元补助，解决了吃住的燃眉之急。她变卖了北京的全部家当，带着4只流浪猫踏上了呼市之程。再后来，她的散文《看云朵的日子》被《散文选刊》转载，又被选入了浙江省某县的高考语文模拟试卷题，这些都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不仅让她的文学道路更加清晰，也慢慢帮助她解开生活中的“心结”。
看着鄂阿娜孑然一人带着孩子租房生活，周围人都不免心生恻隐之心，但她自己每天过得很开心。她觉得，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地方发表，甚至可以赚取稿费、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其他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班上，汇聚了56位和马慧娟、鄂阿娜一样热爱文学的写作者。他们既平凡又特殊，平凡的是他们中间绝大部分都没有光鲜的学历、显赫的背景，只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老师、警察、农民、厨师……特殊的是，他们来自全国56个民族，很多都住在祖国边陲；更重要的是，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热爱将他们系在一起的纽带——文学。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由56个民族作家组成的高研班，各民族作家在共同学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中增进了解和友谊，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国作协党组的支持下，鲁院历史上的首个56 个民族作家高研班终于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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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流浪狗睡过一个天空。”这是藏族作家智化加措对自己早年生活的总结。9岁的他被家里送到甘肃沙冒寺作僧人，一直到15岁，都在寺庙里诵经拜佛。父亲去世后，他离开家乡去了拉不楞寺，后来又到了塔尔寺，一直流浪在外，有时甚至要在荒野中过夜。这段经历滋养了他后来的创作，很多灵感都写在了2019年出版的诗集《光的纽扣》中。佛经固然枯燥，但却是智化加措最早最重要的文学启蒙。在寺庙中，他读了《诗镜论》等诗学著作，以及宗教神话、传说等等，这些都让他对文学逐渐产生兴趣，并有了写诗的冲动。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创作一些民间文学体的诗并发表在报纸上。
2007年，他决定还俗，藏区的人称还俗的僧人“一生拥有两条生命”，他想要放弃文学，重新开启一段新的人生。还俗后，他做过夜校老师、厨师，还曾出演过一部讲述拉萨青年的纪录片。就在要放弃的时候，他恰巧获得了甘肃省某文学刊物的文学奖，这份意外之喜给了他继续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和鼓舞。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汉语，并翻译过北岛、舒婷、芒克等很多中国当代名家的作品，尝试将脑子里形成的藏文诗歌翻译成汉语。西藏作协副主席次仁罗布曾在他的诗集《光的纽扣》序言中说：“沙冒智化（智化加措）走到这一步真不易，汉语是他通过阅读作品提升的，同时也在用藏语描绘着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学会汉字后，他常觉得自己的汉文诗歌不及藏文诗歌的一半，为此一直暗暗努力。有时候他也会想，如果有一天自己对汉语越来越熟悉，那是否意味着自己诗歌所拥有的“陌生化”特质会被抹杀掉？
智化加措说自己有两面性，一冷一热，在班里，他是调节气氛的“开心果”，回到创作中则沉静内敛。在这次学习中，他收获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以及诗歌如何从固定化、模式化走向陌生化表达。他说，自己的智慧消化不了太多东西，会在学习上有所取舍，自动过滤掉自己创作中不需要的东西。文学可以带他在精神世界中遨游，是他内心的执念，他不允许任何方面的亵渎。
无论是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还是年龄、创作实力，同学之间有着很大差异，年龄跨度甚至达到40岁，一起学习、生活难免会起一些争执和摩擦，如何凝聚人心，让大家安心度过四个月的学习生活是班级党支部书记、土家族作家刘少一除了创作之外需要操心的事。在他眼里，这个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能歌善舞，很有集体荣誉感，虽然偶尔会有小摩擦，但遇到事情就会拧成一股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鲁37的同学与老师们在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主办的庆祝活动上联袂演出，仅用两天时间就排练出荣获特等奖的节目。班里的门巴族作家多布杰突发急病，鲁院的领导和老师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很多同学捐款出力，班委还自愿接受排班，照顾多布杰。这些点滴都在不断汇聚力量，将原本来自祖国大江南北、互不相识的同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带给对方“意外之喜”的例子也不少。因为同是本命年，纳西族黄立康送给智化加措一双红袜子，并叮嘱他一定要穿上，能祛除霉运。藏族文化中并没有这个传统，这让智化加措感到很暖心，也带给他一个小小的文化冲击。智化加措说，这是一双有生命色的袜子。
对于很多同学而言，这次高研班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不仅扩展了自身的认知水平，而且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刘少一作为这个班的“高龄”学生，如今在湖南省石门县公安局负责宣传工作，获得过很多届金鼎新闻奖，生活经历丰富。正因为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市井之人，经历了很多光怪陆离的事，他决定将身边的故事写出来。
在创作初期，他有很多顾虑。自己在写作上既没有年龄优势，也没有学历优势，又成长在偏远的贫困小县城，远离文化中心，完全凭感觉“盲创、瞎创”，能不能创作出好作品是未知数。2012年国庆，少一利用假期一下写了三篇中篇小说，没想到在《当代》上发表了。这带给他很大的鼓舞。这8年来，他取得过很多不错的成绩，获过一些奖项，但是也产生了很多创作上的困惑，没有了方向感。他希望找到一个突破瓶颈的方式，比如专家的建议、文学理论的弥补等等。虽然此前参加过一些鲁院培训，少一依然觉得有些不满足，只算“圆了半个梦”。如今，梦终于完整了。
去年12月底，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了少一的中短篇小说集《绝招》研讨会，很多专家称他的作品是“有根的写作”，接地气、有味道，是从生活土壤里长出来的。这次研讨对他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更是一次鼓舞，也让他看到许多不足，解开了多年创作中的一些困惑犹疑，也坚定了未来文学的方向和道路。
和少一一样，马慧娟最大的收获是扩大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解决了一些创作上的困惑。以前，马慧娟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剧、不听歌，认为写作就是写作，那些都是业余的消遣，浪费时间。在鲁院学习的几个月，她看了一些好电影，如黑泽明的《乱》，有种恍然大悟、触类旁通的感觉，明白了艺术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启迪。
如今，她从自己个人经历的“窠臼”中跳出来，开始关注自己所在的民族发展、妇女发展，创作更多具有普遍性的作品。2018年两会结束后她回到村里，依托村里的农家书屋发起并成立了“泥土书香读书社”，已存近万册图书。她希望村里人尤其是妇女，有空都来读书，通过书籍了解外面的世界。接下来，她还准备创作一部跟女性有关的长篇小说，通过自己的文字唤醒更多女性的梦想，明白女人在为家庭辛勤付出之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这四个月的学习生涯对鄂阿娜而言就是“人生达到了巅峰”，人生变得非常的“开”。她用角度来形容自己的心态，“有些人是90度，有些人是110度，那我就是180度，开到极限不能再打开的感觉”。在她心目中，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像“催化剂”，既可以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为彼此加油打气，共同渡过难关。“文学”二字在鄂阿娜的心中特别神圣，即便平时干再脏再重的活也不怕累，但让自己写昧良心的文字，那不可能。“以前是无意识地避开刻意矫情的文字，现在则是明白了文学是什么，开始有意追求更高的境界。文学是持续一辈子的事情，我不着急，慢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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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养育他们的一方热土，也是不断给予灵感的源泉。学员们始终心系家乡的变化，在历经成长、增添人生阅历之后，转身回溯生长的土地，对自己的故土、民族有了更加准确、深刻的体悟。虽然他们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份子，却依然选择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连，身体力行为自己的民族出一份力。
李俊玲所在的布朗族聚居地，2005年之前一直需要人背马驮来运输货物，人口只有11万人，属于云南人口特少民族。她说自己以前是“野草性写作”，直到参加一次省内少数民族作家培训后，才真正意识到写作是怎么回事，写作也逐渐从抒发一己情绪转向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人群。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布朗族人的生活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需要重新适应。布朗族传统观念认为火塘是家的象征，“火塘亡，人也亡”，如今家家都有电器，不再需要烧火取暖，族里的老人们变得失落和无所适从，这些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冲突与交融值得作家去书写。此外，她也想为这个民族留下些“只言片语”，让世界了解布朗族的文化、历史、生存的现状，发展中产生的困扰，以及脚下生长出来的新鲜事物。
她在散文《故土之上》中记述了在乡居旧景消逝、故土习俗式微的背景下，一个山村的三代人满怀“后进民族对于知识的渴盼、对于文明的向往”，步步前行而又步步回头的心路历程。李俊玲说，少数民族注定要汇入现代社会，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双刃剑。在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要面对民族传统文明的失落，既要与时代接轨，又要保留民族特色。如何把民族的民俗、文化植根于新的土地，就像把一棵树连根拔起，栽在新的土壤里，这是她如今思考的问题。“我尊重自身的感官和触觉，对如何用汉字书写布朗族这支存在于滇西的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掂量。这支民族的生命与信仰、神话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等等值得更深层的叩问，也将我引入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希望这样的改变能拓宽写作空间，让我的笔触更有质感。时代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腴，也是精神的多元，更重要的是不能丢弃民族文化的根须。”
“90后”景颇族小伙梅何勒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圆圆的脸笑起来一脸的憨厚，是班级里少有的“90后”之一。大学毕业两年，他跑到缅甸去做社会救助，同时也开启了个人的文学创作。他将自己误打误撞进入文坛称为“开窍”，很多人对他突然开始写作感觉很不可思议。通过写作，他想影响、改变家乡更多的年轻人。过去家乡里一夜暴富的毒枭、夜店老板为当地青年树立了很不好的榜样，文化变得很弱势，如今，他不想让年轻人再颓废下去，希望通过在社区踏踏实实做事，安安静静读几本书，多写一些东西，改变当地的风气，让当地人知道读书的好处，耕读传家。
为此，他选择回到村寨种地，积极在村委会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做民政工作很辛苦，一个村委会下面有六七千人，他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工作零碎又单调。然而，他却始终乐在其中，因为他把这些村民都当作自己的家人，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族人办事。他觉得，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人士，应该回到自己的聚居地，多参与自己家乡的基层建设。“我左右不了宇宙飞船去太阳还是月亮，但可以改变村子的生活。我们可以疏通好村头水沟的堵塞，打扫垃圾、调停各家的家庭矛盾，劝小孩读书等，我只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每天耳濡目染的事物成为他笔下最好的素材。他喜欢写诗，以及历史题材的小说、寓言等等。在京期间，他作为“90后”应邀成为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青年作家代表。在发言中，他谈到书写本民族题材和故事的重要性，担忧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消失，“如果没有国家大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语言可能消失得更快。这种情况下，用本民族语言书写本民族故事，对保留民族语言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枣红色鬈发、高鼻深目、皮肤白皙，来自塔塔尔族的再屯娜·卡里穆瓦爱笑，嘴角总是向上的弧度。她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是班级的文艺骨干，大家都亲昵地称她为“大班花”、“大美女”。文学本不是她最擅长的事情，作为塔城地区塔塔尔族文化协会的会长，也是新疆塔城地区塔塔尔族糕点的代表性传承人，她更多的是从事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
由于塔塔尔族只有3000多人，属于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族内年轻人普遍对民族文化不感兴趣、不关心，这些都让她对塔塔尔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巨大的危机感。她到新疆各州进行文化宣传活动，为此又学习了塔塔尔族民歌、民间舞蹈、手风琴。此外，她写作了关于非遗方面的书籍，在学习期间，她完成了一篇5万字的塔塔尔族美食记忆，准备回家出一本书。如今，她最忧虑的是塔塔尔族人口太少，同时会汉语和塔塔尔族语的人才很缺乏，希望多一些政策扶持，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些文化保护工作。
面对民族古老文明受到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鄂阿娜同样有种无力感。她说，自己这辈子只写与达斡尔族有关的题材，她的第一部作品《以父之名》讲述了达斡尔族的家国情怀、母族文化，第二部则与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相关。创作中，她会关注被别人忽视的角落，并希望通过文字吸引更多读者自愿关注母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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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联欢会结束后，很多人要与班主任李蔚超合影留念。鄂阿娜记得很清楚，合影后李蔚超突然说，拥抱下吧。两人眼圈通红，勉强噙住热泪，她们知道，这一哭可就收不住了。
李蔚超对这个班级最大感触是“心生敬意”。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未离开过故乡，有些则在短期求学后又重新回到故乡参与建设。当看到他们无视生活的苦楚，依然视文学为毕生的追求，愿意付出全部努力追求创作上的进步、绝不放弃的时候，她心中更多的是肃然起敬。
学习结束后，他们有很多计划，有些人选择继续关注家乡、关注身边特殊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有些打算将这段珍贵的经历书写下来，作为赠予自己的人生礼物。
回到家乡后，梅何勒勐为寨子里景颇族的留守儿童征集书籍，鲁院的老师们也向寨子里捐了几百本书，让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看到外面的世界。阿勐说，孩子们看到书像饿狼一样抢走了。
对于傣族作家岩温宰香来说，在北京的学习还远远没有结束。2018年，他到北师大读在职博士，主攻民俗学，如今继续在北京深造。作为班级中学历最高的人，他希望有一天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派上用场，研究、挖掘、拯救更多传统文化免于濒危。
佤族作家张伟锋说，作品要充盈着爱，他希望创作者们都能有爱的能力。“爱”也是很多被采访者经常提及的词，文学带给了他们生活中的温暖与希望，他们也想让自己的作品向读者传递“爱人”的信念，给世间以善意。他们对文学没有功利心，创作更多的是寻求内心的充实和满足，或者说，他们更愿意将文学视作一种梦，一种光晕般圣洁的东西。
学习结束之后，鄂阿娜回去准备写一篇关于鲁院506房间的小说。在她脑海中，这些住在506房间里的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男有女，大家既是“同床之缘”，又都是写作者，这种感觉很奇妙。冬至那天，她辗转联系这个房间以前的主人们并建了一个微信群，准备以他们在鲁院的生活为素材写成一部小说，名字就叫作“506房间的故事”。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