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乳大地》是一部反映西藏东部地区多元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跨度百年时间的长篇小说，在作者沉淀多年的笔力下，澜沧江边这个神奇峡谷的百年历史紧张而又舒展地呈现出来，组成了一幅 “ 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合的瑰丽画卷。 ”( 陈晓明语 ) 这部作品倾注了作家 范稳五年的思考和心血，他在藏区跑了十万多公里的路，除了阿里地区还没有去过外，西藏的其它地区都跑遍了，五年来范稳共阅读了约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书籍，涉猎范围包括历史、社会、宗教以及人文，作家阿来给本书撰写的推荐辞说：按照眼下许多人注水写作的标准，这样一部作品所运用的材料和故事，可以撑成三部。有与会者提出，这种写作姿态，在当今很有提倡的必要。
作者范稳答记者问
一、关于创作经历
我在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城长大， 1962 年生； 1985 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宣传部， 1990 年调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现任《边疆文学》副主编。
当年之所以要到另外一个省和与所学专业不搭界的部门工作，是为了不想当老师。我在大学时就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学校时虽然也写些东西，但都没有发表过。毕业后我想到一个可以开阔视野、磨练意志、天空广阔的环境里去长见识。那个时代有一本书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即美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大师欧文 • 斯通写梵 • 高的《渴望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知青经历，磨难不多的初学写作者来说，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充满激情的生活，我甚至幻想过到西藏去创业，但是没有成行，却跑到云南去了，因为那里既不缺乏色彩，也不缺乏激情。
毕业后仍念念不忘要当一名作家，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虽然从 1986 起就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而且起点不低，第一个短篇在《天津文学》发表，第一个中篇也发表于上海的《电视 • 电影 • 文学》，曾引起过一定程度的反响，大量的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那时的作品以写大学生生活为主，因此较受社会关注。后来 ( 几年以后 ) 又开始写慢慢熟悉起来的地质生活，因为我自毕业以后曾到野外地质大队去锻炼实习 ( 那时兴这个 ) 了一年半才回到机关。再后来写城市生活，曾热衷于新写实主义的手法，代表作是发表于《十月》的中篇《男人辛苦》、《海边走走、海边看看》、《到处乱跑》等。也写过较为先锋的作品，如发表于《大家》的《虚拟现实》、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恍兮惚兮》等中篇。总之，那时中国文坛流行什么，我们作为边缘地带的青年作家就跟风什么，不是没有自我，没有勇气独树一帜，而是由于受视野、学识、经历、地域、文化边缘、以及文学姿态等方面的影响吧。所以，虽然写了很多年了，但始终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徘徊，既没有多大的突破，也无法提高自己。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文化优势，或者说看到了，但没有形象生动地、恰如其分地将之展示出来。
现实题材的作品我发现自己越写越失望，越写越萎靡。一些小感觉，小波折，小悲喜剧，当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了 —— 甚至要不了一年，就会感到那不过是一些重复的情感和杯水风波，以及累赘罗嗦的话语在堆积罢了。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当下的生活，差不多也就是那些套路，日子过得很平和，情感历程人人大体相似，爱与不爱，幸福与不幸福，等等，没有那种波澜壮阔、大悲大喜、超出你想像力的东西。一个省有两三个作家去折腾这些东西，我以为也就差不多了，所有的作家都去扑这些顺手拈来的题材，那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
《水乳大地》远不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早在 1993 年前后，《十月》就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日言情》。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以历史题材居多，如《清官海瑞》，这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长篇，为写它我通读了一遍明史，写得相当认真，绞尽脑汁想把一个古人写活，只可惜当年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在写《水乳大地》之前，我还写了两部关于西藏的书《苍茫古道 —— 挥不去的历史背影》、《藏东探险手记》。文化类方面的书还有《人类的双面书架 —— 高黎贡山解读》等。这些作品虽然都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前期准备和积累吧。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什么都是一步步挣出来的。
二、谈谈此书的创作经历，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1999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一次七位作家 ( 扎西达娃、阿来、江浩、曾哲、彭见明、龙东和我 ) 走西藏的大型文化活动，我们各自走一条进西藏的路线，沿途作文化考察和采访。我走的是滇藏线，虽然那不是我的第一次进藏，但那次活动彻底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我发现了教我如何写作的大课堂 ——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它悠久传奇的历史。
自此以后，我便开始用一个作家的眼光来审视一些我们平常在都市的世俗生活从未见识过或者很少思索过的命题 —— 民族和他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自然，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与人性的关系，与人的命运的关系。我发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座富矿。但是你得先认识它、学习它，然后知道如何去开采它，你还得掌握挖掘这座宝藏的技术。
当然，在一个与你的文化背景迥异的地方想学到东西，你必须具备以下起码的素质：勇气，爱心，谦逊，虔诚，坚韧，刻苦。《水乳大地》花费了我整整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前两年几乎都在跑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在城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心里就不舒服，就渴望着在藏区新的一次旅程。《水乳大地》的生活原型位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民族自治乡，它是西藏唯一的纳西民族自治乡，又有西藏唯一的天主教村庄，这里的许多人和事几乎可以不经多少艺术加工，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来。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利用剧中人物的话说得那样， “ 天地之间的事情比你苦思冥想的还要多。 ”
你在书房里绝对想像不出一个藏族人如何走进天主教的教堂，如何用唱山歌的嗓子吟唱赞美诗；也想像不出澜沧江边的盐民们怎么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晒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你更想像不出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如何在这片狭窄的峡谷里从血与火的争斗，到水与大地般的交融与宁静。顺便说一句，一些评论家在看完《水乳大地》后，认为这只是我的一种理想，是我某种“拔高”，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那边的生活现实。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峡谷中，民族、宗教，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与信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祥和，在今天的阳光下，已经显得平静、自然、和谐。没有谁去诋毁别人的宗教，也没有谁愿意为宗教而战。在每个多种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多种宗教相互交织的村庄里，我看到的是村民们相互间的宽容与尊重。我以为，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智慧，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启示录，尽管他们为此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曾经数次穿越澜沧江大峡谷，进出盐井。作为一个汉族人，作为一个没有信仰背景的人，你必须去体验体验人家的生活方式，人家的文化背景。我经常一人在藏区的村庄里一呆就是十天半月的，除了在火塘边倾听藏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外，还感受到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有一次我被泥石流阻挡在峡谷里出不来，最后跟随一队马帮翻越了无数的还在流淌的泥石流堆，冒险逃了出来。2001年我独自一人到盐井的教堂生活了一段时间，和教堂的神父、修女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在教堂里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赢得她们的信任和帮助，参加教民们每日早晚的弥撒，体验一个有信仰的普通藏民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情感。对于藏传佛教徒，我随他们一同去神山朝圣，在漫长的朝圣路上捕捉他们对雪山的感情，他们对待自然与神灵的精神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的书本都不能教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作家绝对凭空想像不出来的。“在现场”的感觉和“想像”现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坚持这样的文学立场：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行走是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和不可遏制的颓废萎靡，学习是一个汉族人在多民族地区深入生活时必须采取的姿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藏区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尤其是像藏族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宗教文化的民族地区，当你走在它广袤的大地上时，你就像走进了一间巨大的课堂。因为无论是面对高耸的雪山、深切的峡谷、广阔的草原、苍茫的森林；还是置身于古老的寺庙、古朴的村庄、歌舞的海洋、神秘的教堂，你都会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没有文化。
于是只剩下一个选择：虚心地向藏民族文化学习。过去我认为一个汉族作家是无法写民族地区的小说的，写点小散文、游记之类的玩意儿还可以。因为你骨子流淌的不是人家的血脉，你没有人家的民族文化背景。可是多次地在藏区流连忘返以后，我发现，文化背景的东西是可以学习、感悟的。就像我在作品中借一个人物的话说的那样：“你得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眼前的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我们国家有丰富的藏学研究成果可以运用，有那样多优秀的藏族作家写出的作品可以借鉴，一个汉族人完全可以写出很地道的藏地小说。这不仅仅是在接受一种挑战，而是在学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年来我喜欢在藏区走村串户的感觉，我喜欢骑马漫游在滇藏茶马古道、高山峡谷中的浪漫情调，我甚至喜欢睡睡袋、在藏族人的火塘边一夜宿醉到天亮的感受。我总是渴望去远方寻找新的刺激与灵感，我渴望和有信仰的人找到共同的归宿。
这几年粗略估计为写这部书我大约在藏区跑了十万多公里的路，除了阿里地区还没有去过外，西藏的其他地区都跑遍了，尤其是藏东一带。我的旅行方式从乘飞机、火车、汽车到骑马、走路；我在藏区拍了近万张图片，记录下我在藏区看到的一切民风民俗和有文化特色的东西；我还阅读了约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包括两个民族(藏族、纳西族)的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书，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文化的书，以及外国来华传教士的史料和有关书籍。
我现在仍然认为，以四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就像上了一次大学一样，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人的一生中有些阶段是命运的重要转折期，上大学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人生转折点，而静下心来向一个民族学习，则是一个作家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折，至少对我是这样的。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选定了一个专业。我认为我一生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了解得比较多一些，尽量专业一些，已相当于修了第二个学位。这样的想法让我充满了干劲。
每个到过云南的文化人，都感叹云南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资源，可惜这个资源多年来却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最近五六年我才明白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的优势就在于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追逐文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学潮流。
《尘埃落定》是我所看到的新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水乳大地》虽然也是反映藏区题材的小说，但和《尘埃落定》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的地方。《尘埃落定》是“一则政治寓言”(阿来语)，《水乳大地》则讲述的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我以为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阿来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又具有深厚的藏民族文化背景，因此他能在《尘埃落定》里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诠释得举重若轻，空灵飘逸，我相信这是令许多中国作家羡慕不已的。汉族作家在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时，要么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隔靴骚痒，仅仅是满足于民风民俗的简单展示；要么被陌生的异域文化所压垮，作品里铺排出来的民族特色令我们感到沉重而枯燥，而不是新颖又绚丽。阿来的《尘埃落定》可以说给所有有志于写民族题材作品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
我想大家将《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相比较，一是因为它们都是写西藏题材的书，二是由于两本书个故事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看看现在的作品，有多少不是在重复某一种类型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呢？它们都超不出一个稍微有阅历的人的想象。第三，我想《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人们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新视角——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信仰在那片土地的形态和重要地位。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为土司封建制度唱一曲优美动人的挽歌的话，《水乳大地》则是描绘了汉藏接合部丰富多元、姿态各异的民族文化形态。此外，在时间跨度、语言风格、表现内容、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多方面，两者都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
四、关于《水乳大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在创作《水乳大地》前，我的确把《百年孤独》重新翻出来读了无数遍。如此说是因为我总把它放在枕头边，每天睡觉前随翻随读，里面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关系从不会搞混。读这样的经典著作就像听一曲交响乐，你可以从任何一个乐章开始听起。许多到过云南的文化人，在看过云南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后都说，云南民族地区的某些文化现象就像拉丁美洲的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哥伦布式的发现，而是我们云南的作家在看了《百年孤独》后都早已有过的遇到知音一样的感慨。可惜的是，我们有“孤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叙述，或者说，你叙述了，但是叙述得不好听。
多年来我始终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听众？为什么自己的声音永远是“孤独”的？T•S•艾略特曾经说：“一个人突然被赋予他先前从未履行过的职责，问题不是他配不配被挑出来，而是他能不能履行你们赋予他的这种职责。”能不能勇敢地承担某种职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承担起一种孤独，就像承担起一份责任，一份文学的责任。大师们已经打出了一杆魔幻现实主义辉煌灿烂的大旗了，告诉了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读苦难与孤独，人类进步的历史与文明。那么，反观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经历的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去诠释它，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呢？
不可否认，《百年孤独》是许多中国作家的经典，但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温床？它似乎不可能产生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与西藏接壤的滇西北，不仅居住着白族、纳西、傈僳、普米、怒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从青藏高原迁徙下来的藏族人。云南藏区虽然在地域划分上不属于西藏，但是他们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都和西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处于多民族杂居地带的藏族人，还有与拉萨地区(西藏的心脏地带)有不一样的风俗。云南的许多民族都有多神崇拜的历史，在那里神奇的传说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真实历史，而且，它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这块难以生长万物、却极易生长神灵的土地上，当一个藏族人向你描述村庄边的某条山谷是神灵与魔鬼曾经的战场时，当你被告知眼前的雪山是某个神灵的化身时，当你看到那些匍匐在神山前的身影时，你会发现，你过去通过书本知识和唯物主义教育所接受的有关真实的训练，在这里不管用了。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而是你无法分清别人眼里的真实与传说。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化，你就得承认人家眼中的真实。一个藏传佛教徒眼中的雪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的山，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神灵，他骑白马着白袍，他可以有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既是神性化的，也是人性化的。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心里都是真实的，都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如果说我们要向民族文化学习，如果说我们要尊重一个民族的情感，那么，首先，我们得接受这种真实。
至少，在文学上，这种神界的真实是存在的。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传统，《西游记》、《聊斋志异》难道不都是我们认同了的某种“真实”？即便到了今天，哈利•波特都可以骑着扫帚在半空中飞，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认同一个苯教法师骑羊皮鼓翱翔在西藏的天空中了。况且，这还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源自于西藏的宗教故事和民间文化。
藏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想像力腾飞的基地——至少我这个“西藏迷”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随意地飞起来一样，我的想象力也终于找到了任意飞翔的空间。许多评论家将《水乳大地》视为一部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我认为它肯定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为此我深感荣幸。
但是，我更愿意说它是一部“神灵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西藏的现实并不是魔幻的，而是受神灵控制的。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世界，以及身边的环境，都被神灵的意志所占据。从天空到大地，从神山、圣湖、圣城、到经幡、玛尼堆、寺庙、喇嘛等等，神灵的身影无处不在。而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在神灵的关照之下，从生到死，从今生到来世，他的现实生活就是一种与神相伴始终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沉重，也不压抑，只要你有足够的虔诚，你就会活得飘逸、单纯、轻松、真实。即便神灵的身影在雪山上飘飘幻幻，在一个藏族人眼里那绝不是幻觉，而是一种真实。
因此我总认为，我所写的是一种受神的意志关照下的现实，是藏传佛教浸淫了一千多年的土地上的现实。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过的种种神话与传说，历史与现实，用魔幻来解释它似嫌不甚准确和充分。
实际上我们从扎西达娃和阿来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神灵现实主义”的风格。扎西达娃写人的来世的模样，写修行的喇嘛死而复生，阿来写巫师控制天上的冰雹，这些都只有在西藏的土地上，或者说西藏的题材中才可能找到存在的理由。而一旦用在汉族地区的人和故事身上，你试试看，有多少人相信。
五、关于书中的信仰
在西藏这片生长神灵的土地上，“神”的意志随处可见。所有到过西藏的人都知道信仰对那片土地的重要，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仰什么。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就是空气中的氧；而没有信仰的人，信仰至多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在藏区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信仰的人看没有信仰的人，目光中充满了悲悯——比如藏族人看我们；而没有信仰的人看有信仰的人，目光里却尽是好奇或者敬重——比如我们看藏族人。而好奇和敬重，常常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最初动力。
信仰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们曾经多次发动过为信仰而战的战争，尽管这是多么地与信仰的宗旨相悖。我们也知道，信仰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无论哪种宗教的信仰，都无不打上其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西方传教士把天主教带到中国来，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他们的本意，但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基础的人，要相互沟通是多么地困难，尤其是在西藏这样曾经政教合一地区。但是我们却从艰难的沟通与血与火的砥砺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碰撞所激励出来的火花。这种火花正是一个作家希望捕捉到的，为信仰付出的代价和恪守信仰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就构成了作品的美和苍凉。信仰不过是作品中的一个载体，信仰者的命运才是小说家最关心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已不再为信仰而战。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信仰的和谐相处，以及有信仰的人为没有信仰的人提供的某种生活方式。大家互为观照对象，互相悲悯，相互尊重、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最令人自豪之处。
你在书房里绝对想像不出一个藏族人如何走进天主教的教堂，如何用唱山歌的嗓子吟唱赞美诗；也想像不出澜沧江边的盐民们怎么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晒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你更想像不出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如何在这片狭窄的峡谷里从血与火的争斗，到水与大地般的交融与宁静。顺便说一句，一些评论家在看完《水乳大地》后，认为这只是我的一种理想，是我某种“拔高”，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那边的生活现实。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峡谷中，民族、宗教，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与信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祥和，在今天的阳光下，已经显得平静、自然、和谐。没有谁去诋毁别人的宗教，也没有谁愿意为宗教而战。在每个多种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多种宗教相互交织的村庄里，我看到的是村民们相互间的宽容与尊重。我以为，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智慧，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启示录，尽管他们为此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曾经数次穿越澜沧江大峡谷，进出盐井。作为一个汉族人，作为一个没有信仰背景的人，你必须去体验体验人家的生活方式，人家的文化背景。我经常一人在藏区的村庄里一呆就是十天半月的，除了在火塘边倾听藏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外，还感受到了许多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有一次我被泥石流阻挡在峡谷里出不来，最后跟随一队马帮翻越了无数的还在流淌的泥石流堆，冒险逃了出来。2001年我独自一人到盐井的教堂生活了一段时间，和教堂的神父、修女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在教堂里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赢得她们的信任和帮助，参加教民们每日早晚的弥撒，体验一个有信仰的普通藏民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情感。对于藏传佛教徒，我随他们一同去神山朝圣，在漫长的朝圣路上捕捉他们对雪山的感情，他们对待自然与神灵的精神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的书本都不能教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作家绝对凭空想像不出来的。“在现场”的感觉和“想像”现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坚持这样的文学立场：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行走是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单调枯燥和不可遏制的颓废萎靡，学习是一个汉族人在多民族地区深入生活时必须采取的姿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藏区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尤其是像藏族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宗教文化的民族地区，当你走在它广袤的大地上时，你就像走进了一间巨大的课堂。因为无论是面对高耸的雪山、深切的峡谷、广阔的草原、苍茫的森林；还是置身于古老的寺庙、古朴的村庄、歌舞的海洋、神秘的教堂，你都会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没有文化。
于是只剩下一个选择：虚心地向藏民族文化学习。过去我认为一个汉族作家是无法写民族地区的小说的，写点小散文、游记之类的玩意儿还可以。因为你骨子流淌的不是人家的血脉，你没有人家的民族文化背景。可是多次地在藏区流连忘返以后，我发现，文化背景的东西是可以学习、感悟的。就像我在作品中借一个人物的话说的那样：“你得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眼前的雪山、森林、草原、湖泊和天空中的神灵。我们国家有丰富的藏学研究成果可以运用，有那样多优秀的藏族作家写出的作品可以借鉴，一个汉族人完全可以写出很地道的藏地小说。这不仅仅是在接受一种挑战，而是在学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四年来我喜欢在藏区走村串户的感觉，我喜欢骑马漫游在滇藏茶马古道、高山峡谷中的浪漫情调，我甚至喜欢睡睡袋、在藏族人的火塘边一夜宿醉到天亮的感受。我总是渴望去远方寻找新的刺激与灵感，我渴望和有信仰的人找到共同的归宿。
这几年粗略估计为写这部书我大约在藏区跑了十万多公里的路，除了阿里地区还没有去过外，西藏的其他地区都跑遍了，尤其是藏东一带。我的旅行方式从乘飞机、火车、汽车到骑马、走路；我在藏区拍了近万张图片，记录下我在藏区看到的一切民风民俗和有文化特色的东西；我还阅读了约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包括两个民族(藏族、纳西族)的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书，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文化的书，以及外国来华传教士的史料和有关书籍。
我现在仍然认为，以四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就像上了一次大学一样，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人的一生中有些阶段是命运的重要转折期，上大学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人生转折点，而静下心来向一个民族学习，则是一个作家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折，至少对我是这样的。选定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就像我们当年在大学里选定了一个专业。我认为我一生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了解得比较多一些，尽量专业一些，已相当于修了第二个学位。这样的想法让我充满了干劲。
每个到过云南的文化人，都感叹云南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资源，可惜这个资源多年来却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最近五六年我才明白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的优势就在于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追逐文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学潮流。
《尘埃落定》是我所看到的新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水乳大地》虽然也是反映藏区题材的小说，但和《尘埃落定》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的地方。《尘埃落定》是“一则政治寓言”(阿来语)，《水乳大地》则讲述的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我以为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阿来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又具有深厚的藏民族文化背景，因此他能在《尘埃落定》里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诠释得举重若轻，空灵飘逸，我相信这是令许多中国作家羡慕不已的。汉族作家在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时，要么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隔靴骚痒，仅仅是满足于民风民俗的简单展示；要么被陌生的异域文化所压垮，作品里铺排出来的民族特色令我们感到沉重而枯燥，而不是新颖又绚丽。阿来的《尘埃落定》可以说给所有有志于写民族题材作品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
我想大家将《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相比较，一是因为它们都是写西藏题材的书，二是由于两本书个故事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看看现在的作品，有多少不是在重复某一种类型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呢？它们都超不出一个稍微有阅历的人的想象。第三，我想《水乳大地》与《尘埃落定》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人们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新视角——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信仰在那片土地的形态和重要地位。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为土司封建制度唱一曲优美动人的挽歌的话，《水乳大地》则是描绘了汉藏接合部丰富多元、姿态各异的民族文化形态。此外，在时间跨度、语言风格、表现内容、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多方面，两者都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
四、关于《水乳大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在创作《水乳大地》前，我的确把《百年孤独》重新翻出来读了无数遍。如此说是因为我总把它放在枕头边，每天睡觉前随翻随读，里面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关系从不会搞混。读这样的经典著作就像听一曲交响乐，你可以从任何一个乐章开始听起。许多到过云南的文化人，在看过云南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后都说，云南民族地区的某些文化现象就像拉丁美洲的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哥伦布式的发现，而是我们云南的作家在看了《百年孤独》后都早已有过的遇到知音一样的感慨。可惜的是，我们有“孤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叙述，或者说，你叙述了，但是叙述得不好听。
多年来我始终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听众？为什么自己的声音永远是“孤独”的？T•S•艾略特曾经说：“一个人突然被赋予他先前从未履行过的职责，问题不是他配不配被挑出来，而是他能不能履行你们赋予他的这种职责。”能不能勇敢地承担某种职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承担起一种孤独，就像承担起一份责任，一份文学的责任。大师们已经打出了一杆魔幻现实主义辉煌灿烂的大旗了，告诉了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读苦难与孤独，人类进步的历史与文明。那么，反观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经历的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去诠释它，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呢？
不可否认，《百年孤独》是许多中国作家的经典，但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温床？它似乎不可能产生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与西藏接壤的滇西北，不仅居住着白族、纳西、傈僳、普米、怒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从青藏高原迁徙下来的藏族人。云南藏区虽然在地域划分上不属于西藏，但是他们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都和西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处于多民族杂居地带的藏族人，还有与拉萨地区(西藏的心脏地带)有不一样的风俗。云南的许多民族都有多神崇拜的历史，在那里神奇的传说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真实历史，而且，它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这块难以生长万物、却极易生长神灵的土地上，当一个藏族人向你描述村庄边的某条山谷是神灵与魔鬼曾经的战场时，当你被告知眼前的雪山是某个神灵的化身时，当你看到那些匍匐在神山前的身影时，你会发现，你过去通过书本知识和唯物主义教育所接受的有关真实的训练，在这里不管用了。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而是你无法分清别人眼里的真实与传说。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化，你就得承认人家眼中的真实。一个藏传佛教徒眼中的雪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的山，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神灵，他骑白马着白袍，他可以有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既是神性化的，也是人性化的。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心里都是真实的，都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如果说我们要向民族文化学习，如果说我们要尊重一个民族的情感，那么，首先，我们得接受这种真实。
至少，在文学上，这种神界的真实是存在的。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传统，《西游记》、《聊斋志异》难道不都是我们认同了的某种“真实”？即便到了今天，哈利•波特都可以骑着扫帚在半空中飞，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认同一个苯教法师骑羊皮鼓翱翔在西藏的天空中了。况且，这还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源自于西藏的宗教故事和民间文化。
藏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想像力腾飞的基地——至少我这个“西藏迷”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随意地飞起来一样，我的想象力也终于找到了任意飞翔的空间。许多评论家将《水乳大地》视为一部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我认为它肯定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为此我深感荣幸。
但是，我更愿意说它是一部“神灵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西藏的现实并不是魔幻的，而是受神灵控制的。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世界，以及身边的环境，都被神灵的意志所占据。从天空到大地，从神山、圣湖、圣城、到经幡、玛尼堆、寺庙、喇嘛等等，神灵的身影无处不在。而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在神灵的关照之下，从生到死，从今生到来世，他的现实生活就是一种与神相伴始终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沉重，也不压抑，只要你有足够的虔诚，你就会活得飘逸、单纯、轻松、真实。即便神灵的身影在雪山上飘飘幻幻，在一个藏族人眼里那绝不是幻觉，而是一种真实。
因此我总认为，我所写的是一种受神的意志关照下的现实，是藏传佛教浸淫了一千多年的土地上的现实。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过的种种神话与传说，历史与现实，用魔幻来解释它似嫌不甚准确和充分。
实际上我们从扎西达娃和阿来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神灵现实主义”的风格。扎西达娃写人的来世的模样，写修行的喇嘛死而复生，阿来写巫师控制天上的冰雹，这些都只有在西藏的土地上，或者说西藏的题材中才可能找到存在的理由。而一旦用在汉族地区的人和故事身上，你试试看，有多少人相信。
五、关于书中的信仰
在西藏这片生长神灵的土地上，“神”的意志随处可见。所有到过西藏的人都知道信仰对那片土地的重要，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仰什么。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就是空气中的氧；而没有信仰的人，信仰至多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在藏区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信仰的人看没有信仰的人，目光中充满了悲悯——比如藏族人看我们；而没有信仰的人看有信仰的人，目光里却尽是好奇或者敬重——比如我们看藏族人。而好奇和敬重，常常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最初动力。
信仰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们曾经多次发动过为信仰而战的战争，尽管这是多么地与信仰的宗旨相悖。我们也知道，信仰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无论哪种宗教的信仰，都无不打上其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西方传教士把天主教带到中国来，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他们的本意，但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基础的人，要相互沟通是多么地困难，尤其是在西藏这样曾经政教合一地区。但是我们却从艰难的沟通与血与火的砥砺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碰撞所激励出来的火花。这种火花正是一个作家希望捕捉到的，为信仰付出的代价和恪守信仰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就构成了作品的美和苍凉。信仰不过是作品中的一个载体，信仰者的命运才是小说家最关心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已不再为信仰而战。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信仰的和谐相处，以及有信仰的人为没有信仰的人提供的某种生活方式。大家互为观照对象，互相悲悯，相互尊重、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最令人自豪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