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这里不是介词，而是一个地名——丹增的家乡。比如在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与“天湖”纳木错相距不远，世界上最长的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在此代代相传。也许就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以及丹增生于文化世家的渊源，使他最终与文学和艺术结缘。
从十几岁到咸阳上学，到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在《西藏日报》做副总编辑，直至在37岁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这些人生履历都印证着丹增的脚步。这些脚印不是别的，就是他对文化的推崇和对文学的挚爱。
丹增告诉记者，在所有担任过的职务中，他最有感情的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
无论到哪，丹增都喜欢称自己是作家、文人。事实也是如此。从他创作第一篇小说《神的恩惠》开始，他的笔就未停下。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太平洋风涛》、电视文学剧本《驼峰飞虎》，以及《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等专著，无不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语言。尤其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0万字的新作《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力——教育改革与发展笔记》,更是以翔实的史料、深刻的解说、灵活的文字，回顾了中外教育的发展历程，论述了教育的地位、功能等，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国教育发展脉络、发展前景等600多个敏感问题。
其实，丹增对文化的思考早在西藏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了：他抓出来的电影《红河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西藏最好的影片；藏族器乐作品《雪域大法会》，被音乐理论界称道；大型史诗性民族乐舞《珠穆朗玛》，至今仍被誉为“代表西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而来到云南的5年，更是他在人生巅峰的时期奏响的文化乐章。云南的129个县（市、区），他走了90多个。他甚至与几位作家、作曲家、民俗学家一道，自带干粮到云南最偏远的地方住了22天，了解云南文化的“家底”。丹增大大推进了云南文艺创作，代表性作品如期开花结果：舞蹈《云南映象》、电影《女若玛的十七岁》、歌舞《云岭天籁》、小说《好大一对羊》……
文化品牌效应也带动了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昆明的《天地之上》、丽江的《印象·丽江》《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西双版纳的《勐巴拉娜西》、迪庆的《香格里拉》等等，不仅让七彩云南处处飘扬着文化大旗，而且很快提升了云南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仅丽江一地，2004年的旅游综合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7%，超过传统工业和农业。丹增从雪域到高原，一路走来不负众望，终于将钟爱的文化事业打造出了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