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真是狂妄。那年，带着七、八个青年人呼啦啦，便去找著名藏族老诗人丹真贡布了。为着一个要成立诗社的事宜。

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都是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头一、二届大学生，风华正茂，加之恰逢一个十分崇尚文学的时期，一个号召即出，立马有一片响应。我们想到了先去与丹真老师交流。

老诗人丹真贡布家住在现政府上院的一幢黄楼里，在当时，那是政府为一些落实政策的老辈人专修的。我们又说又笑，闹哄哄地就进三单元上了三楼。丹真老师在家等着我们。进屋后先给我们让座，又让家人端来了茶水。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赞许，他又给我们提了很中肯的建议，希望我们专心创作，并能持之以恒。这是我与丹真老师的第一次见面。他不苟言笑，将一件上衣披在身上，讲话声音很低。

1985年秋，我参加了省作协在临夏州举办的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半个月的时间，我见到了丹真贡布及何来、伊丹才让、汪玉良等好几位老诗人。我们听他们讲课，同他们一起进餐厅吃饭，还一同游览了炳灵寺。在住所的走廊里，在讲课的会议室，在餐厅的饭桌上，丹真老师总是以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看着我，却不讲一句话，嘴角始终挂着笑意。当年十月份，甘南州文联组织了一个作家采风团，我们又有缘在一起，去了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地。我体质不好，一路上晕车，在重庆等待船票的四天里病倒了，丹真老师关切地向与我同室的人询问我的病情，伊丹老师也送来了药。我是一路上只顾与不适的身体作斗争了，那些别致新颖的风土人情完全抛在了一边，又想着赶快到家。后来从丹真老师的《羚之街》和《溪流集》中读到他那次蜀地之行的一些佳作。感悟之独到，意境之清新，语言之美妙，令人咀嚼不已。他才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在认真负责地生活着啊。

与丹真老师的缘还有以后的第三次、第四次……

1994年夏季，由省文联、省作协在甘南州州府合作举办藏族诗人丹真贡布诗歌研讨会。会议横幅上原本是有“著名”二字的，丹真老师不同意，他说：谈不上“著名”，“诗人”就行了。单位领导（州文联主席）找到我，说让我准备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末了强调说是丹真老师这样希望的。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完全没有料想到。当时的我只不过是发表了几首小诗的初学者而已。记得是刚做诗歌编辑的头几年，一次我写了一篇小评论，评说《格桑花》杂志一年内所发表的诗歌作品，发表在《格桑花》上。不久遇到丹真老师，他对我说：你的评论我看了，评的很好。回到家后，我将那篇小文章重新读了一遍，其实非常粗浅，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水平，是一些直感罢了。我才知道丹真老师对我这个甘南藏族诗坛的冒然闯入者是多么的关注。

我发言时，丹真老师的神情十分严肃和认真。开完会的一天，我母亲特意来我家里，她告诉我在住宅的院子里（其时，父母亲与丹真老师同住一个院里）遇到了州文化局万局长（丹真老师有一个汉族名字叫万作良），万局长说以后你们要为你们的闺女多腾出一些时间，她今天在会上的发言把大家都吸引住了。母亲只是讲清了丹真老师一番衷肠的大意，他的原话自然不是这样。母亲很高兴，用充满怜爱和自豪感的目光抚摩着我的脸庞，久久不舍得放开。我都不好意思了。

1995年元月，我的诗歌创作研讨会召开，同会研讨的还有一位老干部的诗作，丹真老师按时来到了会场。他那时已居州人大副主任要职，事务十分繁忙，但还是早早来了。在会上丹真老师对我的诗作了十分真诚和到位的评价，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又提到了10年前在临夏的那次笔会上我写的一首被伊丹才让老师朗诵了的题为《车道》的小诗。我自己尚不能完整地将它背诵下来，丹真老师却背诵下来了。一个记着别人的优点并真心为他高兴的人，胸怀是何等的宽广和无私！当时的我热泪盈眶。散会后，参加会议的甘南州著名青年小说家雷建政对我说：丹真老师听说是有你的作品研讨，专门抽时间参加的。

之后，与一位文友拟办一份文化方面的报纸，为报名的藏文题字我去找丹真老师。我去了丹真老师办公的州人大办公大楼三楼副主任室。头一回求的，回来后因保管不慎遗失，又去了第二回。我十分的难为情，讲不出话来。丹真老师却什么也没说，给我让座，让我等候，写了第二幅让我带上。

后来我知道，丹真老师还做过类似的好几件事情：甘南州青年诗歌学会成立，创办《羚们》会刊，他写了创刊词；州庆三十年，为甘南州文联主办文学季刊《格桑花》写了卷首语，为藏文刊物《达赛尔》写稿，等等。

让我完全始料不及的是，1996年，丹真老师因病在兰州去世了。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1996年8月28日，我以此为题，写下了一篇散文，发表在《朔方》杂志上。这一个白天，老诗人的骨灰撒在了他的出生地夏河拉卜楞，这一个夜晚我在合作，在我居住的那个小院，我遥望夜空：“风，很凉，冰水一般浸入肌肤，四周非常安静，一扇扇门紧闭着，收去了喧闹和嘈杂”，“东边的天空被月亮照得镜子般明亮，几片薄薄的云游弋在一片幽蓝平静的湖面上”，“就在傍晚，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一辈子不善于抛头露面，以渊博的学识、朴实近人而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人的骨灰散在了绿色的山谷，也许是他为人太真实、太坦白，大自然便以少有的庄重接纳着他的回归”。这些言不能尽意的句子，是我当时悲恸心情的一种不能顺畅，也无法顺畅的表达。

前些年，一首通俗歌曲《涛声依旧》盛行，我很喜欢，便向一位同事学习。同事是青海来的一位姑娘，是丹真老师的远房外甥女，她说舅舅在世时也喜欢这首歌，他常哼呢。我说是吗？一边猜想着丹真老师许是也和我一样，喜欢那歌词的意境吧。这几日重读他老人家的《溪流集》，读到《吴越今古》中的《诗钟》，才感到自己的理解多么浅显无知。丹真老师无论为人做诗，都讲的是一种虚心、真诚和责任，在一千两百年前张继到过的寒山寺，诗人说“钟——早已不是唐钟了/声——驾着诗还在飞扬”。老诗人透过新时期市场经济繁华的现实，在一种社会文明，真、善、美与生活共存的永恒上与张继心灵相同，胸怀是何等的深远与阔大！也因此，对这篇文章的标题我有了借用老诗人诗句的不成熟的灵感。

丹真老师的诗、精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他在西北民院几家合用的一个单元房的昏暗的厨房里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牧笛远飞声》、《海的印象》。他喜欢吹笛子，喜欢与孙子平起平坐探讨问题。我相信，在一代又一代文学人心中，丹真老师那特有的，如谦虚的人格一般低沉，却极富感召和哲思魅力的声音，会时时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