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文学之代表作家诗人述评
敏彦文
（回族，著名诗人，甘南藏族自治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敏彦文 ，回族，甘肃临潭人。中共党员。 1968 年生， 1991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先后在合作二中、甘南人民广播电台、甘南广播电视报社、甘南州政府办公室等单位工作。现任甘南州政府《甘南发展》编辑部副主任。 1987 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在《飞天》、《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西藏文学》、《绿风诗刊》、《诗刊 · 中国新诗选刊》、《敦煌诗刊》、《中国穆斯林》等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 600 多首 ( 篇 ) 。代表作有《相知的鸟》 ( 系列组诗 ) 、《落日》 ( 组诗 ) 、《回族的祖国》 ( 长诗 ) 、《河》（组诗）、《新生的岛屿》（系列散文）等。著有诗集《相知的鸟》和散文集《生命的夜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 祖国颂 ” 全国征文三等奖、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 铜奔马 ” 奖、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作品入选《青春诗选》、《当代大学生抒情诗选》、《第四代诗人诗选》、《九十年代探索诗选》、《 1949—1999 甘肃文学作品选萃》、《中国当代诗选》、《星河灿烂（西北师大百年校庆丛书）》、《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等多种文学选本。曾组建西北师范大学边缘诗社和甘南州青年诗歌学会，任首任社长和会长，创办诗刊《晨昕》和《羚们》。
丹真贡布 （ 1934—1996 ），又名万作良，藏族，甘肃夏河人。 1934 年 12 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 1949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5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西北民族委员会、西北民院、甘南州畜牧中学、甘南州歌舞团工作。 1979 年起任甘南州文教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州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委员会副主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5 年 5 月离休， 1996 年 8 月 22 日在兰州病逝。 1955 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处女作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登上文坛，并一举成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 “ 第一只报春的布谷鸟 ” 。 1956 年 4 月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 1958 年 8 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 1962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0 年 8 月出席甘肃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 1988 年 11 月出席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委会委员。在《诗刊》、《民族文学》、《西藏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叙事诗《奇怪的法律》、抒情长诗《献给家乡的花》、抒情诗《春愿》、《亚热带的字母树》等数十首，多次在全国、全省文学评奖中获奖。著有诗集《羚之街》和《溪流集》，收录于其中的 100 多首诗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就。
作为一位优秀的民族诗人 , 丹真贡布的诗把民族性与艺术性溶于一体 , 成为当代诗歌在民族化道路上开拓前进的一个典范。丹真贡布是一位真正以诗立身，以身许诗的诗人，在他的眼里 , 诗歌不是炫耀身价的首饰 , 而是生活的一种表现 , 是精神上的一面镜子。因此，在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他的人格相一致的正派、正气、真实、辨证不悖等只有大成就者才具有的艺术品质。这种品质与他的学识、社会阅历，以及对生命、生活和艺术的把握紧密相关，更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对他自己民族的挚爱分不开。 “ 藏族爱细瓷的碗， / 生在瓷器的祖国。 // 藏族人爱浓浓的茶， / 生在茶叶的祖国。 // 藏族人要同虎狼搏斗啊， / 他们便有个不怕虎的祖国。 // 啊，我不相信命运的赐予， / 却敢说这是挚爱的甜果。 ” （《祖国》）
丹真贡布明白：作为一位民族诗人，不为自己的民族鼓与呼，不表现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历程，诗写得再好也算不得一个好诗人。而如果在诗中一味的表现民族性，忽视了艺术性，那民族性表现得再充分，也算不得好诗。因此，他写诗，力求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如《拉伊勒和隆木措》、《海的印象》（组诗）、《祖国》、《春愿》、《献给家乡的花》等一些名篇，便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诞生出来的经典之作。
在一些民族诗人的创作中，由于对文学民族性的误解，致使其作品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乃至在审美性上，都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从而贬低了作品的价值。丹真贡布的诗作则表现出了相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思想和语言上，也表现在创作手法和审美性上。从丹真贡布的诗中，我们总能看到他那独具慧眼的思想火花，总能从他优美精致的诗歌语言中领略到现代诗的艺术魅力，更能看到他诗歌中属于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现代汉诗的审美观和审美价值。他的诗集《溪流集》中的许多作品就是明证。
从丹真贡布诗歌的气质上说，他更多的吸收了中国汉语诗的一些传统，虽然他的诗也表现了浓厚的藏文化气质，但与其说他的诗在藏文化底蕴中带有强烈的汉文化气质，还不如说他的诗在汉文化体魄中渗透着藏文化的血汗。如《春天的传说》、《拉萨的丁香》、《苹果坡》、《一九四 〇 的故事》等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质。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丹真贡布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所创作的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民族和人文气息，称得上是甘南文学的经典之作，足可为后来者学习和借鉴。
阿信， 原名牟吉信，汉族，甘肃临洮人。中共党员。 1964 年生， 1986 年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长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先后任合作民族师专政史系主任、党委组织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现任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 1985 年开始诗歌创作，曾获甘肃省第三、四届文学创作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参加《诗刊》第十四届 “ 青春诗会 ” 。著有诗集《阿信的诗》。为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阿信的诗歌、散文多以青藏高原、甘南草地为背景，高原的宏厚、扑拙、神性与深邃，草原的辽阔、大气、宁静和苍凉，深刻地渗透到了他的诗篇之中，使得他的诗歌拥有国画的高远意境的同时，更具有油画的丰富色调和现代美感。 20 多年来，阿信通过对这片神秘高原和辽阔草地的智性书写，表达了自己对人类与自然的关怀和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种种痛苦的隐忍。阿信是属于那种写得少但却写得极好极专注的诗人，是坚持通过诗歌语言探索精神未知领域的执著的诗人。正是这一述写方式，使得阿信在甘南文学界占有了十分显要的位置，并具有经典文本执掌者和发言者的价值和意义，没人可以替代，也很少有人企及。
和丹真贡布、李城、敏彦文、扎西才让、嘎代才让、王小忠等人一样，阿信也是得神性写作圭臬的重要的甘南作家诗人，与他们不同的是，阿信似乎是在神性道路上走的更为率直、纯粹、圆通、畅达和高远的诗人，他为我们营造的精神生活境域似乎更为辽阔、甜蜜、安宁和温暖。读阿信的诗，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不是写出来的诗歌，这是天启的美文，是神授的经典，正所谓 “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 阿信用他的诗歌给我们建立了一个为诸神所徜徉、所留恋的精神国度，那里有甘洌的泉水和果香，令人望而迷醉。
阿信的诗歌源于生活中那些最真切的感知，它们深入、细微、具体、生动，语言的灵动，感人的细节与隐约可知的神秘之美，让人过目难忘。阿信以真诚的心灵和切实的体验面对诗歌，绝不利用所谓高原的神秘和新奇讨好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他源于内心的经验和准确优美的语言。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的： “ 你还要接近自然。再把自己当作最早来到世间的人之一，试着叙述你看到、体验到、为之钟情的和失去的一切。要避开那些常见的主题，而从你自身日常生活中寻找题材。 ” 阿信正是这样，他发现了自己与那片高原千丝万缕的生命的连接，因为他虔诚与自省的心态，在某些瞬间开启了一扇神秘的圣灵之门。阿信是甘肃诗群中一位 “ 因虔诚和沉静而通灵的写作者。 ” （林莽语）
雷建政 ，汉族，河南孟津人。 1953 年生，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班。 1971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甘南乳品厂、碌曲县文工队、甘南州文化局、州文联、夏河县政府、甘南州政协工作，历任州文联副主席、夏河县副县长、州政协文史委主任。 1982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往年雪》、《孤城》、《白草地黑草地》、《天葬》、《西北黑人》、《劫道》、《太阳劫》等 61 篇。短篇小说《西北黑人》获甘肃省第二届敦煌青年文学奖、《天葬》获五四青年文学奖，中篇小说《命兮运兮》获甘肃省第二届敦煌文艺二等奖，短篇小说集《劫道》获甘肃省第四届优秀作品奖等。作品 10 篇次被《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等转载，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等出版的专集收选，日本《中国现代小说》译载。
雷建政小说的主要风格在于追求语言的精确与克制，从而达到让语言自己呈现的目的。雷建政在形成他自己语言风格的同时也让他自己的小说视角发生着变化，这就是以较纯粹的立场去写，或者去显现他所在地域的生活，或者写普通老百姓平凡生活中显现的人性和民族气节。他的《西北黑人》、《悟道》、《劫道》、《往年雪》、《烟渍》、《皇杠》、《太阳劫》都是他写作成熟时期的作品。如《太阳劫》一组三篇小说分别写了农民姑娘曲儿、农民瘦婴与看相算命的 “ 神算 ” 三个小人物在日本侵华那场民族大劫难中，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们都是社会的下层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一定能说清他们之所以那样做的缘由，只是本着朴素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毅然决然地做了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小说语言简练质朴，却较富情感张力，给读者以较大的审美空间。
整体上看，雷建政小说中的语言并不是十分流畅，但它有一种新鲜感和西北土地、风物人情相和谐的独特韵味。他小说的精神疆域游于藏文化和汉文化之间，在创作上经历了由政治视角向文化视角转变的过程。在文化形态上，他的作品或写草地藏民的生存、信仰和心理，或写草地汉民的历史和现状；在题材上，他是现实、历史、魔幻、佛陀等全写；在格调上，他一面是严格写实，沉重严酷，一面是空灵飘渺，有宗教的神秘气氛。凭借着厚实的艺术功力与不倦的艺术追求，使得雷建政在小说的语言和文体创作方面富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精神，从而使他的创作在甘肃文坛上独树一帜。
伊丹才让 (1933-2004) ，藏族，青海平安人。中共党员。小时家庭贫苦，五、六岁起跟随父兄一起放羊、干农活，为了顶债还给人无偿放了一年多的牛马，备受歧视。解放后进入学校， 1954 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少数民族艺术系舞蹈音乐专业。历任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科教员、甘肃省民族歌舞团演员、甘南州歌舞团编导、甘肃省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甘肃省文学院专业作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1955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雪山集》、《雪狮集》、《雪域集》、《雪韵集》和诗选集《雪域的太阳》、《伊丹才让短诗选》，民歌集《藏族婚礼歌》，文集《雪山狮子吼》等。曾获全国第一、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五省区藏族文学一等奖，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优秀诗集奖等。因创作题材丰富、多产而被称为 “ 思想最活跃、写作最勤奋、影响最广泛的藏族当代诗人。 ”
伊丹才让的诗是那种大气的诗。而这种大气、深沉乃至厚重则来自于诗人奔流不息的激情。可以说，伊丹才让是激情出大诗。他的诗歌饱含着对自己民族的深挚的爱，不论从哪一方面表现，不论以怎样的题目或题材为诗 , 他都自觉不自觉地显露着这种恒久的灵魂之爱。辐射开来，便是对一切劳动人民的赞颂和热爱。在伊丹才让的诗歌中，民族性与人民性的紧密结合，最朴素的一点就是对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精神的阐发和弘扬，以及对美好的土地、锦绣的山河的讴歌与赞美。可以说 , 伊丹才让的诗歌凝聚了他的民族精神 , 输入了他的祖先的血液 , 并在次基础上用纯熟的汉语言和新颖的诗歌形式表现、深化和升华了他的民族精神。 “ 我赞誉亚马逊河鼓起印第安古歌的壮伟， / 我叹服尼罗河聚起《一千零一夜》的星辉， / 但是我并不对养我的母亲说三道四， / 因为黄河长江把《格萨尔》捧给群星灿烂的世界。 / 各民族的文明历史都不是天界的赐予。 / 我的责任不是从别处引进装束陌生的母亲， / 而是把生母的乳汁化作我谱写史诗的智慧！ ” （《寻思篇 · 答辩》）刘魁立说：伊丹才让的 “ 诗歌表现出来的爱人民爱生命的精神力量，极大地感染着读者，成为他的文学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而诗人在作品中展现的人格上的乐观奋发、格调高洁、激昂热情，也是他为人最难忘怀的地方。他的诗，没有灰色，只有力量，激励人们勇往直前，所以，可以把他的诗看作是通向未来的诗。 ”
伊丹才让的诗歌中溶入了诗人鲜明的民族气节。伊丹才让是一位极富民族气节的诗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更表现在他的诗歌艺术中。读他的诗，我们总能窥见他那或明或暗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凛然正气。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用精血养育出的大智大勇者。他的诗告诉我们：诗人从不盲目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而是在鉴别的基础上加以扬弃；他懂得什么是大是大非，什么是真理和谬误；他崇尚科学，反对迷惘，为自己的民族从历史的迷惘中摆脱出来而鼓而呼，并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科学精神，更快更好的发展。 “ 有谁看见过如此明澈透底的宝鉴， / 犹如日行月运的无垠蓝天一样精湛， / 她透出行程的艰辛、希冀的瑰丽， / 也投给你今日的笑言，昨天的泪眼！ // 湖畔的废墟当然不是打扮儿女的项链！ // 我理解那翠波上打捞绿浪的人群， / 备足草料跃马去拽直历史扭曲的路线！ ” （《诚实的宝鉴》）
“ 伊丹才让的诗给予读者的，是一以贯之的热情和崇高，是读诗后与诗人融为一体的激情思考与胸臆相通的快感。他的诗没有追潮现代主义，但却是纯洁的，通向未来的，也是当代诗歌中使古老血液仍然保持鲜活澎湃的惟一声音。有着惠特曼、聂鲁达和毕加索般不竭激情和旺盛创造力的伊丹才让，无疑是积雪大地的青藏高原贡献给中国诗坛的一树独特的风景。 ”( 才旺瑙乳 )
益希卓玛 ，又名王哲，藏族，中共党员。 1925 年 9 月生于甘肃甘南州卓尼县， 1938 年起参加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运动。 1948 年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 1949 年始历任《新中国妇女》编辑、中央民委政策研究干部、《甘肃日报》记者等。 1954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63 年回到故乡，从事专业创作。 198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短篇小说《美与丑》，长篇儿童小说《清晨》，短篇儿童小说《娜珍走向太阳房》，报告文学《青藏高原上的太阳房》、《人类建筑史上的大革命》，另有多篇散文、杂文等。
益希卓玛的写作以参与生活 , 服务社会为宗旨 , 她采用藏族人民生动的民间语言和具有藏族特色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 , 努力将汉民族语言的纯正规范与藏族语言的活泼绚丽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 , 体现出汉 , 藏两种文化的浓郁韵味。这是她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同时，她作品的艺术构思也比较独特。她不喜欢单刀直入 , 直奔主题 , 而总喜欢选取一个别致的视角来展开她的表述。比如在小说《不能数也不能量》中 , 关键问题是找矿石 , 但作者却从四个少年结伴捡拾蘑菇开始 , 引出地质队找矿的大事 , 对孩子们来说，配合地质队找矿本来是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 , 结果却于无意之中拾到了矿石，给找矿捡到了直接性的线索。《山谷里的变化》是采用白老汉一家的观感作为描述依据的。孤零零地住在山谷里的白老汉一家 , 本来就盼望 “ 有个邻居 ”, 对勘探队的活动自然十分关注 , 作者选用他一家的观察视角便显得既细致又自然。《康藏高原的太阳房》则从我睡在太阳房的亲身感受写起 , 一开始便充分显示了太阳房的优越性 , 接着 , 作者便通过自己参观几处太阳房并与人讨论的过程 , 从不同角度详尽地介绍了有关太阳房的知识 , 既随意又周密 ……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 , 这种写法的特点是在叙述人与作品人物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 , 作者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 , 而作品人物对小说的情节预先毫不知情 , 他们不是作者人为地塑造成的英雄好汉 , 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这样写更加真实自然 , 说明益希卓玛的手法成熟老到 , 达到了文学创作的较高境界。短篇小说《美与丑》通过对藏族人民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生活方式的刻画与描绘，真实地再现了草原人民的美好心灵。小说故事情节发生在甘南达何尼草原，通过畜牧技术员候刚和模范放牧员松特尔搞改良羊种实验的故事，反映了藏族人民在新长征路上崭新的精神风貌，揭示了藏族牧民渴望科技进步的热切希望。 …… 益希卓玛的小说主观抒情和诗化效果明显，无论语言风格上，还是在节奏色彩、韵味上都令人耳目一新。
贡布扎西 ，藏族，甘肃夏河人。中共党员。 1938 年生
贡卜扎西诗歌的一个突出情结是不断的认知和歌唱祖国。贡卜扎西是新中国建立后，甘南州第一个受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的文化视野比较开阔，诗歌创作中，他把爱国的忧患感、拼搏的艰辛感和献身的悲壮感并置在共时态的抒情意象中，显现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深刻思考与期望。如在《星，祖国会唱歌的星》中，他唱道： “ 啊！遥望祖国会唱歌的星／我那抑郁的心灵顿时腾飞／象藏家的歌化入飘荡的霞／光明在我心头上萦绕 ……” 。贡卜扎西明白，作为个体，唯有把个人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赋予的现实责任结合起来，方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类似的情愫和认知在《渤海启示录》、《阿尼玛卿，我的兄弟》、《腊子口，不灭的爱》、《告别妈妈》、《飞越太平洋》、《我要回家》等诗中均有表达。
爱恋情结也在贡卜扎西的诗作中占有较大比例。《黄昏的风》、《草原的流云和姑娘的心思》是诗人对爱审美体验和审美思考的结晶。它们无论是苦恋，还是蜜爱，表达的都是同一主题 ─ 情至真而达于痴。凡是进入诗人审美视野的物事，无一不被诗化为情感投射的载体，与人的 “ 内宇宙 ” 建立起某种 “ 同构 ” 性的反应关系，如 “ 恋人 ” 、 “ 流云和姑娘 ” 、 “ 他 ” 、 “ 风 ” 等都奇迹般地被诗人的主观世界对象化了。这样做不仅拓宽了爱情诗的社会内涵，也增强了诗歌的抒情张力。
贡卜扎西善于将爱恋情结升华为爱祖国和爱民族的大爱，这使得他的诗作 “ 爱心 ” 永存，充满着民族的执著精神和忧患意识。他的《我不停地寻找》、《火》、《我的帐篷》、《玛卿叙怀》等诗作，将祖国和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神韵与一腔爱心调处得相得益彰，人文关怀之情跃然纸上。
探索情结也是贡布扎西诗歌的一个特点。作者前期的作品跟解放前后的政治抒情式有关，作品在赞美主体的同时表达出对家乡和生活的热爱，透露出有理想抱负的革命者豪迈的气概；中期的作品表现出对问题的关切和注视，对人生以及艺术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解答；后期的作品不仅仅是局限于对高原民族的热爱，而是把艺术欣赏伸向更宽广的领域，特别是太平洋之行给了作者全新的启发，使诗歌由结构的严谨而发展为依主题的需要而天马行空的发挥自由诗的特长去恣肆写作，为他的作品找到了广阔的飞翔空间。
尕藏才旦 ，藏族，中共党员。 1944 年 12 月出生于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的一个藏族村寨，后随家人迁居甘肃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镇。上世纪 60 年代初考入西北民族学院政治系学习深造。 1968 年参加工作，历任甘南州委宣传部文化科长、州文化局副局长、州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州文联主席、州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3 年调入西北民族学院，先后任藏语系主任、西北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硕士点领衔导师。 1973 年开始发表作品，在《甘肃日报》、《民族文学》、《飞天》、《西藏文学》等报刊发表长短篇小说 300 万字，诗作上万行。 1991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半阴半阳回旋曲》、电视剧本《南来的风》、长篇小说《首席金座活佛》、《红色土司》及学术专著《中国藏传佛教》、《西藏苯教》、《向往拉萨》等 50 余部。获国家、省部级各种奖项 40 余次。兼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尕藏才旦的小说有着浓郁独特的地域民族特色和富于诗意哲理的语言表达形式，为人民写作，为现实社会服务是他创作的方向。多年来，他的作品不断追求一个 “ 真 ” 字，在 “ 真实 ” 、 “ 真诚 ” 上做文章，力求做到以情感人，以真取胜。与此同时，他的作品还敢于直面藏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善于捕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尚处在落后封闭状态下的藏区所发生的点滴细微变化。通过作品，直观、形象地展示了藏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独特的风土人情画卷，很好地架起了藏、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心桥。他的短篇小说集《半阴半阳回旋曲》就具体生动地反映着这一内容。作品从多方面取材，有揭示机关企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有写改革吹来的东南沿海之风与农牧民传统思想的冲突的，也有反思牧区几十年来走过的艰难历程的。小说在揭示生活问题的同时，还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藏民，有不断追求人生价值的优秀知识分子，有转变陈旧思想、紧跟时代步伐的基层干部，有心胸宽广、淳朴、善良的普通农牧民 …… 。尕藏才旦是一位引人瞩目的藏族作家。他背负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时刻关注着藏区人民的生活，在反映改革与守旧、贫困与富裕、愚昧与科学、宗教意识与民主精神的矛盾中表现民族的发展变化。
近年来，尕藏才旦将独特视角投向鲜为人知的藏传佛教世界，试图用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反映笼罩在神秘光环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活佛和僧侣们的真实生活及其社会背景。《首席金座活佛》就是这个系列的开篇巨作，也是迄今为止中外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集中展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团内部生活的长篇之作。小说通过吉塘仓活佛生活中的风雨历程，向读者奉献出了雪域高原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各种级别的人物活动和不同岗位的僧侣，以及与吉祥右旋寺盘根错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政要、佛父、佛兄弟、根本施主、阿訇等，及金鹏镇多民族不同行当的市井人物形象等。可以说，充分发掘和展现出交错复杂的各种人别具特色的生活经历和相关链接，犹如一幅反映雪域风韵的历史画卷，让我们从中窥探到那块极其遥远、封闭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群的酸甜苦辣，品味到他们特有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正如 “ 茅盾文学奖 ” 获得者、著名藏族作家阿来所评价的那样：《首席金座活佛》 “ 堪称一部藏族文化 ‘ 秘史 ’ 。 ”
完玛央金 ，藏族，甘肃卓尼人。中共党员。 1962 年生， 1982 年 7 月毕业于西北民院，先后在甘南州医药管理局、甘南州文联工作。现任《格桑花》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甘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2 年开始文学创作，在《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飞天》、《诗潮》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作品入选《她们的抒情诗》、《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西部的抒情》等书中，著有诗集《日影 · 星星》、《完玛央金诗选》、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曾获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 铜奔马 ” 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格桑花》编辑部至今，近 30 年的岁月中，完玛央金始终坚守在这块文学的花园里耕耘不辍，以她绵绵细雨一样的宽容、坚韧、细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和甘为文学献身的孺子牛精神，苦苦支撑着《格桑花》文学期刊这片甘南文学的绿洲，发展、培养、扶持和推举了一批又一批文学作者，从而使甘南文学得以薪火相传而致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独具特色和实力不俗的局面。可以这样说，甘南文学能形成今天这样的实力和作家诗人群，完玛央金功不可没，她堪称甘南文学的保姆。
和许多生活在甘南草原上的诗人一样，完玛央金的诗歌自热地与草原连在一起。但她的诗歌不是普通层面上的人文意象，而是呈现出内化的自然美。 “ 我就沿着你 / 小心翼翼的手掌走来 / 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 我赤裸的身体被拥裹上了 / 你的慈爱 / 你的秀美和你的勤奋 ” ； “ 你的草 你的风 / 便在我生命的空地 / 泛绿歌唱 ” （《面对草原而歌》）。草原，草原上的事物都生动起来，鲜活起来，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内化了的自然产生了新的审美对象，引起人性的美感。诗人笔下的自然，是沉淀后的自然，是反思后的自然；完玛央金的诗歌也展现给我们一种纯净温和的心境，这是一种超越了功名利禄的羁绊，而将人性与安身立命相融合的完整人格的体现。 “ 我就走来，搂着肩 / 跟你一起痛哭 / 颤抖地享受我们村庄的深切 ” （《在我们的村庄》）。 “ 我又仔细地 仔细地 / 读过你留下的诗行 / 人世的嘈杂 / 都在自惭形秽地消褪 / 另一种光芒 / 寓意深远地向我 / 弥漫过来 ” （《沉默人生》）；完玛央金是一个用心用生命去写作的人，她的作品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没有猎奇荒诞，没有媚俗迎合，而浸溶着草原的风霜雨雪，洋溢出草原的朴素厚实，她追求的是一种透彻的激动，而不是理念的冲击。 “ 暮色里 / 金黄的罗筛 / 淘着金黄的米粒 / 啊，母亲 / 你青筋突露的手 / 搅动的，却也是 / 我那一滩静静的记忆 ” （《河边》）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质朴的诗情沁人心脾。 “ 那一天 / 我怕你把我想象成故事中的大灰狼 / 怕你今天数着手指 / 算不清对我的怨恨 / 竟不敢大声说话 / 不敢惊破梦想 / 而让你诞生 ” （《那一天》）殷殷期盼之心，屡屡担忧之情，自然纯真，细腻缱绻。身处急剧变化的时代，完玛央金却没有这个时代裂变下的浮躁。她始终以感谢的姿态接待生活和生命在每日的降临，以爱来抗衡所有可能改变她生活信念和平稳心态的现实侵袭 …… 营造一个自足完整的世界，一个单维质地的世界，不在乎这个世界是否有更多、更广、更深的兼容性。
完玛央金是著名的诗人，但她也创作散文，她的散文大多都是记事抒情的文字，记录和抒发的是她四十多年的人生因缘，尽管这缘有深有浅，对于她却也没有本质的差异， “ 从少年、青年到中年，我时时发现自己很平凡。 ” 完玛央金这样说： “ 时光流逝，我发现自己逐渐流入世俗，一样被掩蔽，一样被冷落，一样被轻视被遗忘。我发现自己不能超越，更不敢拿得与失做细细的比较。 ” （《我是平凡的人》）她不是不敢将这些得失做个比较的，只是因为她太善良了，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做什么比较。她身上存在着的纯个人的魅力与沧桑，几乎使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成为甘南文学不折的风骨。
李城 ，汉族，甘肃临潭人。中共党员。 1959 年生，毕业于兰州师专中文系，先后从事教育教学、报纸记者编辑和新闻宣传行政管理工作，采写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获得国家、省级多项新闻奖。曾主编《甘南日报》文艺副刊《小草》，发表了大量甘南作者的文学作品，培育了一批作家诗人，为甘南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任甘南州文联副主席。主任编辑。文学作品曾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精选集》、《感动中学生的 100 篇散文》、《中华活页文选》等转载或录入，并获得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多项文学专业奖。著有散文集《屋檐上的甘南》、《行走在天堂边缘》、中篇小说集《叩响秘境之门》和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
李城的作品没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宗教色彩，没有引导和阐释，更多的是在现实环境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序幕中劳累的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心灵状态。氛围轻松、宽容，洋溢着诙谐和幽默。有揪住他胸口的满面疤痕的莽汉，有徘徊于两个女人之间而对于丈夫一往情深的春罗，有把羊皮倒穿在身上的朝拜和尚，有背着牛皮大汗淋淋为生计而奔波的代课老师，有热情周到终日匆忙的生产队长和他细致体贴的妻子，也有为实现自己的宗教乌托邦而苦心奔波、虔心修炼的僧人阿克洛哲等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在我们的周围而不被注意的人物形象。作者在青藏苍茫的背景下，以个体对个体的感触和深入，把一个个形象丰满、生动有趣的，且在贫困中不失欢乐向上的人物奉献给读者。语言的表达也透射出凝练和纯朴，不多的文字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如果每篇作为独立的一节显得单薄零乱，而将多篇组合在一起却显示出一个完整的行动，一个完美的主题。事件以及人物的串连形成了一幅广阔的生活画卷，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草原儿女的喜怒哀乐和生存状态刻画得千姿百态，淋漓尽致。读起这些和我们一样挣扎在贫困线且不为生活所屈服的高大形象的人们，我们不得不为之深深感动。这是双脚踏进冰凉的河水，穿越泥泞的土地，行进在蒙蒙的细雨中和他的主人公一起跋涉的亲身经历，融入了作者感官和理性中最纯粹、最自然的感情因素。正如马丽华所言： “ 渴望暴风雨，渴望九死一生，而后感谢这命运的恩宠，因为我们具备了升华苦难的胸怀和节操。 ” 如散文《越过一百零八条河流》，不仅是对作者自己的穿越，更是对灵魂的一次洗礼。在黄河面前，人是渺小的，但是李城经历了这次事件，也就成为黄河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城是甘南作家中唯一一位从诗歌走向散文，再从散文走向小说，再从小说返归散文的作家。这在甘南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下，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但李城做到了。他从容地在诗歌、散文和小说之间穿行，并轻松进入青藏沉眠的内里，对青藏的个体生命投注了深切地关怀，从而把他的人文梦想变成现实。
白华英 ，又名华达尔，藏族，甘肃夏河人。中共党员。 1940 年出生，小学毕业后在西北民族学院度过了七年的求学生涯， 1963 年毕业后，长期在甘南州工作，先后任甘南州委翻译科科长、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州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州编译局局长等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写诗， 80 年代后期发表部分诗作和散文，以长诗《雪山泪》扬名雪域高原和川藏大地，并获甘肃省文学期刊联合评奖优秀作品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著有诗集《雪夜独歌》。
白华英是新中国建立后，受党精心培养的一代藏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在西北民族学院读过七年书，这之中比较系统的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思想观念上有了一个大的转变。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盏盏闪烁的 / 酥油灯下 / 我们眼盯着 / 通向天堂的路 / 却不见脚下 / 伸向山外的大道 // 真的 一盏佛灯 / 亮了千年 / 未能照亮心中那块 / 早该明亮的 / 地方 ” （《佛灯》）。 “ 每当过往于 / 金碧辉煌的思庙 / 我深深地敬佩那些 / 塑造佛像的匠人 // 一块普普通通的泥巴 / 甚至被路人 / 千百次地踩踏后 / 躺在路边的泥巴 / 被过往的 / 能工巧匠们捡起 / 细细地揉捏成 / 慈目低垂的菩萨 / 一层层涂抹 / 哪怕是廉价的金粉 / 于是幻化出 / 普度众生的光环 // 于是就有了许多 / 匍匐在地的信徒 // 于是供果 / 垒成了小山 // 于是烟花巷里 / 就有了许多 / 庄重的面孔 ” （《于是》）。诗中充溢着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思想，也充溢着对宗教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丑恶的揭示。
白华英是 “ 甘南诗歌群中发表诗歌最少的一位，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 他的诗歌作品根植于民族的沃土，注重采撷青藏高原独特的美感，立意含蓄而深远，充满对历史和现实的智性思考。尤其是《雪山泪》，充满了对民族的反省，对历史的审视，对苦难的诘责，对愚昧的抨击，是思想之歌、传世之作、经典之作。《雪山泪》一度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藏区许多地方流传， 20 世纪在八十年代末发表后，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藏区各地被读者广为传诵。加上他的其他具有反思精神的诗歌，使他成为当代藏族诗坛上不多的几位富有探索意识和批判精神的诗人之一。
白华英是一个行者，他不是一个闭门造车者，他是一个立足现实社会而与时俱进的实践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其实就是他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实践活动。他说： “ 一个民族坚守或抛弃自己的文化，是有条件的，只有民族进步了，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 …… 伟大的文化永远是存在的，藏文化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就是其长寿的秘密。同时，藏文化的传承者要积极主动的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精华，因为落后的文化最终会被淘汰。 ” 这段话可以说是诗人在文化取向和民族发展关系认识上的一个宣言，集中表明了他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现实态度，以及他对藏民族和藏文化历史方位的确认。这种态度和确认，也表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社会文化资源共享程度不断提高的超经济时代，面对藏族社会和藏文化相对独立而又处于相对被动状态的局面，诗人所站立的高度和所指证的方向。比如其诗歌《六月雪》、《夜归》、《索求》、《沉舟之歌》、《爱的顿悟》、《帐房》、《我的老羊皮袄（二）》、《驰骋的土地》、《败落的光环》、《真与假》、《魂归何处》、《于是》、《佛灯》、《可可西里的小草》、《雪山魂》等就明确地反映了诗人的这种情怀和为此不懈努力的艺术追求。白华英的诗歌是过硬的，具有艺术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也就具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丹真贡布 （ 1934—1996 ），又名万作良，藏族，甘肃夏河人。 1934 年 12 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 1949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5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西北民族委员会、西北民院、甘南州畜牧中学、甘南州歌舞团工作。 1979 年起任甘南州文教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州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委员会副主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5 年 5 月离休， 1996 年 8 月 22 日在兰州病逝。 1955 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处女作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登上文坛，并一举成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 “ 第一只报春的布谷鸟 ” 。 1956 年 4 月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 1958 年 8 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 1962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0 年 8 月出席甘肃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 1988 年 11 月出席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委会委员。在《诗刊》、《民族文学》、《西藏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叙事诗《奇怪的法律》、抒情长诗《献给家乡的花》、抒情诗《春愿》、《亚热带的字母树》等数十首，多次在全国、全省文学评奖中获奖。著有诗集《羚之街》和《溪流集》，收录于其中的 100 多首诗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就。
作为一位优秀的民族诗人 , 丹真贡布的诗把民族性与艺术性溶于一体 , 成为当代诗歌在民族化道路上开拓前进的一个典范。丹真贡布是一位真正以诗立身，以身许诗的诗人，在他的眼里 , 诗歌不是炫耀身价的首饰 , 而是生活的一种表现 , 是精神上的一面镜子。因此，在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他的人格相一致的正派、正气、真实、辨证不悖等只有大成就者才具有的艺术品质。这种品质与他的学识、社会阅历，以及对生命、生活和艺术的把握紧密相关，更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对他自己民族的挚爱分不开。 “ 藏族爱细瓷的碗， / 生在瓷器的祖国。 // 藏族人爱浓浓的茶， / 生在茶叶的祖国。 // 藏族人要同虎狼搏斗啊， / 他们便有个不怕虎的祖国。 // 啊，我不相信命运的赐予， / 却敢说这是挚爱的甜果。 ” （《祖国》）
丹真贡布明白：作为一位民族诗人，不为自己的民族鼓与呼，不表现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历程，诗写得再好也算不得一个好诗人。而如果在诗中一味的表现民族性，忽视了艺术性，那民族性表现得再充分，也算不得好诗。因此，他写诗，力求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如《拉伊勒和隆木措》、《海的印象》（组诗）、《祖国》、《春愿》、《献给家乡的花》等一些名篇，便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诞生出来的经典之作。
在一些民族诗人的创作中，由于对文学民族性的误解，致使其作品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乃至在审美性上，都表现出相当的保守性，从而贬低了作品的价值。丹真贡布的诗作则表现出了相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思想和语言上，也表现在创作手法和审美性上。从丹真贡布的诗中，我们总能看到他那独具慧眼的思想火花，总能从他优美精致的诗歌语言中领略到现代诗的艺术魅力，更能看到他诗歌中属于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现代汉诗的审美观和审美价值。他的诗集《溪流集》中的许多作品就是明证。
从丹真贡布诗歌的气质上说，他更多的吸收了中国汉语诗的一些传统，虽然他的诗也表现了浓厚的藏文化气质，但与其说他的诗在藏文化底蕴中带有强烈的汉文化气质，还不如说他的诗在汉文化体魄中渗透着藏文化的血汗。如《春天的传说》、《拉萨的丁香》、《苹果坡》、《一九四 〇 的故事》等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质。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丹真贡布将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所创作的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民族和人文气息，称得上是甘南文学的经典之作，足可为后来者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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