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20世纪中叶，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批藏族诗人脱颖而出，用藏文和汉文共同进行创作，尤其是用汉文创作，这些诗人身处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交叉地带，带着身处两种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交汇、互渗的边缘带的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困惑以及优势和追寻，怀着内心的灼热抒写着自己的命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最早经历了这种边缘体验的藏族第一代诗人是伊丹才让、格桑多杰、丹真贡布、饶阶巴桑，他们青年时期即探索和实验着藏族诗歌的新的路径，展露了有别于传统诗人的诗情和才华。数十年来，他们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脍灸人口的优秀作品，成为当代藏族诗坛汉文创作队伍中坚定的探索者和先行者。进入八十年代，他们更是积极为诗歌和人的尊严正名，以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吹响了民族奋进的号角。
从艺术特点来说，以上述四诗人为代表的当代藏族第一代诗人更多地体现了诗歌“言志”这一特点。诗的最终目的是言志，但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的笔下，诗歌不再是单纯的言志了。它对形式和语言的过多关注，使得诗歌创作成为一种渲泄，一种不可言说的再现，一种对陌生化的语言的追逐，以及一种游戏，甚至只是分行的文字。意义被消解、解构。当然这一代（含中青年）诗人的创作 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实验性。他们大多受欧化语言以及口语的影响，比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上展示了更大、更多的可能性，他们比第一代诗人离传统更远，因而也更能批判地继承传统，从而在诗歌题材、语言、手法等方面丰富和延展传统。
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脱颖而出的一批富有才华和激情的青年诗人，他们以丰富多彩的个性，作为探索者，选择了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化疆域的束缚，将诸种优秀传统融于一己的方式，直接驰进了现代诗歌的领域。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他们得以比较全面、准确地接近和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并较好地汲取蜂拥而入的世界文化的养份，以较高起点继承并补充了新时期藏诗的队伍，超越为功利而写作的状态，栖落在了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前沿。他们成为藏族当代诗坛不可低估的一支优秀的主干力量。
正如一些现代语汇必将进入藏语语汇一样，用汉文字创作取得一一定成就的藏族作家，无疑是可以被藏族文学史所接纳的。它的贡献就在于对藏族文学史的丰富和延展。说它丰富，是指它吸收了藏语诗歌创作目前还无法接受的许多现代理论、技巧乃至词汇、词（语）义，从外围楔入并加强了本民族的传统；说它延展，是指使用汉文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异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位，使藏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宏大、更完整地走向现代世界。
二、“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不为一切，它是神灵，是一阵风。”——里尔克《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
现在，更多的诗歌倾向认为，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藏族诗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客观地面对青藏高原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另一方面，又生活在由于与大自然长期搏斗而形成的充满了神（诗）性的精神家园里。无论从神话学的意义还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藏文化都从未间断过对神——终极真理的追寻。与其他民族和种族的历史不同，这不仅仅是单个人的理想，而是整个藏民族群体的信仰和目标。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的提醒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一再告知，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诗性的真理和认识就这样绵绵不绝地从幼时就进入到他们的灵魂之中。音乐和神话不断地从那些朴素的喉咙中 潺缓而出，那大自然伟大的召唤注定了诗人们要沉醉在对生命、自然和时空永无尽头的追问之中。
未曾刻意钻研过藏族的诗歌史，但我们相信一个较早的传说一定深刻地影响过藏族的文学。那个传说中说第一个藏于来自天界，与其后的六位藏王通称“天降七赤王”，他们最后都由“登天之绳”上升霄汉而消逝。到第八代藏王时，他将先王的“登天之绳”割断。从此吐蕃便有了铠甲（战争的起始），大臣与王室的争斗杀戮和民间的动荡不安。这是一个卓越的原型，它说明吐蕃人最初是由王的“登天之绳”而与天界（神）相连的，后来因此绳索的断裂而失去了与神的联系，整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依托。这时，极少数智者在神圣之夜走遍大地，开始了对神的踪迹的追寻。无论他们是神学家（祭司、咒师），还是庙宇的建造者、史学家、流浪艺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人。直到后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传入吐蕃，并开始逐渐普及，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开始安顿下来。逐渐地，他们由英武好战而变得慈悲和善。慈悲、怜悯、爱与和平，成为吐蕃人至高的人格成份。神性的光辉又回归到这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藏民族，佛经就是一首诗篇，是众多洞烛中对生命和宇宙的终极问题给出答案的学说。
此后，不断涌现的唐卡（它们用象征和抽象的笔触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表现了那我们从未见过但又深信不疑、集体相信的事物）、戏剧、宗教音乐和民间的某些片断性音乐，以至于布达拉宫（它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藏民族集体精神的最高造型——众生和佛王、秩序和信仰、辐射和统一——是宗教思想在大地上创造的奇迹，是庄严而恢宏的灵居和辉煌的精神之花）的建成，将藏民族的诗性推向了顶峰。
与此并行的另一个奇迹是出世较早但至今还在不断地涌现着的史诗《格萨尔》。真正了解和研究过这部史诗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某个个人的创造，而是藏民族集体的创造，和带有一些神授色彩的作品。那些偶然被诗神所选中的通灵者，大多是普通的人，甚至文盲。但他们却能在一种特殊的状态（所谓的特异功能态）下获得灵感，而滔滔不绝地吟唱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分部、不同分章的全新而又超长篇幅和诗行的诗篇。这个事实，恐怕荷马再世也会为之咋舌不已。关于对它的研究，不是这篇文字的任务，但这个事实的确能震撼人心。它无疑说明了神性在藏民族的诗歌创作中已经体现到一个很高的境地。当然，这个现象不仅是藏诗传统，同时也是人类诗歌史上鲜有的。
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古老的灵光充满并启示着当代藏族诗人幻的心智。旷世的神话和宗教的慈悲沉淀在他们的血液和心灵深处，被不断复述、倾听并且珍藏。但那古老传统的意义究竟指向什么？殉道者在追问，哲学家在沉思，诗人也在探寻。
三、伟大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期望，人要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藏族诗人们最容易理解并体验这栖居。藏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诗意地栖居在此神性大地上的民族。这神性涵括了民族整体的精神氛围，这大地，这从苦难中敞向天空的大地，它是世界上最后的一片净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藏民族这样由于居住在世界屋脊而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要难，由此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信仰一致，而且完整地保留并沉浸在那玄奥的神话和宗教之中。人的追寻，最终就是完成对自己内心的还原，使得内心的神性得以显露。那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和道德意识，只是为了使得这种生命存在显现的契机。藏民族与大自然的搏斗，其实就是个体的人与自己内心的搏斗。再没有比这更能使人充分释放并体会到自由与博大，生命与价值。那自然的存在正是自己内心的伸展，它是巨大的，粗犷的和野蛮的。神性， 就在那里产生、莅临，并且居住。
这就是科学时代和机器文明所丧失掉的部分，也是西方诗哲们所梦寐以求的诗性。藏族诗人们正是在这属于自己的地域内面对着苦难和神奇的大地找到了“感官的素材”。他们最接近河流、峭壁、天空和白雪、众神与火焰。在河谷地带和无边的草原上歌唱。在地球之巅，向着那虚空中的远方之远倾诉。他们像祖先一样四处漫游，同时极为珍惜这片与他们血肉相亲的古老的土地。这就是他们的净土意识。但是正如西方世界业已经历的那样，技术功利的扩展对人性的毁灭，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的对立矛盾，也像蔓延的虐疾正向藏族诗人心中的净土渗透。他们内心也滋生着矛盾和困惑，虽想抗拒，但又无法不接受这历史的必然。穿过人群和城镇的尽头，他们漫步在古老的大地上，敏感地伸缩着艺术触角，体味着渐显冰凉的人情，感悟着多余的人、局外人、被异化的人的寂寞和孤独，近而驱策自己成为心灵放逐的流浪者。既使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歌唱，并为现代文明对这诗性净土的吞蚀充满忧虑和复杂的情绪。与曾经同此命运的其他民族的诗人一样，藏族诗人也要重新面对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自由与必然，存在与思维这两重对立的矛盾。这困惑和谨慎的探索，已在部分诗人的作品中显出深度，相信不久也将成为他们新的起点，从而找到新的民族生命本体里那隐秘而博大、坚定的存在和向往，为未来诗歌开启一个更高更强大的新的世界和远景。具体地说，他们已开始关注作为居住在大地上的短暂者——人的状况，关注本土、自然和宗教，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状况，关注所有的生灵、生命乃至存在与虚幻。这一切决定了他们能在创作中主动溶入自己思考的事物，进而退居其后，在混沌中完成某种超自然的创造——神性的创造。这批世纪末的追寻者已经站在了民族与现代世界的交叉点上，“我们开始在文化的格局上思考民族文化，在人类命运的前提下思考民族命运，开始意识到必须认真地解决种族的存续和发展，解决曾经那样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的衰退和复兴这些重大问题的迫切性”（《国际诗坛》第1期前言）。藏民族那惯有的理性和思辨的禀赋在他们血液中灵光未减，这就是部分优秀诗人的诗歌。
四、“空中的白鸟啊，
借给我，你的一只翅膀，
我也要向东飞翔。
我将从理塘快速飞回，
再把翅膀奉还到你的身上。”
——仓央加措
藏族诗人们被那千古的呼唤引领着，并且自己也在远方走着，呼唤着。像神游者，文化旅人。他们在广大的土地和艺苑中绯徊，时而与神灵们交杯，时而又自言自语。故乡的雪山，丛林与湖泊，金碧辉煌的庙堂，小山弯里的村庄，围坐在草地上宴饮的亲人。在这片哲学和诗歌的土地上，人民因为能永远亲近大自然和神灵而内心充满了光明。而真正的诗人，就这样走遍了辽阔的大地，追求着诗神央坚玛的路径，真诚地向尘世中的亲人们发出充满挚情的召唤。
这也正是藏族诗人们参阅、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学时所采取的取舍态度。他们阅读名著、经典，同时也吸收各种流派、主义，有人甚至染上了后现代主义色彩。但他们从自我放逐和流浪中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在自己的家园里自在地生活、思索，歌唱和述说。
另一方面因为用汉语写作，免不了受汉语诗坛的影响，但他们牢牢立足民族和地域特色，只接受对自己有益和有用的，而对主题性的模仿并不多。明显的例证是，当“麦子”、“铜”等意象弥漫并覆盖中国大地时，他们明智地观望着，并不想让“青稞”席卷高原。因为他们知道，藏族文学史在数百年前，已经有《水树格言》、《天空格言》、《火的格言》、《铁的格言》这些以单个意象通贯众多诗篇的成功的尝试。他们尚古但不拟古。这虽是一个表象性的例子，但足以说明他们在时尚中所保有的清醒。他们也关注形式，但他们更多地从诗歌内部把握诗歌，关注独特背景中的人生体验，从自己的生活中学习着生活。他们直面冷峻的大自然和残酷的人生，歌唱大地的贫穷与饥饿。他们噙住自己的血，让花朵与火焰穿越时间和他们的心脏而到达诗歌。这大地上的，最终的神迹正若隐若显，元素的、本质的、真理得以昭示。
现在，我已饱阅人生
又与你们，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
——荷尔德林《致流浪者》
在诗神央坚玛那美妙的琴音召引下，当代藏族诗人像朝圣者一样匍伏前行，虔诚地向着那真实的生活追寻。但事实上，这种呼唤和追寻是永无尽头的，回归也是追寻的另一种方式。由于人的局限性和生命的不可穷尽，千百年来，诗歌所希图企及的永恒才显得如此诱人，使众多追寻者前赴后继。无可讳言，同人类的其他种族和民族一样，这种价值只在极少数优秀的藏族诗人的作品中才显出意义。
五、当代藏族诗人，或建构诗歌，或解构诗歌；或在短章串抒写自己的诗情，或在巨制中尽现自己的思索，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令人为之喜悦。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以抒情性、探索性、现代性为主要标准，并对长诗和组诗给予足够的关注，将当代藏族诗人的诗歌作品按诗人出生年月排序结集展示，这无疑是一次个人和集体的区别。我们还无法与传统做出更深刻的比较，因为传统诗歌大多是宗教大师们的道歌．是个体生命在苦行（宗教修行）中超越了苦难和痛苦而达到生命的巅峰状态时的卓绝道白。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相互的区别和与世界其他民族、种族诗歌的区别。因为藏族诗坛一向保持着兼容和温和的态度，不像汉语诗坛那样激烈和富于争斗性，又加之从未结集展示和缺少理论评判，所以他们从周围的纷乱中更保持了少有的清静和从容。由于这次机会，这些边缘带的追寻者，他们在世纪末向读者交出的，正是他们各自在神圣之旅中所寻找到的金子。现在，他们准备接受烈火的检验。
释迦要求人们像检验黄金一样去考察他所有的话，把他的话放进火里检验，这样，就会从他的话中悟到真理，而不拘泥于词语本身。面对具体事物，也许我们每个人悟到的东西不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实和哲理。我们许多人看来走着不同的路，事实上，我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真理，善和美。
这也是评判艺术所应遵循的方法论。
对于事实上丰富、灿烂并且不断涌现的当代藏族诗人们各领风骚的众多诗篇，更细致而广泛的分析和批判不是这篇文字的任务。我们只是就个人多年来的阅读、写作体悟以及对藏诗的关注和这次编选过程中的感受，试图从总体上深入并且从本质上把握这些藏族诗人们灵魂深处所共有的东西，但也不免成了印象性的泛泛之论。所以，对每一位诗人的认识和批评，还要靠读者从自己对具体诗歌的阅读开始。
六、圣哲说：他们环绕歌唱，赞颂那明净的高空之上流逝的事件。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代藏族诗人们的文学活动作为事件也将流逝，但他们高傲的歌唱却一定会因其独有的光芒而永存。他们也会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诗人一样，由这歌唱而成为永存者。有诗的民族是幸福的民族。作为读者，面对这些缤纷的诗歌，正如面对着藏民族赖以生存的雪域高地之上那耀眼的转瞬即逝的事物和永恒的美。“不管怎样，一个人能在这冰峰雪岭中站上一分钟独自沉思，哪怕是经历世界上所有的艰辛也是值得的。”（柯林《悟道笔记》）
我们意欲完成的，就是向世界人提供这样一份沉思。
编者
1995年9月27日—29日初稿
1995年10月8日2稿
1996年7月3稿
二、“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不为一切，它是神灵，是一阵风。”——里尔克《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
现在，更多的诗歌倾向认为，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藏族诗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一方面他们要客观地面对青藏高原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另一方面，又生活在由于与大自然长期搏斗而形成的充满了神（诗）性的精神家园里。无论从神话学的意义还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藏文化都从未间断过对神——终极真理的追寻。与其他民族和种族的历史不同，这不仅仅是单个人的理想，而是整个藏民族群体的信仰和目标。在他们的周围，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有相应的神灵驻守。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的提醒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一再告知，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诗性的真理和认识就这样绵绵不绝地从幼时就进入到他们的灵魂之中。音乐和神话不断地从那些朴素的喉咙中 潺缓而出，那大自然伟大的召唤注定了诗人们要沉醉在对生命、自然和时空永无尽头的追问之中。
未曾刻意钻研过藏族的诗歌史，但我们相信一个较早的传说一定深刻地影响过藏族的文学。那个传说中说第一个藏于来自天界，与其后的六位藏王通称“天降七赤王”，他们最后都由“登天之绳”上升霄汉而消逝。到第八代藏王时，他将先王的“登天之绳”割断。从此吐蕃便有了铠甲（战争的起始），大臣与王室的争斗杀戮和民间的动荡不安。这是一个卓越的原型，它说明吐蕃人最初是由王的“登天之绳”而与天界（神）相连的，后来因此绳索的断裂而失去了与神的联系，整个民族的灵魂失去了依托。这时，极少数智者在神圣之夜走遍大地，开始了对神的踪迹的追寻。无论他们是神学家（祭司、咒师），还是庙宇的建造者、史学家、流浪艺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诗人。直到后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传入吐蕃，并开始逐渐普及，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开始安顿下来。逐渐地，他们由英武好战而变得慈悲和善。慈悲、怜悯、爱与和平，成为吐蕃人至高的人格成份。神性的光辉又回归到这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藏民族，佛经就是一首诗篇，是众多洞烛中对生命和宇宙的终极问题给出答案的学说。
此后，不断涌现的唐卡（它们用象征和抽象的笔触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表现了那我们从未见过但又深信不疑、集体相信的事物）、戏剧、宗教音乐和民间的某些片断性音乐，以至于布达拉宫（它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藏民族集体精神的最高造型——众生和佛王、秩序和信仰、辐射和统一——是宗教思想在大地上创造的奇迹，是庄严而恢宏的灵居和辉煌的精神之花）的建成，将藏民族的诗性推向了顶峰。
与此并行的另一个奇迹是出世较早但至今还在不断地涌现着的史诗《格萨尔》。真正了解和研究过这部史诗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某个个人的创造，而是藏民族集体的创造，和带有一些神授色彩的作品。那些偶然被诗神所选中的通灵者，大多是普通的人，甚至文盲。但他们却能在一种特殊的状态（所谓的特异功能态）下获得灵感，而滔滔不绝地吟唱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分部、不同分章的全新而又超长篇幅和诗行的诗篇。这个事实，恐怕荷马再世也会为之咋舌不已。关于对它的研究，不是这篇文字的任务，但这个事实的确能震撼人心。它无疑说明了神性在藏民族的诗歌创作中已经体现到一个很高的境地。当然，这个现象不仅是藏诗传统，同时也是人类诗歌史上鲜有的。
藏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古老的灵光充满并启示着当代藏族诗人幻的心智。旷世的神话和宗教的慈悲沉淀在他们的血液和心灵深处，被不断复述、倾听并且珍藏。但那古老传统的意义究竟指向什么？殉道者在追问，哲学家在沉思，诗人也在探寻。
六、圣哲说：他们环绕歌唱，赞颂那明净的高空之上流逝的事件。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代藏族诗人们的文学活动作为事件也将流逝，但他们高傲的歌唱却一定会因其独有的光芒而永存。他们也会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诗人一样，由这歌唱而成为永存者。有诗的民族是幸福的民族。作为读者，面对这些缤纷的诗歌，正如面对着藏民族赖以生存的雪域高地之上那耀眼的转瞬即逝的事物和永恒的美。“不管怎样，一个人能在这冰峰雪岭中站上一分钟独自沉思，哪怕是经历世界上所有的艰辛也是值得的。”（柯林《悟道笔记》）
我们意欲完成的，就是向世界人提供这样一份沉思。
编者
1995年9月27日—29日初稿
1995年10月8日2稿
1996年7月3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