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大食 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学忽然集中“爆炸”，各种观念、技巧和变革，都在这一年汹涌而来。对文艺怀有乡愁的人，会不断地回望这一年。但是，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人物，后来逐渐被淡忘，如今几乎消失在时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达娃，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人物，西藏当代小说奠基人。
2017年7月，张杨电影《冈仁波齐》意外获得近一亿人民币票房，对于一部艺术电影来说，可谓奇迹。人们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讨论他们的现实和精神世界。与《冈仁波齐》套拍的电影《皮绳上的魂》根据扎西达娃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扎西达娃本人担纲编剧。
扎西达娃安静地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媒体打过交道，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是他接受过的时间最长的采访。我们希望在无数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为向导，将藏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通，在一个既魔幻又现实的高地，看见有着独特世界观、不以物欲为最高原则的藏族民众，也看见我们自己。
青稞
餐桌上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仿佛有风吹过青稞地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拉萨一家饭店的餐厅。作家扎西达娃坐在正对餐厅入口的位置，他的旁边是导演张杨。周围的人大多穿着外套，扎西达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来西藏度假的不知温差的游客。张杨戴宽檐帽，留长发，倒像是藏族人。扎西达娃面前放着的是红酒，张杨的是啤酒。张杨抽着烟，扎西达娃听他说话。他们在说一部构想中的电影，电影里会有大片的青稞，风从撒了抹茶粉一样的山上吹过来，青稞在风里摇摆……风忽然停下来，青稞停止了摇摆，因为有人拿着酒杯过来敬酒了。酒席上，扎西达娃和张扬，或者和别的人，很难有完整的谈话，他们被装着各种酒的酒杯打断。
两个小时前，电影《皮绳上的魂》在拉萨点映。参与其中的人士在拉萨这间宽敞的餐厅里吃晚饭。作为电影的原作者和编剧，扎西达娃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许多演员都是第一次见到他。包括在电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员扎西敦珠。电影里的作家可视为扎西达娃的化身。扎西顿珠上来和扎西达娃合影，让人感觉有些魔幻——一个虚构的形象从作品里走出来，找到了现实中的真身。喝了点酒，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演员们坐在周围，你仿佛坐在电影中。到底哪个是虚构的呢？我们以为的现实世界，是不是出自我们的虚构？这是扎西达娃所探讨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
西藏也许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接近。拉美是热带丛林，一种炎热、潮湿的气息，西藏给人的感觉是干燥、寒冷、空旷、寂静，好像空气中遍布着各种生灵。西藏还有难得的条件——缺氧。一个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超现实的想象。
扎西达娃坐在那里，话不多，脸上的表情细微地起伏，但对前来说话的人都不乏恰当的热情。喉咙里的淋巴有小问题，正在治疗，这倒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三十多岁，而他已经58岁。
一个星期之前，扎西达娃从外地回到拉萨。如今，扎西达娃的许多时间在开会。小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父亲经常去开会，有时他跟着父亲一起去，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开不完的会。现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岁的时候就当上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现在是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席间，许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着长头发——他十几岁时就是这样的造型。直到现在，他去政府部门开会的时候，还会被拦住检查证件，因为他看上去不像是来开会的人。
张杨和扎西达娃去餐厅的每张桌子敬酒，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桌子上。他们又说起青稞，青稞刚开始摇摆，一会儿又停下来。一位做直升机业务的老板过来敬酒，这次，仿佛响起了螺旋桨的轰鸣声。
未来佛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机定期开往城里……”在位于西藏文联4楼的主席办公室里，扎西达娃打开书，指着自己小说里的这一段问我，“你读这一段有什么感受？”我一时语塞。扎西达娃继续说，“这一段写的其实是未来的事情。你再看看这句就更明白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桑杰达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转世活佛。”扎西达娃提醒我，藏地到现在也才十几世活佛。
扎西达娃所指的文字来自他1985年发表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他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叫帕布乃冈山区的地方。那里有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地面卫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个频道的节目。这是1985年想象的未来。“现在电视频道几百个，比那时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说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出现的，过去也是现在，现在也是未来。
酒席上，当那位做直升机生意的老板拿着酒杯过来，话语像螺旋桨刮起的风声掠过青稞地的时候，你更觉得，未来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来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则，那是扎西达娃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伦布寺，我看到了空荡荡的展佛台。一个多月前，这里有连续三天的展佛节，展出了现在佛、过去佛和未来佛。
藏传佛教里，当一千零八尊佛降临人间，这个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摆脱苦难。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释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两千多年前圆寂，一亿几千万年后，第五尊佛强巴佛将会降临。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间就是一亿几千万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乐观地祈祷未来佛的到来。“这就是藏族人的时空观。”扎西达娃说。
几乎等同于无限。藏族人在无限里享受他们的快乐，每过一个节，他们都觉得离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时空观对扎西达娃的写作有影响，他很自然地在写作中跨越时空。
在扎什伦布寺，我跟着那些拿着一大桶酥油去一个个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伦布寺，我有点累，坐在寺庙前的广场上休息。
天边飘来大片乌云，扎什伦布寺前的广场下起雨来。外地游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没动。他们带着保温壶装的甜茶，盘腿坐在地上，笑着聊天，仿佛雨滴跟空气一样无碍。
扎西达娃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处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会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顶，汉族人会躲在没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对下雨没感觉，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区别。”扎西达娃说，“藏族人觉得这是自然的，来了也不躲，很从容，对生命和死亡也这样，就像下了一场雨，来了就来了。”
这让我想起《西藏生死书》里所说，“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只是生命的现实。”
日喀则
在许多外来者眼里，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但好像又不是这样。走出扎什伦布寺广场，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馆吃晚饭。饭馆里挂着几位班禅的头像，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
我旁边一桌的两个年轻人吃着糌粑，用高脚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乐。再远处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乐。
我要了一磅甜茶。对，是一磅。这是英国人的计量单位。因为甜茶其实是经由印度传来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态是比较开放的。”扎西达娃说，“对我来说，我不抗拒什么东西，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年轻的时候，扎西达娃说他喜欢听爵士乐，现在喜欢听《二泉映月》。
扎西达娃去拉萨八廓街附近的餐馆见张杨的时候，路过一家“汉堡王”。他很惊讶拉萨开了这么一家店，“我非常喜欢吃汉堡王，他们的汉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达娃，还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车回去的时候，经过布达拉宫。夜幕下的布达拉宫，显得更加不真实，仿佛一座发光的宫殿悬浮在天空中。
当年，后藏人听说拉萨扩建了布达拉宫，规模非凡，便决心要仿造一座规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负重任的工匠，苦于无法得到设计图纸，整日遥望布达拉宫，忽然心生一计，到集市上买了个萝卜，照着眼前的布达拉宫，雕刻出一个模型，然后揣着萝卜回到日喀则，交了差。建筑工匠们按照这个萝卜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来看去，跟布达拉宫比，气派还是不够。追究下来才发现，萝卜经过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缩小变形，根据这么一个干瘪萝卜建大寺，很难相符。西藏人都称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城堡为“小布达拉宫”。
还有另一种说法。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时，反而拿这个小布达拉宫作样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师为完成重修小布达拉宫的计划，参考的也是布达拉宫。小布达拉宫打算建成日喀则博物馆，至今仍未竣工。我问门口的看门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放。
小布达拉宫大门紧闭，只有几个游人在旁边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个日喀则。
扎西达娃童年的许多时光是在日喀则度过的。他父亲曾是日喀则专署专员。扎西达娃和妹妹坐在父亲的华沙牌小轿车里，去扎什伦布寺附近的班禅新宫官邸参观。在扎西达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去那里开会，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禅新宫官邸最让扎西达娃欢喜的是，“这里面的花园，无论什么时候，都受到专职园艺工精心的照料。花园里有葡萄架，形状各异的花坛，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围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树。这里超凡脱俗，是一个世外桃源。除了当地的党政军要员来这里开会和休息，从不对外人开放。”
“文革”来到日喀则。人们扛着工具，爬上小布达拉宫，开始拆城堡。
扎西达娃在大人的谈论中听见——又有谁在拆城堡的时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谁家的房子被石块砸塌了。“大概过了三天，宗山上再没听见石块的轰响声，一切重归寂静。我站在家门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墙体上的宫殿已经不存在了，只剩废墟。”
日喀则是个土黄色的城镇——这是扎西达娃童年时的印象，直到现在。
在日喀则度过的时光里，一个小图书室是他喜欢的。他和家里人会从图书室带回来很多书。他母亲喜欢看小说，他就跟着看，那时候的书还是繁体竖排本，他是连蒙带猜地阅读。
那时能看到的文字，除了报纸，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欲又是最强的，然而到处都没有少儿读物。让扎西达娃意外的是，他在这个小图书室里发现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岛上遇险，两个孩子想找父亲，被野人抓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他在阅读中发现，这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完全是两回事。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世界的大门。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当时没那么现代化，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历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尔商人在日喀则开店，商店里有一些颇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我当时看着店里的尼泊尔人、印度人，会产生神秘的感觉。”
随着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达娃在日喀则的平静生活结束了。
大院
扎西达娃打开他的苹果手机，给我看了他父亲的一个委任状。内容很简单，上面写着“任命扎西为西藏自治区林芝专员公署专员”，署名是“总理周恩来”，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林芝市长。
林芝是扎西达娃更小的时候待过的地方。他对小时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么低，气候那么好，以前却没有人居住。住在那里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种的丛林民族，比如门巴族、珞巴族，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比较原始，生活像猎人一样。那里人口很少。”扎西达娃说。
现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个新城，和许多小城市的外观并无多少区别。扎西达娃还记得，在山坡上，有一个机关幼儿园，他曾在那里就读。
荒芜——这是林芝给扎西达娃留下的印象。那时，可能就那么几座建在山上的地委专署的房子。办公楼是石头砌的，上面盖着铁皮。有礼堂——扎西达娃的印象中，他去看过电影，礼堂也是石头砌起来的，有能坐几百人的长条椅。再就是一些干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几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院是扎西达娃回忆中的重要场所。父亲后来成为拉萨市委书记，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几天前，扎西达娃的车载着我们，想进入他当年生活过很多年的拉萨市委大院，让我们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车上的通行证过期了，警卫没让进。车子掉头离开。扎西指着前方说，以前这里有藏族贵族的别墅，现在没了。眼前是热闹的街市。更远处是空荡荡的刚建好的商铺，几乎没人。如同全国各地的大城市，拉萨也在不断地向城市周边扩展。
小时候，扎西达娃觉得自己和几个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几只皮箱，当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往一个地区上任时，小孩就会被轮流寄放于母亲在重庆的亲戚家。等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来，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达娃第一次跟着母亲坐飞机进藏——他坐在苏制伊尔-18型客机里，5个年轻的空中女服务员（那时还没有“空姐”这个词）握着红宝书，在狭窄的机舱过道里跳起舞来。女服务员穿着空军制服，黄上衣，蓝裤子，黄军帽。每个乘客会获得一盒五支装的中华牌香烟。“那时在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
在林芝，扎西达娃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一个保姆。保姆当过尼姑，后来还俗了。“她对着我当时还是婴儿的最小的弟弟磕头，说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达娃在半山腰的专署大院，看着远处汽车灯光晃来晃去，保姆跟他说，你爸还在远方。
“年幼时的记忆一定会对自己将来的文学创作有影响的，”扎西达娃说，“很多文学的灵感都是从这些记忆里变异而来。”
电影
在八廓街旁的一个露天平台上，扎西达娃和大家聊起了电影《皮绳上的魂》。张杨那天晚上来到拉萨，将许多朋友聚集于此。
第二天是电影在拉萨的点映。只有拉萨是两天，接下来，张杨和他的团队一天换一个地方，很多场路演。
“很多活佛要来看电影，问我要票。”嘉措说。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热心，负责组织第二天的观影。他边说电影票的事情，边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路伟和成功分别是出品人和制片人，他们说起《冈仁波齐》快一个亿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绳上的魂》上映前，两部电影的投资已经收回，他们显得轻松而愉快。
“明天电影结束后，11个人上去讲话，你们四个人加七个演员。”嘉措说。
扎西达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说话。“这是你的小说，你必须得上啊。”张杨说。
张杨说起和扎西达娃合作的缘由。二毛是张杨的藏族朋友，张杨说想拍关于西藏的片子，二毛说你应该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张杨回北京后，赶紧买了两本扎西达娃的小说，然后与扎西达娃见面。张杨觉得《皮绳上的魂》结构独特，但要拍成电影还缺点东西。他看到《去拉萨的路上》是一个复仇故事，有戏剧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两人就在这两篇小说的基础上聊。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就在我和扎西达娃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副主编杨子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他和新疆画家张永和90年代初曾经把《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成连环画。可见扎西达娃当时的影响力。他的小说吸引了许多读者。
电影里，“去拉萨的路上”变成“去掌纹地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张杨和扎西达娃商量，加了一场藏戏。
新加的那场藏戏讨论了很长时间，这其中包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一个长者的死亡。有点像《冈仁波齐》，生死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
对扎西达娃来说，写一场藏戏不在话下，可以说轻车熟路——他曾经是藏剧团的员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十几岁到藏剧团的时候，扎西达娃做的是美工。美术曾经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乐。
《向往神鹰》是旅游手册《孤独星球》推荐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飞机将要降落贡嘎机场时，我的脑袋里冒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小时候，即使是南方小镇的街头，这首歌都在循环播放。你如果在网上找到那个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达娃的名字，他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音乐曾经是扎西达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音乐天赋。在林芝看国产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那些歌，他听一遍就能用简谱记下来。“几乎是一种天生的本能。”扎西达娃很自信。
“文革”时候的八个样板戏，所有的曲谱，都是听着就能背下来。他从小学小提琴，已经练到帕格尼尼，属于专业初级。
画画的兴趣来自父亲，父亲也喜欢画画。
扎西达娃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干部。4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办了一个边疆学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用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的父亲在那里上学。
就在这时，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随后去了燕京大学，学设计。因为会两种语言，又是大学生，跟着解放军18军进了西藏。
父亲一直喜欢画画，扎西达娃受到熏染，画画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很突出。当时，他所在的学校想培养几个美术教师，请了一些美术老师来做培训。
扎西达娃学了不到一年，赶上藏剧团招生，他被录用为美工。在剧团，美工主要负责舞台背景设计和美术设计，画一些蓝天、云彩之类的背景。
但没过多久，扎西开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剧团送到北京去学编剧，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当年吸引他父亲一样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结束后，北京许多新的社团涌现出来，各种诗刊、画展，都非常前卫。“除了上课，我还经常跑到外面跟各种民间刊物接触。那时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这样的繁荣。没电话，只能亲自上门去找，喜欢哪个刊物，就去找他们主编，哪个胡同多少号，照着去找。”
岁月
扎西达娃从北京回到拉萨，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他开始写小说，而且，非常顺利，通过小说，很多人认识了他。
1981年，扎西达娃在《萌芽》上发表了《归途小夜曲》。此前，这篇小说被别的杂志退过稿，差点被当“毒草”批判。“里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镜，又穿喇叭裤，又跟小姑娘亲热，像个二流子，有人看不惯。但后来在《萌芽》获了奖。其实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就是这样，不只文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差不多。”扎西达娃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去《萌芽》领奖的时候，他认识了从广西去领奖的梅帅元。很多年后，梅帅元到拉萨制作大型实景演出剧《文成公主》时，找扎西达娃参与编剧。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这个露天平台上，能远远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场景，灯光将作为背景的山体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红酒，张杨说，“我跟老扎（扎西达娃）说，我们还得接着弄，他有一个小说我特别喜欢。”张杨说的是《西藏，隐秘岁月》。这部小说写了西藏108年间的历史，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肯定不容易。
张杨说到这儿，一位西藏摄影师刚刚来到这个场子，看到张杨，大声说，“张杨，那时候你拍《洗澡》差点死掉啊。”
张杨90年代电影《洗澡》里边，有藏族人步行到湖里洗澡的画面。在西藏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张杨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幸好被路过的车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缓过来。
张杨有西藏情结，他一步步把与西藏有关的电影做了出来。大家喝着酒，又聊起《皮绳上的魂》，说这是“十年磨一片”。
旁边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围着大昭寺转经的人，扎西达娃说，“到冬天，大家农忙都结束了，才会有更多的人出来磕长头，转经。”
扎西达娃熟悉西藏农民的生活。
《西藏，隐秘岁月》通过一个小山村，把一个民族一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出来。“毕竟是一百多年的时代背景，一般会放在最风口浪尖的境地，通过某一个家族或成员来表现。”
这部小说里虚构的村庄大致有现实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是当年扎西达娃70年代下乡劳动的地方。那时他在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列麦公社是西藏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当时的书记是自治区常委，省级干部。“因为是一面旗帜，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拼命，战天斗地，改变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种出青稞。”扎西达娃每天和他们一起干活，“作品里有那个公社的影子，但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人的原型，很多是综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麦公社，扎西达娃正在田间割青稞，公社书记来了。“公社书记是农奴的孩子，做了一辈子书记，一直与时俱进，政治觉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书记站在田间地头，给扎西达娃印象特别深。书记大叫一声：“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听，全懵了，然后，哭成一片。
接下来，大家排着队站在公社广场上，戴着白花，挂着毛主席像。因为太热，有人中暑倒下了。没过多久，打倒“四人帮”，大家打着火把，敲锣打鼓，在山里游行。
往昔
拉萨点映结束的晚餐上，扎西达娃因为有事，没等晚餐结束，先回去了。
我跟着他的朋友们，还有导演张杨，来到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出过两个名人，大冰和赵雷。郑义在酒吧里等张杨。郑义以骑摩托车环游美国和到藏北拍纪录片闻名。他们坐在那里，喝一种美国进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许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许多歌，包括何勇的《钟鼓楼》。张杨说，“那首MV就是我拍的。”
这些歌仿佛过去很久了，扎西达娃的那些作品，也仿佛过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别是1985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爆炸”的一年。北师大教授张清华认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出现在历史的拐弯处，一些重要的变革显见得是从他开始的，他是1985年最优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当代小说艺术转折时期最重要和最富贡献的作家。尽管他差不多‘封笔’多年，但我们在回溯当代小说及其美学演变的历史时，还是要为他公正地记上这重要的一笔。”
酒吧里，大家大声唱了许多80年代的歌，夜晚变得有力量。整个80年代，好像就是在这样充满力量的激情中度过的。
嘉措说，“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但喜欢聚在一起吃饭、聊文学，有人主讲，有人做饭，有人洗碗。那是文艺青年的美好时代。”
那也是西藏文学闪耀的时刻。
80年代，扎西达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剧团就在八廓街旁。有时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个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会跟着他巡逻，什么都玩。”扎西达娃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达娃第一次到拉萨。到现在，正好过去50年。
扎西达娃现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办公室坐坐班，然后待在家里上网、看电影、读书。他养了两只猫，有时出去散散步。不喜欢应酬。有几个朋友，偶尔打打电话，喝喝茶。
我们提出到八廓街拍几张照片，他没答应。“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场景，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
《皮绳上的魂》上映的头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张杨在打车，扎西达娃挥手向他告别。后边就是八廓街广场，他仿佛也是在向过去的年月告别。
我想起扎西达娃《逛新城》中的几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个遥远的拉萨，仿佛看见一个乡村的老人，喝着微酸的青稞酒，眼圈发红，捧着满是皱纹的干枯的脸，向他的儿孙讲述着他心目中的昔日圣地拉萨。繁华的市场、香烟缭绕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遥在他心中已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遥远的回忆。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苍老沙哑的嗓子唱起他最喜爱的一首歌：
“拉萨八廓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里的姑娘，骨头比肉还软。”
这魔法一般变幻的富有感染力的声调，梦一样深深攫住坐在他身边的儿孙们，他们昂起沉重的头颅，半张着嘴，身体失重似地被带进飘渺悠远的年代里……
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总第523期（记者：卫毅 实习记者：刘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