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语境下，文学作品的译介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和传播日益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藏语小说英译的现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变化。《黑狐谷》是著名作家次仁顿珠的又一篇重要作品，最初由藏语创作，2012年发表在《章恰尔》，2014年转载于《民族文学》藏文版，已译成汉、蒙、英、法、日等多种文字。小说以现实主义风格，主要从生态文学的视角书写了社会变迁下的生态危机以及对人与自然的深切关怀，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它的英译本，目前有克里斯托弗·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的《BLACK FOX VALLEY》和谭增迪吉（Tenzin Dickie）的《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两种英译本，并分别收录出版在《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TORIES》和《OLD DEMONS, NEW DEITIES: 21short stories from Tibet》中。这既是对《黑狐谷》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认可，又是海外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小说的关注和传播期望。
通过对《黑狐谷》的原文和英译本以及两个英译本之间进行反复比较和分析，发现《黑狐谷》英译本中两个译者的传播精神和翻译技巧方面的各自优点及个性，但同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传而不透、传而不正的文化失落现象和语言转换层面的漏译与误译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策略的不妥、译者的严肃性和文化自信方面的匮乏、译介体制不完善和本土专业性译者的欠缺等。相对于小说创作的现状来谈，这恰恰也是当代藏语小说的英语译介“走出去”的数量和成效并不理想的主要缘由。因此，译者应具备对藏语小说英译的跨文化认知意识，致力于藏族小说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借助话语的传播作用，让更多创作接受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一、《黑狐谷》英译本中的文化流失问题
“语言代码转换的翻译活动，就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表层意义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层次传递”，这句显示现代翻译理论关注的焦点有两种，是文化问题和语言问题。 同样当代藏语小说的英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一种转换，更是文化转化和跨文化传播，因而其译介背后蕴含着一个民族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如何被理解、正确交流和对话、以及如何彼此收益的重大问题。下面将通过小说《黑狐谷》的英译本中出现的一些翻译问题的分析，尝试了解当代藏语小说英译的质量和方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1.文化因素的流失
«黑狐谷»作为一部当代藏语小说，其内容涉及到了藏族文化的多种维度，通过原文和英译本的详细对比，发现原文中的一些有关文化因素的流失导致了源语文化未能充分传播，并原文中内容的删除或扭曲性翻译不利于译入语读者了解藏族文化，对跨文化传播造成了障碍。下面结合具体事例分析«黑狐谷»英译本一和英译本二中的文化因素的流失问题。
例1：
仲仓活佛将一片用藏文草体书写着两行字的纸条递给桑杰，桑杰拿着纸条到泽雄寺，连同一百元交给一位他认识的和尚。
[英译本一] Alak Drong handed Sangye a piece of paper on which was written two lines of cursive script. Sangye took the paper, and alone with one hundred yuan, handed it to a monk he knew at Tsezhung Monastery.
[英译本二] Alak Drong gave Sangye a piece of paper on which was written two lines of text. Sangye went to Tsezhung Monastery, found a monk he knew and handed him the piece of paper along with a hundred-yuan note.
“活佛”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用转世制度继位的高僧，在藏语中对应于“ཨ་ལགས་སམ་སྤྲུལ་སྐུ། sprul-sku”，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大特点，佛教教义思想世俗化的这一特殊现象是在其他佛教派别中是极为少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其产生和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所以“活佛”这个独具藏族特色的佛教关键词在不同文化体系或其他民族，尤其是英语的话语接受者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文化内涵。在两个译本中直接译成“Alak”时，英译本不能给译入语读者传达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反而对文化传播的效果造成负面影响。还有例句中的“草体书写”在译本二中存在删除现象，这显然是属于藏族文化传播中的漏译问题，这种不忠实原文的翻译方式对文化元素的有效传播带来了障碍和遗漏。总体上藏文有草体和楷体两种字体，为人们消灾免祸和拜忏所需要而念诵的经文或祭文名的记录，在活佛等高僧大德阶层一般用草体字书写，因此在原文中的“草体书写”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意象，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说，它的删除是不利于藏族文化充分传播与交流。原文中尚有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少见且陌生的藏族文化词语，如下列表格中所见。
这些词语实属难译，但翻译方法的选取上可避免造成文化缺失。在《黑狐谷》的英译本一和英译本二中译者无论用了音译或意译还是直译，都未有对其进行加以解释，没有注重构建藏族文化语境。
例2：
贡保扎西打算回敬一句，桑杰却没有给他机会，趁热打铁道：“呀——牛肚子，最近有没有给妹妹唱拉伊（有亲戚关系和年龄相差较大的异性之间忌讳的情歌）”大家伙儿笑得前俯后仰。
[英译本一] Gonpo Tashi was on the verge of offering a rebuttal, but Sangye didn’t give him the chance. “Ya, fatty Gonpo, you been serenading your sister recently?” Everyone laughed even harder than before.
[英译本二] Gonpo Tashi tried to interrupt but Sangye didn’t give him the chance. “ Ah Gonlug, are you still singing love songs to your sister these days?” The men laughed even harder than before.
次仁顿珠的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和对话性质的内容一般都体现出调侃和幽默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重构中可能没有以往的韵味和吸引力，对创作接受者而言将会失去原有的审美效果，但也要苛求它的完整性。在藏族人的生活习惯中，关系密切的男人平常聚集在一起时，相互开玩笑和揭老底来取乐是一种娱乐方式，原文中的人物桑杰抓着贡保扎西给妹妹唱拉伊的软肋让他认输了。可是“唱拉伊”是用“serenading”和“singing love songs”来英译的时候，译入语的读者能不能准确理解拉伊的文化意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拉伊”是主要流传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方言地区的一种专门表现爱情内容的藏族民歌艺术，它承载着一些与其他民族的情歌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在家或亲戚关系的人群或村子忌讳咏唱，它不仅种类和数量繁多，历史也悠久。“serenade”虽然也是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音乐体裁，它是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拉伊和小夜曲是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情绪下产生的两种歌曲体裁，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意蕴。译本二中，以用“singing love songs”翻译拉伊更是传而不透内层的文化意义。还有桑杰和贡保扎西在玩笑中提到的入赘女婿（མག་པ། mag pa），是直接关联到桑杰在勒珍家的家庭地位问题，假如在译文中未能清楚地表达这一含义，那么这玩笑的意义也比原文中的相去甚远。在英译本一中，译成makpa并用注释加以解释说明“A man who marries and moves in with his wife’s family.” 这就明确了桑杰是上门女婿的表达，传递了源语文化信息。然而在译本二中把它翻译为Bridegroom，误译为新郎，这不仅没有达到语言转化的目的，更谈不上文化的翻译和传播。
2. 语言转换的漏译和误译
“翻译是再现源语文本的语言转换与文化移植活动”，再说语言本身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的每字每句都记录和反映着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翻译文学文本中，译者要试图避免漏译和误译现象的发生，这是最基本的对文学的审美再现和充分传播的有力保障。在«黑狐谷»原文和译本的比较分析中，能发现译者努力做到忠实原文的英译尝试，同时也能发现一些原文的漏译和误译等传而不“正”类的翻译问题。下面将结合实例来进行分析：
例3：
有一点空闲时间，桑杰用左手拨弄佛珠，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指甲薅胡须。
[英译本一] As soon as he found himself with idle hands he’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with his left hand plying his prayer beads,his right would work at the moustache, plucking hairs between the nails of his thumb and index finger.
[英译本二] Whenever Sangye had any free time, he thumbed his rosary with his right hand, while with his left hand he helplessly plucked out hairs from his beard.
用左手拨弄佛珠是藏族传统习俗中较为稳定的人物形象，也是原文中体现审美所需要的形象描写。在英译本二中，这典型的形象被译成右手拨弄着佛珠，这就成为了语言转换中的误译，不仅违背了原文作者的意图，而且未能充分传达译文的审美再现和传播的有效性意义。
例4：
离泽雄县城向北六十公里处，有一个两旁分别有一座小敖包和经幡的垭口，垭口上望眼过去，有一条朝北的谷地，这里牧草品种繁多且茂密
[英译本一] About forty miles north of the Tsezhung county seat was a mountain pass with a small cairn and a few strings of prayer flags. If you looked out from the pass, you would see a valley opening to the north covered in a rich variety of dense thickets.
[英译本二] About sixty kilometers north of Tsezhung county was a mountain pass with a stone cairn and some prayer flags. If you looked northward from that pass, you saw a green valley thick with vibrant vegetation.
原文中多次出现长度单位“公里”，但在译文中重复性地被误译为“英里”，英里是一种英制的计量单位，在国内不广泛使用。这虽然对译文的总体性传播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对原文的忠实来说可能也成为一个注意的一方面。“六十公里”在英译本一中翻译成了“四十英里”，虽然40英里与60公里仅有4公里左右之差，但这不仅窄化了受众群体范围（英里主要应用于美国），且会误认为国内民族地区也运用这一英制单位而不用大部分国家通用的国际单位制“Kilometer”。还有“朝北的谷地”在英译本二中不但未能传达原作的本意，而且“northward”一词的错误运用使扭曲了整个句子的转换意义。还有“走到三公里左右后”在英译本一和英译本二中译为“After about a mile”和“After two or three miles”，都属于同类的语言转换问题。
例5：
凝视着他们家老狗只拴过一次的那个角落，眼前浮现了黑狐谷。
[英译本一] once, as he was staring at the corner of the yard where the dog used to be, the image of Black Fox Valley appeared before his eyes.
[英译本二] One day, as he stared at the corner where they had tied the dog,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appered before his eyes.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不同的语言编码方式，语法结构也不同”，这类误译能表示两位译者对原文的掌握情况，这主要就是他们未有跟精通藏文的专家或作者的深入合作和沟通所引起的，因为原文中的“ཐེངས་གཅིག་ལ thengs gcig la”放在句首时，确实会产生多种不太稳定的意义表达和理解，容易把它理解成“有一次”的意思来翻译，但由作者本人翻译的汉译本中明确固定了这句在原文中的本意，所以若有采用译者和作者合译的方法来修改和完善，基本上能解决这一错误的重复出现。
例6：
快到垭口的时候桑杰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沓风马纸（rlung rta）抛向天空，同时使出浑身力气高喊“咯嗦—拉甲啰—”
[英译本一] Sangye pulled a pack of prayer flags from his pocket and tossed them into the air, yelling “Victory to the gods!” as loudly as he could.
[英译本二] Sangye suddenly took out a sheaf of lungta from his chupa and flung them to the wind, sending the paper wind horses into the sky for merit and fortune. As he did so, he shouted “Kyi kyi so so lha gya lo! Victory to the gods!” with all his might.
具有宗教特色的风马文化（rlung rta）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撒纸印风马片主要是在祭山神仪式中的煨桑时进行的最多，主要以表示对旅途平安和心想事成的祈愿以及对神灵的感激，这也已成为藏族人特殊的文化意象。风马片的图形纹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寓意，它跟风马旗或者经幡是有区别的，风马片和风马旗虽然是风马文化的两大类型，但其表现形式和用途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如例6显示，英译本一中把“风马纸”译为“prayer flags”，误译为风马旗或者经幡。尽管这样的文化关键词“既存在传播上的困难，也存在翻译上的困难。传播上的困难一方面与文化关键词自身的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翻译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语言转换的误译会在传播上带来更大的困难，将会影响藏族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效果。风马片在英译本二中直接音译为“lungta”，没有为读者进一步的深入阐释，同理，“咯嗦—拉甲啰—”（ཀི་བསོ་ལྷ་རྒྱལ ki bso lha rgyal）的音译或意译也不例外，都未能充分传达文化信息。
二、两个英译本之间的比析
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同语境和文化差异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不同程度的难度，这时主要依靠选取合理的翻译策略来解决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障碍。从采取的翻译策略角度看，两个《黑狐谷》英译本有所差别，但是无论采用归化法或异化法都是为跨文化传播服务的，两个译本都以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直译、音译和意译。
在两个英译本的比析中，读者不难发现两个英译本都没有利用归化法进行翻译，两位译者都通过最基本的翻译方法，试着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尽可能地在译文中保留源语风味而让读者体会异域文化，利用“异化法进行的翻译，可以保留目标文化，丰富源语文化和语言表达”，因此译本一和译本二利用异化法进行了翻译。相对于英译本一，在英译本二中采用的音译更多，可是加以注释说明的方法反而使用的甚少，这说明英译本二虽然采用了异化法，它对跨文化传播的大程度实现方面的考虑不够机智。加之英译本二在翻译过程中多次采用了简略的翻译方法，以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全面沟通和理解的翻译责任和义务而言，其对原文的完整性和充分传播造成了传而不透的翻译效果。
三、当代藏语小说英译跨文化传播对策
具有文化特色的文本翻译，它的“主要任务是在目地文（target 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 那么从文化“走出去”视野出发，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在目地语中得到绝对完整而准确的表达虽然难度较大，但当代藏语小说英译始终要考虑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将如何充分地传播到译入语文化中，应重视如何从文化传播视角提升英译文质量，体现其中所含的民族文化和语言风格。 翻译的终极目标不在于符号的转换上，“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传达意义与促进交流，具有跨文化的本质。”因此，我们将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With effects”的重要尺度检验小说英译的传播效果时，发现各种翻译优点的同时难免会发现一些翻译策略的选取和用法上的问题。下面将结合两个«黑狐谷»英译本采用的翻译方法和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提出一些应采用的英译跨文化传播对策。
1.翻译方法的选取问题
英译本细读会得知，两位译者的主要翻译方法是直译和意译，没有运用注释法等对文化因素翻译较为重要的手法。当译入语读者不熟悉或缺乏相关原文的文化背景知识时，译者采用注释法做出相关文化关键词或不易理解的词句做出补偿或解释是很有必要的，译者可通过加注、脚注或尾注等方法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是采用注释法的翻译特点，这一翻译策略对实现跨文化传播至关重要。
在《黑狐谷》原文中有许多有关佛教的文化关键词或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如在英译本二中出现的ཨ་ལགས། a lags（活佛）、དཀོན་མཆོག་གསུམ། dkon mchog gsum（三宝）、དཔལ་ལྡན་ལྷ་མོ། dpal ldan lha mo（吉祥天母）、རླུང་རྟ།rlung rta（风马纸），然而译者对译文中的文化关键词没有以加注的形式进行说明和解释，依次被音译为Alak、Kunchoksum、Palden Lhamo、lungta等。 “在文化语境的构建中，译者与编辑除了在归化—异化间寻求最佳翻译方法，对于小说中一些实在难以翻译的文化元素，则采用添加注释的方法直接进行解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文化关键词的理解是进入民族文化的金钥匙，当源语中的文化词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时，采用注释法有助于解决文化翻译的传播问题。同样，基于文化差异的小说英译对其采用的其它翻译方法也要值得高度重视，在两个《黑狐谷》译本中主要使用的是直译和意译，译者将使用这两种翻译方式时应注重直译和意译的有效结合和科学性运用，试图达到原文的创作目标，从而达到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效果。不管是采用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还是使用归化和异化等翻译方法，都要认真考虑是否对当代藏语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再现的传播有影响，是否能够在保留源语文化意义和实现传播效果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和灵活转换翻译方法。
2. 合作中优化译文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与作家和熟悉源语文化的专家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不仅能提高翻译的质量，也能为文化的有效传播提供可靠性。与作家进行交流和沟通，有助于了解原文的实际目标和作家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是原文“走出去”和译文不走弯路的基本保证，尤其是对不精通两种语言的译者而言，更应与作家和其他专家联系和合作完成翻译任务。因为译者与作者的写作目的与立场的不同，译作会有所变形和扭曲的可能。通过《黑狐谷》作者得知，译者Christopher Peacock（克里斯托弗·皮科克）在翻译《黑狐谷》时，已经多次跟作者取得联系并去过作者家乡，请教译介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和难点，还要求作者带领他去了解跟作品内容有关的事件和场景，试图寻找小说中的一些重要原型。所以相比之下，他的译本是在文化素的保留和审美效果的再现等语言转换和文化移植各方面可算是较为成功的。不过，两个英译本中依然具有跟作者未有深入沟通而造成的误译现象，如上述例5和例6中出现的翻译问题就是缺乏这类策略所引起的经验问题。
３．培养本土译者和树立文化自信
根据当代藏语小说英译的重大意义和译文中存在的传播失落问题，我们不应只长期依赖外来译者的翻译成果和由他们重构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本土知识阶层中培养值得信赖、本民族的文化功底扎实稳定、又对译入语文化和语言特点有所熟悉的本土译者已刻不容缓。也就是说，若要改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就要试着改变极度缺乏本土翻译人才的这一现状，培养本土高水平的译者，树立文化自信。这样才把本土文化底蕴和语言特点准确地置入译文中。加之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我国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财富，当代藏语小说的英译也应保持自身的魅力和文化意蕴，“每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珍视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 由此而言，藏族当代小说在英译中能保持自身文化的优势、能发挥文化差异的价值展现，是一种体现文化自信的方式，也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因此，培养深知本民族文化的译者，既有有助于提高译本的准确性，藏族文化也能更自信地“走出去”，给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结 语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标志，只有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充分传播，才能让其他民族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当前当代藏语小说“走出去”背后的最大动力，也离不开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当代藏语小说的英语译介不仅是藏族文学面向世界的表征，更是为我国文化“走出去”增添时代性意义。但是，藏族小说英译本中或多或少存在传而不透、传而不正的文化流失现象和语言转换层面的漏译和误译等问题，这将造成当代藏语小说的“译出去”不能代表它“走出去”的事实局面。因此，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当代藏语小说英译，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既离不开采用准确有效的翻译方法，也离不开再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这样当代藏语小说的英译才能把藏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推向世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英语读者进行交流，为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展示和中外文化全面沟通与交流搭建桥梁。从而使得英语读者在译文中正确了解藏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文化观，既有助于推动我国民族精神的传播和弘扬，同时也能提升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注释：
1.张莹、尚菲菲：《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英译策略》，《文学教育》，2021年第8期。
2.克里斯托弗·皮科克的译本为英译本一和谭增迪吉的译本为英译本二。
3.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页。
4.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70.
5.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 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52.
6.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7.Tsering Dondrup: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 “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72.
8.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 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54.
9.杨仕章：《文化翻译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10.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11.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71.
12.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 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53.
13.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14.Tsering Dondrup: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 “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69.
15.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51.
16.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17.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 “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80.
18.Tsering Dondrup: 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62.
19.普布：《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藏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西藏研究》，2015年第1期。
20.梅卓主编：《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2009-2018短篇小说卷》，青海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21.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Peacock, “Black Fox Valley”, “THE HANDSOME MONK AND OTHER SR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174.
22.Tsering Dondrup:Translated by Tenzin Dickie, “The Valley of The Black Foxes”, “Old Demons, New Deities”，New York· London:First printing 2017. P 256.
23.杨仕章：《文化翻译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
24.张莹、尚菲菲：《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英译策略》，《文学教育》，2021年第8期。
25.杨仕章：《文化翻译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26.黄荍笛：《论中华文化外译的策略与途径》，《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
27.许诗焱、许多：《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实践》，《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
28.魏清光、曾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¾机遇、现状、问题及对策》，《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
银青加，青海黄南人，博士，先后就读于西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在《中国藏学》《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文艺》《达赛》《雪域文化》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