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谈论当代第一代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诗歌，是在谈论他的创作在诗坛上达成了怎样的完成度。

细细捧读完收入158首精选诗歌的《格桑多杰诗集》和收入207篇评论文章的《格桑多杰诗歌评论集》（均为202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被这些诗歌深深迷醉，心灵震撼，眼前屹立起一座诗坛的青藏高原。这才是遥接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黄钟大吕，这才是中国人民心灵和精神的刻骨，这才是唱给新生中国的心声和主旋律。我的拙笔不能完全概括出诗人诗歌的庄严、精妙。好在有204名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坛诗人、评论家，已经为这位誉满诗坛的藏族诗人及其诗歌进行了学术层面的深入研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诗人举行了加冕。我力有未逮，但一定要献上自己对家乡著名诗人的敬意。

我很赞同吉狄马加对诗人的定义：“格桑多杰先生是一位生长在青藏高原并且享誉世界的中国藏族诗人。”这准确概括了诗人及其诗歌达到的高度：格桑多杰和他的诗歌是青海的、藏族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我也赞同诗人和评论家们中肯、敬重的评语：“藏族新诗的开拓者”（降边嘉措）、“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拓荒者”（公保扎西）、“其一生都在用饱含深情的诗歌来赞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玛拉沁夫）、“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能够在手中更高地举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高平）、“世界屋脊上的热情歌手”（晓雪）、“大爱之心 诗情所凝”（李庆）……207篇诗评从诗歌内容与形式、诗品到人品，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和评价，塑造了一位“托高原之物，言家国之志”“激情柔情深情涓涓流淌，人性诗性心性翼翼生辉”（公保扎西）的诗人本相。

我认为，格桑多杰的诗歌在青海、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以青海藏族赤子的大气与自信，始终热情洋溢地咏唱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社会明朗向上的正能量。用诗歌追逐光明，用文字刻写文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庄重文学”的品质，在“三江源头擎起纯诗的经幡”（高平）。

格桑多杰近60年的诗歌创作，始终以喷涌的赤诚真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的使命担当，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原人民尤其是青海藏族人民生活、精神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从青藏高原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巨变，具有“诗史”的品质。诗歌充满激情、自豪与自信，灌注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极具感染力，在艺术上追求质朴、温润与纯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合，具有“文质彬彬”的品质。格桑多杰诗歌创作的意义，在于他的奠基性、开拓性、庄严性。

具有奠基性价值的前提，首先具有开创性质，并在开创性基础上达到一致认可的稳定性。这就要求作品具有创新性与高品质。其次，奠基性还隐含着引领性。开创之业，要后继有人，有新作品跟进，并形成繁荣局面。所以具有奠基性价值，就是开创性、引领性与高品质的组合。

毫无疑问，格桑多杰的诗歌具有奠基性价值。藏族文坛公认的四大藏族诗人，是青海平安的伊丹才让（1933—2004）、甘肃甘南的丹真贡布（1934—1996）、云南迪庆的饶介巴桑（1935—）和青海贵德的格桑多杰（1936—）。所以，他是最早用汉语创作的藏族诗人之一。他的汉语习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名作《喳曲的传说》即获得第一届（1980）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黎明前分娩的城》获得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短诗一等奖。这些奖项不仅充分肯定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水平，而且带动了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对青海藏族诗人的喷薄涌现，起到了奠基、示范、引领作用。

可以说，格桑多杰和其他第一代藏族诗人的汉语创作，开创了藏族诗歌汉语创作的新局面，从此藏族文学从单一的藏语创作进入汉藏双语创作的新天地，在文坛上比翼齐飞。至今，藏族文学汉语创作诞生了像阿来这样获得“茅盾文学奖”、次仁罗布这样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及29位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的藏族作家，也有万玛才旦这样的影视与文学跨界作家、诸多汉藏双语创作作家。目前，在作家数量、作品数量、作品质量等方面，处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前列，藏族文学汉语创作正以老中青新四代作家庞大的创作群体和高昂的创作热情活跃在中国文坛，并迈步世界文坛。藏族文学汉语创作今天的盛况，即是格桑多杰等第一代藏族诗人开创汉语写作结出的硕果。“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格桑多杰们开创的汉语写作的奠基性价值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对青海文学的奠基价值。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青海文学从诞生起，就是多民族文学的大合唱。在这个合唱中，藏族文学的多声部声音响亮。从历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获奖情况看，29人中，有10人是青海籍的，占三分之一，数量庞大，且伊丹才让、格桑多杰、多杰才旦、端智加、角巴东主、梅卓都是享誉藏族文学史的重量级作家。他们的创作与获奖对青海多民族作家创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格桑多杰尤为突出的奠基性价值就在于他以赤子之心对青海人、事、物的倾情赞美与歌唱。我认为，作家出生、青少年成长期的胞衣之地，是培植文学蓓蕾的最好土壤。青海这块丰饶诗性的土地，养育出了歌颂她滋养之恩的子民，格桑多杰就是其中的赤诚之子。他塑造并歌颂了勤劳、勇敢、慈悲、向善的青海高原藏族群像，以及干出非凡功绩的英雄，像“金珠玛米”解放军、和平时期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为保护藏羚羊而献身的索南达杰，汶川、玉树地震中各条战线上抗震救灾的无名英雄等等。这些形象丰隆起青海乃至中国人精神上的世界屋脊。因在青海果洛牧乡工作30年，诗人成为“牧民的儿子”，足迹几乎踏遍青海的高山大江，他天然地热爱青海这片生养他的故土家园，并以赤诚之心倾情歌唱，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诗人”，他的诗很早就让青海的昆仑山、三江源、玛积雪山、巴颜喀拉、祁连山、青海湖、藏羚羊、牦牛、骏马、糌粑、酥油等等具有青海辨识度的地域风物进入国内外的文学视野。青海生态文学、自然文学勃然兴起，它的发轫，最早可追索到格桑多杰的诗歌里。可以说，格桑多杰大部分的诗歌，不仅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而且是其领域的典范作品，其奠基性地位不可撼动。

再次，格桑多杰等第一代藏族诗人开创性地用汉语创作，无疑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进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挥了积极有效的示范作用。他们的汉语创作也使青藏高原这片雄浑辽阔的高天厚土被更广大的中国文坛、世界文坛所看见，诗歌中塑造的藏族民众被文学照亮，青藏高原雄浑俊美的自然风物被看到，他对青海家乡的咏唱、对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上人物的描摹与赞颂，“都使他的诗歌获得了世界性，而且在世界文学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李鸿然）。他们的创作都拓展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版图，具有世界性意义。

开拓性是在开创的基础上继续拓宽、拓深，向更广、更深掘进。格桑多杰诗歌的开拓性体现在诗歌题材广度与诗体的开创性方面。

首先，诗歌题材的开拓性。

纵观格桑多杰诗歌，题材丰盈。有反映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的、工作的、英雄的、爱情的、自然风光的、生态环保的、异域风情的、行走的、阅读的、神话的、史诗的……凡能激起诗人激情的，都入了他的诗眼，经过诗人的审美，呈现给读者。对读者而言，跟着诗人的诗笔，从旧中国的苦难，走到新中国的幸福，从高原的青海走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走出国门。尺掌间，打开了新中国的历史画卷，打开世界、宇宙的空间维度，不仅有时间的长度，更有空间的宽度，文化、文明的厚度。他的诗集是一部时代史、文化史、社会史。

对诗人而言，每一个不同题材领域的诗笔所触，都是一次全新的“开疆拓土”。从牧场到庙堂，从实践到哲思，从藏文化、中国文化到世界文化的探寻，从青年的激情豪迈到年老的睿智仁慈，脚步丈量出人性的真善美，心灵感悟到人间的爱与暖，诗笔流泻奋斗、奋进的无悔人生与精神脊梁。

诗人诗歌创作题材广泛性上，有些是难以逾越的。比如，诗人语重心长召唤旅居海外藏胞的《回来吧，这边是你的故乡》一诗，诗人以“故乡的牛粪火”“巴塘的苹果”“河曲的骏马”“花海般的草场”等家乡特有的信物和亲人的呼唤：“依山的乡音渗透阿妈思念的心声/傍水的笑语传达阿爸诚挚的目光”，激发他们怀念祖国之情，结尾以“同胞啊”“回来吧”，三次深情呼唤国外“藏巴”“康巴”“安多”的藏族人，“回来吧，这边就是你慈母生长的故乡”“回来吧，这边就是你繁荣富强的祖国”。这可能是目前此类题材的唯一作品。还有广为传颂的唤醒迷醉于宗教的普通民众题材的诗《醒来吧，萨尔洛》，充满了诗人的良苦用心，也是极为难得的题材的开拓，读后振聋发聩，具有很高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价值。

有些题材至今仍有引领价值。如前所述的对青藏高原山川的书写，就是今天青海正兴盛的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的滥觞。目前青海正在倾力打造“国家公园省，大美青海情”，诗人的很多诗歌都可以作为宣传与推介青海的美诗，助力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文化旅游事业。

还有些题材拓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题。诗集第三辑“我从东方爱着你”，是作者行走与阅读中闪光的哲思，是对文化、文明的沉醉。部分诗歌，是诗人国外的见闻。其中《我从东方爱着你》是一首近200行的长诗，追思了南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衰更迭。长诗开头两节以太阳的灿烂和厚爱与月亮的幽雅和诚信起兴，以磅礴的气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地球上的人群本是一家血脉/自古就是骨肉亲戚”“要闻视人类之家欢笑的音容/掀开文明史河的浪花”。

这些诗歌意象词语的建构，意味着世界体系的空间建造和精神领域的词语关联。揭示了诗歌艺术的人类性和人类的文学性的可能。推动原有的想象性创作突破区群与国别边界，将全球各地的不同人群在幻想、象征和虚拟意义上连接起来，迈向多元整体的世界文学。

其次，诗体的开拓性。

诗集中诗体多样，构思巧妙、想象力丰富，富有魅力，是诗人诗歌艺术的开拓性追求。有现代新诗体、古诗体，有曲子词，有藏族传统格律诗，有道歌体、民歌体；有《格萨尔》史诗般的叙事长诗、有仓央嘉措诗歌般的抒情短诗；有两行诗、有四行诗、有多行诗。这些诗体的瑰丽变化，带来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妙境，读厚达358页的诗集并不显得冗赘，而是如饮醇酿，神清气爽，想要急迫地读下去。充分显示出诗人对诗歌形式超强的创新性和开拓性精神，也反映了诗人因热爱诗歌、为创作诗歌而对诗歌有地磁般极强的吸附能力。

作为汉语诗歌创作的拓荒者，诗人创作伊始就对接中国文坛革命文学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体诗，这从他的获奖成名作《喳曲的传说》《黎明前分娩的新城》中明显得见。最为可贵、最有重量，也最有特色的是，在近60年的创作历程中，诗人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时期创作出耳熟能详的不朽诗篇。赞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诞辰》和《抹泪渴盼》、赞颂毛主席的《太阳的升地》、颂赞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25周年的《敬一杯喜庆的美酒》、赞颂玉树地震中国强大的救援力量的《奋登昆仑寒崖 捧致肝脾勇救三江源的啼婴》、赞颂英雄索南达杰的《大千何处存豪气 欲觅赤诚问昆仑》、赞颂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北京——奥运之城》和《石狮醒》、赞颂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的《感恩千汇》等等现实主义的诗篇，以明朗、向上、亲切、易懂的风格，成为“诗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无论是清新流畅的叙事诗，还是直抒胸臆的抒情诗，始终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而且历经岁月，“他举旗的手臂更为健壮有力了”（高平）。

在始终不变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根基上，变化多样的是诗体。从自由的新体诗开始，诗人根据表达的内容与情感，开始选择不同的诗体让诗歌以不同身姿自由飞翔。

他一方面从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藏族民歌诗体开拓出汉语表达的新形式，拓展了汉语诗体表现形式，是诗体的创新。诗人在自序中坦承，“阅读英雄史诗《格萨尔》，也阅读《萨迦格言》等，……又找回600年前用藏文翻译的《云史》；读米拉日巴的‘道歌’；宗喀巴大师所著《妙音仙女祈颂》等藏文译本”，以此“走出幽径，达到思路更纵横，视野更宽广”。

杨洪恩研究了诗人镜鉴藏族民歌的三种诗歌体式。

一是鲁体民歌，它是三段式或多段式民歌，两句一段，一、二段起兴，第三段表意。如《恩爱蜜源》：“画眉鸟别致的游廊是恬静的密林/花果的醇香给了她悦耳的嗓音/金鹿羚羊瑰丽的金宫是广阔肥美的草原/水草清溪给了她无穷恩爱的蜜源/各民族的家园是祖国美丽富饶的河山/同心协力的建设使她变换着容颜”。

二是谐体民歌，即四句六言体民歌。如《北京——奥运之城》：“竹兰青翠鸽旋/水如玉泉潺潺/风和日丽清悠/喜庆洋溢燕山”。

三是“折嘎”唱词形式创作新内容的诗歌。如《献给时代的贺辞》开头：“借今晨美妙无比的时光/在这吉祥降地的时刻/借今晨奇异无比的微曦/在这如意涌进心田的时刻/我饱含喜泪衷心祝贺你们”。

另外，诗人还从《格萨尔》史诗中汲取叙事的养料。如《敬仰佛尊童龄的足相》是传统叙事民歌四行体，共十四节，多用对比手法讲述了到拉萨礼佛的经历，民间口语化的表达吻合“我是出门闯觅生路的人/祖代是毛纺织帐的牧人子孙”的身份。

还有一些采用的是道歌的诗体形式，尤其描写爱情的诗。如《灿星夜夜在苍穹》：“你愿是黄净的奶油/我愿捻成棉的灯芯/如在金色的铜灯里相约/即使燃毁在佛殿也无怨”。《牧人箫笛》也是典范之作。

这些诗歌充满浓郁的“藏味”，最有韵味，情感表达得充分饱满，内涵丰富，语言简约，具有鲜明藏民族诗歌特色，充分体现了“拓荒者”的开拓精神。

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诗歌语言、文化中汲取营养，借鉴拓新出唐诗元曲诗体的风韵，显出典雅整饬的韵律美。同样显示了诗人强大的吸收、拓新的能量。比如描写北京奥运的《石狮醒》整首三节七言古诗体，开头一节：“燕山雄脊横长城/巍蜒千岳崛万里/荷叶脉荡石狮醒/九龙欲腾白塔迎”。《深邃天涯》开头一节：“水清清，吐珠喷玉净晨星/声淙淙，解融了麦穗梭牵的田野万顷/夙愿润檀林，映绿山姿与湖影”，完全是曲辞体，描摹出了天涯一条河的形态与作用。

从诗体的变化中，我们也能感知诗人在写诗时情感是喷涌的，短诗体几乎容纳不了他的激情，故而短诗较少，多为长诗，比如《南海月牙明》虽是2行诗体，但共20节。还有一些是组诗。组诗不能表达完全的，诗人在诗节第一句前后用破折号提示强调主题，相当于小标题，形成独特的诗体。比如破折号在后的，《倘若你是海燕》中第五节：“远鸿——/倘若你就是海燕/谁知此刻羽毛升温/谁测试胸膛的血液发烫/把深涵的岁绪搏击……”这里的“远鸿”相当于这节诗的小标题，全诗由8个这样的小标题组合而成，形成一首宏大的交响曲。有时，情到急涌处，来不及喘息，一气呵成，《大千何处存豪气 欲觅赤诚问昆仑》，144行，密集排列，来不及分行，充分体现了诗人情感的一泻汪洋。

可见，诗体的变化完全依赖于诗人情感的波澜起伏和更好地表现内容的需要。

庄严、庄重是格桑多杰诗歌鲜明的特征，也是自始至终追求并达到的品质。降边嘉措总结藏族当代第一代诗人的诞生是“庄严的奇迹”，格桑多杰就是奇迹之一。

首先，诗人的诞生是“庄严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诗人诞生的母体。1949年，诗人13岁，他已在寺院里读经8年了，此时他已具备藏语言文化知识能力与独立的生活能力。而他生活的青海贵德，又是儒家文化深厚浸润之地，汉藏文化在此交汇，诗人日常用汉语与同村的汉族同龄人交流。所以，当他15岁时，得知国家急需像他这样的汉藏双语人才，就主动投向青海省民族公学学习，第二年（1952年）推荐跳级进入北京的中央团校民族部学习。在这里，打开了汉语世界与世界文学的视野，在中西文化的广阔视野中熏陶与濡染，培养了他的大胸襟、大视野，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文化濡养，为诗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他深知，如果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的新生。他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主动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青海，不久前往与他家乡贵德迥然不同的青海最高远的牧乡果洛开始了30年的“干部”工作，“官”至州委书记。之后，任省职、中央委员等职。所以，他以国家干部的第一身份，获得“马背上的诗人”的第二身份与世界诗人的赞誉。政务如此繁忙，而笔耕不辍，两项“事业”都达到至境。有人说，格桑多杰是被政务耽误的诗人。恰恰相反，如果读过他的诗集，他的看似两项的事业，其实是融为一体的。政务让他心系民众、关注民生，关注祖国的发展与繁荣；诗歌创作，以文学的诗笔记录下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富强。二者合二为一，产生了庄严的奇迹：诗歌庄严大气，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弘扬文化自信，传播社会正能量与主旋律。感奋人心，激励斗志，昂扬向上，似人生路上的明灯，照亮前行之路。

其次，创作目的是庄严的，带着使命和责任。他说：“是由于党组织的培养，使我能够把文学作为时代的、国家的、阶级的、民族的事业，从而树立了社会责任感。”创作初期的“习作，都还显得幼稚与粗糙，但表达了我献身民族文学事业的决心和勇气”（耿予方著《藏族当代文学》）。

“诗言志”，其志在为国为民，其诗言国言民。庄严的承诺，他用一生践行，他的诗为祖国为人民而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故“言之有物”，其“物”即歌咏时代里的英雄、时代里勠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的普通劳动者。读格桑多杰的诗，心头常涌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话语。这位“马背上的诗人”在行走中眼里有群众、心中有情怀，思从生活中来，诗从胸腔涌。志纯诗正，庄严圣洁。

第三，创作态度是庄严的。目标立得高，态度就严谨。不断地、谦虚地、广泛地、勤勉地学习是他的诗歌创作态度。一方面，从繁忙的行政事务中挤时间创作。另一方面，“在边读边学的同时谦虚地向一些文学修养高、造诣深的作家、诗人、编辑和同志请教初学写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领悟指点”。勤奋学习的目的依然是“如果掌握理解和领会运用必要的文学知识，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我们的社会多做一点服务，恳切地同群众在心灵上沟通、同呼吸，共命运、同歌唱，这是极好的事情，是人生的一项责任和一大快乐”。这种旺盛的求知欲，让他的诗歌题材与诗体形式有了全方位的拓展，不断开辟出的境界，独具一格。

第四，诗歌创作理念是庄严的。经过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他总结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理念。

一、确立“诗为人民而歌”庄严目标。他说：“文学出自古代劳动者的泥土、足迹，因此她的襟怀从来都向勤劳和创造物质财富，运用智慧改造大自然的人们敞开，像一切荒凉隅角放眼微笑，让人们的眼眸变得宽广而美好。”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诗歌传统相一致，也吻合新中国文艺创作路线。

尽管中国文艺思潮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曾经多元化发展，导致不像诗的诗充斥诗坛，但诗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诗为人民而歌”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并在这条宽广大道上走出阳光大道。诗人也获得“纯粹的诗人”“很诗人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的赞誉，因为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始终在人民手中。

二、诗歌必须具有社会功用。他说：“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他总结：“我真切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不断获得新繁荣和大发展，净化了社会风气。温抚慰阅了春晨的生命力又不断积极弘扬了新的时代精神，产生了不可抹去的魅力。”围绕这样的诗歌创作理念，诗人的诗歌是庄严的、自信的、大气的。他的诗歌都在竭力发出正义、信仰、光明的力量，或鼓舞人心、或启示教育、或劝解改过、或开拓心胸与眼界、或陶冶情操，发挥着文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三、诗歌是真善美的表达。诗人说：“诗歌之美渗透在构成诗歌的每个元素中，所有元素之美就构成了生命之美，诗歌艺术必定是真善美的所在和精华，我觉得诗歌是文学体裁里最美、最富有感染力和魅力的文体。”所以他在诗歌里追求真善美，追求诗歌的审美价值，他的诗歌是“美”的呈现。他说“诗歌文学的笔耕要亲临其境，崇尚爱民、崇尚爱国是人民和时代最大的寄托”。亲临牧乡30年，在外地人眼中生命的禁区，诗人看来：“果洛那里的山河壮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昆仑茫茫，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更可贵的是，那里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发祥地之一。人民勤劳，民风淳朴，这使我由衷地为那片土地和人民，以及为他们的富裕安宁和幸福而热情地歌唱。”这也是诞生著名诗篇《你是阳光的婴儿》的缘由。

在庄重品质的诗歌追求下，他创作出了诗歌的“奇迹”：四十年诗耕不辍，响应时代的呼唤，诗作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庄严气象。行走于牧乡与庙堂，着力书写草原游牧文明，记录和讲述牧乡丰茂的人类精神。灌注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写出新中国藏族牧乡时代人生变迁和精神变迁。以明朗的、光明的基调构建起自信、乐观、坚韧的“大我”形象。

这是新旧交替的宏阔时代培养出的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诗人，信仰坚定、志向远大，心系人民福祉，情牵祖国富强，以感恩的心将青海高原上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信念与奋斗、新生与幸福化入诗篇，反映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主旋律，显出大境界、大气魄。

请看，他写果洛州建政二十五周年，牧民庆贺的《敬一杯喜庆的酒》，感受他诗歌的庄严、雄浑、大气、激情、豪迈、自信、感恩、幸福；感受语言的独特、鲜美、自然、流畅。

骏马到了宽阔的大道，

要撒开轻捷的银蹄，

雄鹰看到了晴朗的蓝天，

要展开矫健的翅膀，

翻身的牧人啊，

到了这盛大的节日，

心情无比欢畅。

玛多的十三座拉则迎献洁白的哈达，

玛迈的九大唐尔布跳起健美的锅庄，

巴颜喀拉山的三大河系是甜香的酒泉，

三百六十个湖泊化作银碗翠杯斟满酒浆。

这杯美酒浓又浓，

是翻身奴隶的喜泪酿成，

……

有评论家说：“读他的诗，使我大吃一惊，他的诗是汉族和其他人都写不出来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大惊讶，他的诗有很多的技巧和思想。”

诗人为什么能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诗？因为他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报以赤子的感恩，对诗歌抱以庄严的敬重和托付，相信追求真善美的胸腔，能唱出祖国壮丽的诗篇、牧民幸福的生活。他是“庄严的奇迹”“阳光的婴儿”。

诗人的诗篇像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大气磅礴、正义凌然、巍然耸立，诗歌的情感也像青藏高原的大美天地：不带滤镜的干净纯美。这种“歌者”的气质、“放歌”的豪迈，来自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热爱的核心：心中有仁爱，笔下流大爱。从写作初始，他喷涌的爱不曾枯竭。

孕育他心中之爱的源泉是什么呢？是祖国、是人民、是祖国的山山水水、是万千世界。爱之不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有一颗感恩的心。对万物心怀慈悲与感恩。诗人说：“生活的主流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诗，这种诗在我的胸怀里化成了永不枯竭的泉。”（《牧笛悠悠》后记）诗人的感恩之情纯粹如婴儿对母恩。他说：“母亲给了我们歌喉，我们就要为母亲唱歌，歌唱我们的人民，歌唱我们的新生活，人就要有一种追求。”（曲江才让《离天最近的歌》）中国古人常云“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格桑多杰这里，恰是“国家幸诗家更幸”。他从旧中国走来，正好见证了新中国75年的历程。他体验着，并有30年时间他亲自带领青海最偏远牧区的藏族人民共同体验了祖国伟大复兴征程。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他看在眼里、干在实处、写进诗里。他的诗成为新中国75年历程的见证。

诗人说：“中国的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催人奋进，鼓舞人，带给我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快乐。”他把感受到的温暖和快乐洒进诗歌，站在“青海”这个人生的起点、创作的原点，诗歌创作的精神原乡，用诗歌启迪光明。他的诗歌处处闪耀着“阳光”的品质，热烈、明亮、温暖、治愈。诗歌里“太阳”“阳光”的意象丰沛而饱满。诗集开篇第一首诗歌题目就是《太阳之血脉》：“血脉是太阳的/哪会有一丝的失眠、冷却”“点燃的笑——/太阳的公民们与山河同笑”，这既是诗人诗歌创作思想的诗意表达，也是诗人对所处时代乐观精神的象征与概括，更是自我属性的认定：他把青藏高原、青海地域的人称为“太阳的公民们”，他们的性格“与山河同笑”。如果不是身处幸福的暖阳中，如果不是太阳的子民，怎能诞生如此大气、如此自信、如此乐观、如此具有想象力与诗意的诗歌？

诗人诗歌的磅礴大气来自满满的自信。写南美洲，写墨西哥，他会写《我从东方爱着你》。爱者，有足够的自信，才有爱可供发散。正如太阳，有足够的光和热，可供万物生长。“我在东方”这个位属地，是“我”站立的地方，是给“我”自信的地方，是“我”散发“爱”的源地。因“我”丰盈，“我”“爱着你”，“你”有像东方一样的文明与智慧，有东方一样的勤劳善良的芸芸众生创造的史前文明并继续创造着现代文明。“太阳”意象的塑造，不仅让诗人成为一位有家国情怀、国际主义情怀的“大我”，还成为一位宇宙情怀的“巨人”。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气魄，这是中国自信的精神气质。

格桑多杰的诗歌有没有瑕疵？有！但绝对是瑕不掩瑜。我认为，那甚至不叫瑕疵，是缺憾。诗人的部分有缺憾的诗歌，是缺一位优秀的诗歌编辑，对诗稿认真打磨与商定。如此，读者认为的所谓词语上的缺憾也就可以完全避免。毕竟诗人是青海第一位用汉语写诗的拓荒者，在汉藏双语间拣择语言的珍珠。在创作初期，也正值激情勃发的青春期，当诗意已经滚烫奔涌，词语追不上思想的骏马，难免有磕绊。诗歌创作成熟后，语言精练、温雅、韵致，已经堪称诗歌的典范。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的语言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汩汩地从诗人的胸腔奔涌而出，奔腾如巴颜喀拉山脉出发的黄河、长江、澜沧江。

诗人谦逊地认为因工作繁忙，比起专业创作者，创作太少。我认为，就像他30年在果洛的工作——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济，工业建设、草原建设，修建牧民定居点，拨乱反正，建立统一战线，联产承包、改革开放……他的诗歌如实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使他成为时代的咽喉。毋庸置疑，诗歌一定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诗品与人品而灿烂。

一定要说他的政务工作给诗歌有所“伤害”的话，可能让并不真正读过他诗歌的人主观臆断地认为“政治家”的诗，无非是口号式的宣传诗或八股文式的政治诗，而远离了它。我要说，那是读者真正的遗憾！的确，诗人写了不少政治诗，但这些诗歌与其他诗歌一样，是岁月燃烧的激情，能点燃生活的热情与信心。

壮丽的山河赋予壮丽的诗歌，但这不是说诗人的诗全是太阳、宇宙、银河等宏大意象和“壮词”，也有描摹“小景”的一些“小”诗，但同样充满了小小的令人惊艳的喜悦。在此不再列举。希望读者能手捧这本诗集，慢慢品读，它一定以诗歌之美，治愈您的烦忧。

现在，回应开头的话题，格桑多杰的诗歌达到了怎样的完成度？

可以说，如果没有格桑多杰的诗歌，中国乃至世界诗坛，就失却了青藏高原藏族人民翻身做主人、建设新中国的精神嬗变和心路历程的诗性书写；失却了藏族人民热烈拥抱新社会的自信、阳光和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失却了祖国对流离国外的藏族同胞的深切呼唤；失却了对青藏高原地域赤子般的吟唱；失却了在放歌的时代，这位“马背上的诗人”倾情的歌唱。

格桑多杰的诗歌让青海、藏族、青藏高原被文学照亮，同样他的诗歌也表现了时代。

孔占芳（1971—），女，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爱好者。曾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青海湖》《青海日报》《群文天地》《西藏文学》《鄞州散文》《海南文学》《白唇鹿》《平安》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40多篇，发表《春节里的那抹暖色》《握住城市里的温柔》《热乎乎的青海熬茶》等文学作品8篇，出版专著《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价值研究》1部，获得青海省第二届科学奖“著作”三等奖，主编教材2部，参编2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1项、主持完成省级项目2项、完成校级项目1 项，良好结项。获得校级教学一等奖等多项校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