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8日凌晨，藏族作家、导演、编剧万玛才旦在西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54岁。噩耗传来，令人震惊、悲恸不已。
万玛才旦是一位杰出的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娴熟地运用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捕捉、撷取及淬炼当下藏地牧民的日常生活，辅之以艺术的升华和审美的转化，超越了传统的对于民族文学的刻板印象，更深刻地凸显出了人的多重生存样态。在短篇小说中，作家立足于个人表达的基点，于藏族故事的书写中凸显、张扬普遍人性的深层蕴涵，表达出他对于民族作家标签式分类的“去身份化”诉求。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便已经开启了这条个体反思与当代意识的融合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写作技巧的多样化借用、情节叙述的白描式呈现、叙事视角的摄像式捕捉等具体表征。进一步而言，藏地的外部环境、作家的成长经验与创作主体的自觉等质素，更是万玛才旦等新一代藏族作家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现代手法的深层原因。也正因此，万玛才旦以鲜明的现代主义书写形式凸显了民族异质背景下普遍人性的多维、丰富与深刻。他不再执着于对宗教信仰及民族历史传奇的神化写作，而更多探索出一种基于个人表达的对于族群历史脉络与当下遭际的现实书写，所探讨的主题既立足于本民族的生存场域，又能够跳出以往的单线视角，以现代性的目光与书写技巧重新对传统信仰与外来文明的互动与糅合进行整体观照，从而体现出了现代主义叙事的多元书写方式。
一、“向内转”的叙事：万玛才旦创作的现代手法表征
受时代环境变迁及个人成长经验的影响，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作家善于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手法，这常常体现在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及诗歌的写作中。通过对文本结构的经营与细磨，万玛才旦书写了藏族人民于时代大潮裹挟下应对自然与世界的特殊姿态。以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为代表，作家借助西方技巧、汉语表达讲述藏族故事，在总体把握藏地当下生存样态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文化多元共构的繁荣局面。由此，万玛才旦和其他藏族作家的现代性书写共同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藏族文学创作和而不同的精神气质。具体而言，万玛才旦创作的现代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借鉴现代小说的多样化技巧，进一步凸显人的多重生存样态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内地文坛一度掀起波澜。先锋派的文化思潮与传统的宗教信仰间的交织与会通，也令万玛才旦创作小说找到了最初的灵感。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及曾借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藏族的神话故事特别多，谱系很广，很多史书都有魔幻元素，我的小说中有这些内容，也是对藏族传统文学的继承吧”①。值得注意的是，万玛才旦并不囿于某一特定的写作范式，而是通过广泛学习各类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尽可能丰富地构建多元化的文本。这其中，他尤其热衷于在文本中置入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象征、荒诞、陌生、魔幻、暗示、隐喻等手法。这不仅为单纯的日常叙事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还由此进一步指向了更为深邃的哲学思考。正是因为剥离了单一的程式化外壳，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无疑显得更加鲜活与热烈。
纵观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这样的特性无疑被有意识地凸显。在小说《脑海中的两个人》中，作者借阿妈冷措这样一个“非正常”的老人形象，以荒诞的书写形式，发掘出特定人物对于现实环境中生命体验的独特表达。此外，作者还善于借鉴心理学及寓言式、复调式、象征式、隐喻式叙事等多样化写作技巧。譬如小说《死亡的颜色》就讲述了尼玛在面对达娃和卓玛时心灵的内省、挣扎与反复，并以尼玛看到“死亡的颜色”隐喻了潜藏于尼玛内心的多重人格。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作家将现实的物理时间与主人公的心理时间并置，通过洛桑在梦境中与已故刻石老人的对话，大大增强了这一事件的真实程度，暗示了作家对于佛教精神的皈依与笃信。《乌金的牙齿》中，作家通过“我”与活佛同学乌金的牙齿无意中一同被供奉在佛塔中受人膜拜一事，将日常与神性结合，折射了当下藏地社会世俗性与宗教性糅合的一面，读来令人不禁莞尔。
小说《午后》的构思亦是如此。作者在简练轻盈的笔调中呈现出有节制的魔幻色彩，展示了一个少年在幽会情人时错把白天当作夜晚而略显荒诞的喜剧场景。他巧妙地打乱了惯常的时间顺序，展现了少年昂本追求爱情的炽烈与热情。虽然谜底在故事的最后才被揭开，但是如果再次细读文本便不难发现，作者对少年昂本一路走来所处环境的呈现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无论是刺眼的“月光”、土路上的蛇、乖巧的大黄狗、叼老鼠的黑猫等自然环境、生物，还是邻村少年贾巴、碾磨的小寡妇周措、诵经的东巴大叔、卓玛的家人等人物及其活动环境，无不具有强烈的暗示意味，这便使得结局的真相既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因此，将人物活动范围置于一种莫名的困惑之中以解释突转的结局，这表现了作者在处理文本时所具有的明确的理论意识。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便是强调表现作家创作的主观因素，他们通过对文本形式的不断加工、细磨，对自我意义进行反复探寻和追问，因而形成了文学叙事的“向内转”倾向。万玛才旦的创作便是如此。他在个人的创作实践中十分自觉地注重对于个体经验的呈现：“出发点重要的是个人的表达，是建立在这个民族、这个地域上的。你肯定是先有一个想法、故事，是与这片土地有关联的……我并不是为了表现地域的特色”②。这样的创作理念在其小说《塔洛》中有完整的展示。孤儿塔洛有超常的记忆力，以牧羊为生，又以其独具特色的小辫子而被村里人冠名“小辫子”，真实的姓名却被人遗忘。与所长交谈过程中塔洛大段背诵《为人民服务》与《毛主席语录》，这样的情节设置实则在暗指主人公经历着国家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与藏族本土宗教信仰双重塑造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成长于传统藏地村落，接受着双重价值塑造的塔洛，以进城拍照这一事件为契机，由外在环境的遽变激发起潜藏的欲望，从而遭遇了价值危机，最终他偷卖了别人的羊并被理发店女孩所欺骗。此外，作为“被遗忘者”的塔洛，在自我存在与他者审视的差异之间，其身份寻找与价值认同的过程也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最终，所长要求剪去辫子的塔洛重新拍照，隐喻了其个体身份与价值认同在经历与外界的一系列碰撞后仍未明朗。作者所着重关注的，正是处于传统生活形态下的藏族人民在面对现代价值时所遭遇的心态冲击，以及这一冲击背后所蕴含的对人本质生存样态的哲学思考。
(二)将玄妙的宗教精神与共通的普遍人性隐藏于近乎白描的情节叙述
纵观万玛才旦的诸多小说、影视作品，极简主义的风格可谓是他鲜明的个人化标签。无论是笔墨简省的文字表述，还是以形传神的人物刻画，从中都能看出作家平淡天真的整体风格。但是，在小说中那些看似简省的叙述与情节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且深刻的思考，这是作家对于隐藏在故事内部的张力进行强化后的效果。文本的表层叙述所隐含的深意，使得万玛才旦笔下的故事或生趣盎然，或耐人寻味，或失落怅惘，每一篇都渲染着不同的情绪与色彩，因此具备多角度深入解读的可能性。
小说《八只羊》便是这样一篇揭示人类共通情感的佳作。作家有意突破传统的汉藏关系式叙事模式，将“他者”的身份赋予一个与甲洛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凸显了存在于人类情感中的共通性。故事情节本身十分简单：甲洛因被狼咬死的八只羊而伤心落泪，这牵动着外国人也陷入了因“9·11”事件而失去家人的巨大悲痛之中。当两人抱在一起宣泄彼此的情感、寻求慰藉时，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及语言行为的巨大差异在这一刻便已经被人类共同的悲伤体验所模糊、淡化。作家想要彰显的便是，所有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对于幸福与和平生活的共同追求。
《嘛呢石，静静地敲》作为作家早期的小说作品，借助少许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讲述了酒鬼洛桑因一块嘛呢石与刻石老人、村里人、活佛展开的一段轻喜剧。“嘛呢石”这一非语言符号在这里具有两方面功能：作为意义的载体，它一方面将佛教精神外在地呈现于藏地民众的日常经验之中，另一方面也借助为人所感知的客观形式将具体的个人与抽象的教义相联结。于作家而言，透过简单的情节，他更加注重的是嘛呢石象征了当下藏地社会的内部结构的转变：“藏区的状况与嘛呢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内里却一直在发生着一些变化。”③
在当代小说中，藏地牧民常以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边缘人形象出现，而作为边缘人中的弱势群体，藏地女性的多重边缘化的特殊身份尤为令人注目。在当代藏族女性的感情悲喜剧中，万玛才旦格外善于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生存之维。在《第九个男人》中，雍措的生活轨迹便是如此。面对真心以待的男人，她坦白地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所表现出的宽容与理智令她感动，然而从他屡次“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的独白中，却隐隐表露他无法从心底真正对雍措的过往释怀，酒精更一次次加剧了两人的精神隔阂。在进行了多次情感与肉体的挣扎、博弈以后，雍措最终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清醒。文末作者以雍措的“娜拉式出走”作为隐含结局，展现了女性对于两性间纯粹、平等爱情的信念追求。于道德、家庭、社会等多重压抑之下表现出的决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藏地女性生命力量的旺盛与自由意志的苏醒。
综上，从文本本身出发可以看到，万玛才旦凭借自身的文学视野，在世俗化生活场域中以藏地宗教底蕴与民族意志为背景凸显普遍人性的深层内蕴，于多元文化共构的当下迎来了一幅现实主义精神复归的文学图景。那么当从文本移目至作家本身时，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促成作家在创作风格方面的转向的契机与动力又从何而来?
二、多元身份的建构与确立：万玛才旦及其现代主义书写风格
受时代环境发展与个人选择空间拓宽的影响，新一代藏地作家往往有着十分丰富的工作经历。譬如次仁罗布先后于报社与杂志社负责编辑工作，龙仁青作为记者与制片人曾参与多部反映藏地生态保护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祁翠花在马蹄藏族乡马蹄学校从教三十余载……不同的职业体验使藏族作家对在选择生活的截面、切入故事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方式等层面能够更多维度地拓展话语言说的空间。从作家自身的成长经验来看，新一代作家的文化学养决定了其创作心态的自信与从容。万玛才旦等新一代藏族作家普遍具有高中、本科甚至硕士以上学历，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自觉积累及藏地传统宗教文化当下命运的审慎思考，使得他们的文学创造普遍呈现出一种更加成熟客观的面貌。在传统叙事技法的基础之上，新一代藏族作家更加有意识地注重探索作品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具体体现为对中外大量的既有文学成果的借鉴与吸收。
以藏族作家万玛才旦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例。1969年出生的他曾在中专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而后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专业、藏汉文翻译专业，并于2002年赴北京电影学院进行导演专业的深造学习。长期的跨学科学习经历，令万玛才旦这样一位集作家、翻译家、导演多重身份于一体的藏族青年，甫一登上文坛便彰显出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曾在访谈中明确提到文学作家与电影导演双重身份的相互作用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很大，包括对事情的认识，对叙事的帮助等”，还有“文学创作对写剧本有很大帮助，有想法可以行诸于文字，不会说写不出来剧本”。④具体至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随处可见导演这一身份对其小说创作过程的全面影响，尤其是其对电影拍摄手法的借鉴，构成了自然平淡、内趋幽远的独特文风。
应当指出，“叙事视角”这一术语本身便是一个带有光学和摄影技巧意味的叙事学概念。摄像式叙事视角即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写作。叙述者仿佛一台客观的摄像机，完全处于所叙述的画面之外。作者有意识地拉开了自己与故事之间的距离，抛弃了对于笔下人物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只是忠实地记录所捕捉到的人物对话及表情，而人物的心理活动及隐含的故事主题则需读者透过表面影像最大限度地做自行理解。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作家就时常采用摄像式叙事视角进行书写，使读者感到如同观影般的阅读体验。关于这一点，作家曾经提到自己在拍摄电影时对于讲述方式的选择：“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场景……因为讲述的感觉是很好的，比拍出来的感觉更好。”⑤可以看出，这样的写作手法是受到了作家本人电影风格的影响，同时也使得读者感到阅读如同观影，从而为接受主体的阐释提供了更大可能的言说空间。
以短篇小说《一块红布》为例。作家专门采用了固定内聚焦型视角进行叙事，令整个事件沿主人公乌金的行动及意识展开。作家有意摒弃成年人固有的思维惯性，而是借用藏族儿童乌金的眼睛观察身边的情境，感知周遭的事物。儿童常常尚不具备逆向或抽象思考的能力，在理解成人的世界或者尝试解决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凭借自身仅有的具体经验进行单向度的思考。因此小学生乌金会为了写出一篇作文，直观地想到用拉措的红领巾蒙住双眼，以此来真切地体验盲人生活的一天：
乌金看着拉措脖子上的红领巾说：“你可以把你的红领巾借我一天吗?我要用 它蒙住我的双眼。”
拉措更是诧异地望着乌金，说：“可以借给你——可是你会什么也看不见的， 这样的一天会很漫长的。”⑥
这样的“创举”在成人看来无疑是幼稚的，于孩童而言却是合情合理。作家不厌其烦地将小学生乌金用红领巾蒙上自己的眼睛来感受世界的半天的经历细细道来，整段故事由乌金一路的所见、所闻、所言串联起来，涉及羊本、央措、旦多等人之间的对话、 赌约、表白及争执。从叙事效果来看，一方面，作家通过对单一故事时刻的单一话语呈现，避免了自身主观意图对于故事的干扰，保证了叙事的客观，彰显了整篇作品的童真童趣；另一方面，这样的聚焦手法令小说所呈现的生活与成人的日常经验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与此同时，摄像式叙事视角的运用令文本实现客观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实际创作中没有表现出任何主观姿态。其实，万玛才旦曾在访谈中指出：“想要淡化掉背景的东西……把西藏表面性的符号拿掉，把人的状态凸显出来。希望通过这个人物，观众能够体会到自身的处境，这个是最重要的。”⑦可见，对当下藏地凡俗生活中所隐现的宗教精神与复杂人性的双重考量与审视，才是作者长期以来自觉的艺术追求。因此，在诸多看似平淡客观的描写之中，万玛才旦往往凭借情节的突转或象征、隐喻等书写技巧流露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使得小说文本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譬如在小说《陌生人》的叙事中，作家借“寻找”这一母题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作品的象征空间。它围绕着一个外来者闯入村里寻找叫卓玛的女人这一事件展开，含蓄地隐喻甚至象征着现代人灵魂的失落与彷徨。“二十一个卓玛”，在佛教教义中代表着女神度母，作为世间三殊胜之神的一员，她们以排除众生悲苦为事业。信众普遍认为，只要不断地念诵度母祈祷文，就一定会得到度母的加持，从而保持个体的身心安乐。由此可见，这个满是“疲倦和哀伤”⑧的陌生人是为寻求自度而来。但是，他却为了差遣村民寻求卓玛而将金钱与信仰相对等，希望用一张张百元大钞换得灵魂的归宿，这也暗示了他实则并不能获得来自度母的慰藉。果然，他最终也没有凑齐二十一个卓玛，只能带着并不是他要寻找的灵魂归宿的销售员卓玛黯然地离开了。然而，就在一段故事看似已拉上帷幕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喜悦的村长出场了，他向众人宣告了孙女卓玛的诞生，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至此，作家通过巧妙的情节反转，借婴儿新生的力量隐喻了对当下佛教信仰可能性的殷切期待。
从万玛才旦本人的创作经历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外部环境、宗教信仰塑造下的民族心理，加之新一代藏族作家多重社会身份的相互借重，他们的写作才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打上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烙印，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当下藏族文学的言说空间。
三、民族底色与世界视野：万玛才旦与21 世纪藏族写作的内核
“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常常会在不同民族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⑨，万玛才旦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一众文本即是如此。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使人物的形象塑造免于空泛肤浅，近乎白描的诗意写作又避免了故事的冗长乏味，西方现代艺术技巧的纯熟使得整篇小说完整深刻地展示了藏族人民糅合了世俗与神圣、罪恶与救赎的独特生命体验，令其小说拥有独特且持久的艺术魅力。那么，是什么成就了万玛才旦能够自觉地运用各类现代手法于其小说创作的各个层面?在这个维度上，万玛才旦的创作又与其他藏族作家形成了何种写作风格方面的区别，其共同的精神内核又是什么?
( 一 ) 和而不同的书写特色
从作家成长的外部环境而言，毋庸讳言，由于受地理空间与历史渊源的影响，藏地不同区域的作家在写作中往往呈现出各异的姿态。近年来，在藏族的文学创作领域，三大藏族地区的作家作品开始从叙事模式、中心要旨、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呈现出凸显各自区域特色的和而不同的书写趋势。万玛才旦对于现代小说手法的多样化借用，正是基于安多地区环境所形成的风格。
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与历史溯源，传统意义上的藏族地区又被划分卫藏、安多、康巴三大区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安多，自古以来受藏、回、蒙、汉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浸染。作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并存的交融地带，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其内部民族精神及信仰的多样性特点较之其他区域更加明显，阿来、万玛才旦等许多成熟的安多双语作家的创作便是如此。作家龙仁青也曾在访谈中指出，安多地区是“中原汉文化和藏文化的碰撞区，因此，它也担起了两种文化间的使者的角色……我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双语写作，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⑩。从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不难看出作家对当下藏地凡俗生活中所隐现的宗教精神与复杂人性的双重考量与审视，这正是受了其长期以来自觉的艺术追求以及安多地区文化背景塑造的双重影响。
综上，正如杨义所言，边地的“文明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吸收外来的开放性”，藏地作家多维度切入复杂的藏族文化宗教传统所进行的书写是和而不同的，而这也“就是复合型的文化结构、功能所带来的文化动力学的命题”。⑪不同地域的生态环境、区域文化加上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构成了不同藏族作家群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身份认同。万玛才旦便是在这样和而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带有鲜明的创作风格的藏族作家。
(二)自然人性审美化与超越边界
纵观众多的藏族作家作品，无论是封建时期书写多民族冲突、碰撞的历史进程，还是解放后书写藏汉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神性写作，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宗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藏族作家愈来愈显性地呈现出自觉的文学追求。21世纪以来，万玛才旦等新一代藏族作家更是自觉地将自我思考呈现于作品之中，运用各类现代创作手法有意识地经营文本，体现出现代性视野的拓展与思想姿态的独立。
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作家对自然人性的审美化书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文学自觉。这不同于宏大叙事中对民族特性的压抑，也不同于部分作家对少数民族人性的神秘化，而是通过普通人的凡俗生活，审美地展现渗透于其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塔洛》中遭遇道德危机的牧羊人塔洛，《死亡的颜色》中对不能自理的弟弟爱恨交织的尼玛，《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嗜酒却善良虔诚的洛桑、絮叨又温吞重情的刻石老人，等等，以神性的视角而言，大都不是纯一不杂或完美无缺，他们的生活也并非时时充满戏剧张力，但他们恰恰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了藏族人民在宗教与世俗生活中的多样面貌。这种反神圣化、奇观化写作的努力，在其后《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小说集中进一步得到延伸，出现了《气球》中徘徊于信仰与自我间的卓嘎、《猜猜我在想什么》中暴富后满腹戾气地要求“随便杀一个就行”⑫的洛藏、《水果硬糖》中饱含苦难与成就的母亲等，更多具有较强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的凡俗人物形象。
结合这一创作特色可以看出，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当下藏族作家笔下的人物，一方面具有深受传统浸染的被动依附型人格，他们顺应自然与神的旨意，以厚重的悲悯情怀，接近原始地生存着；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逐渐普及，藏族民众的世俗生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相应的，新的价值观念由此开始生发，并在每个人的经验世界中埋下了转折的伏笔。这样的人物形象难以用现代理性/宗教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话语评价系统进行评判，却是当下藏族民众最为复杂且真实的写照。众多人物形象所映照出的普遍人性的多维与共通，更是呼应了世界文学的主流话语形式，这是当下藏地文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可预见的是，未来藏族文学的发展趋势必定是兼具本土意识与世界眼光，集民族使命、宗教信仰与家国情怀于一体，透过对本民族生存样态的观照，用文学书写塑造典型人物，进而凸显出超越边界的共同的人类情感与意识。
结 语
总之，在主流文学进一步感召与作家立场自觉扬弃的双重背景下，万玛才旦通过对现代化背景下藏族牧民凡俗人生或困惑或孤独的诗意展现，凸显了民族异质背景下普遍人性的多维、丰富与深刻。他的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因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发达、人性与神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与摩擦而形成了一个极富解读性的言说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在多元文化进一步频繁深入互动的当下，在各民族、国家平等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如何能够既借助全球化话语拓展文学表现的场域，又立足本土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异质属性，通过文学作品深刻表现出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使创作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于此，万玛才旦已经在文学与电影的双声道中开启了可贵的探索实验。但是格外令人唏嘘的是，“故事只讲了一半”，藏族文学与电影的引路人万玛才旦还有太多的灵感与计划没有付诸实现，就令人痛心地溘然而逝。斯人已去，幽思长存，在万玛才旦的发掘与鼓励下成长起来的“藏地新浪潮”作家们仍然任重道远，未来的藏地故事也将由他们承接、演述与不断发扬。藏族文学与电影史将永远铭记这位杰出的创作者——万玛才旦!
注释
① 万玛才旦、丁杨：《万玛才旦：写小说是比拍电影更纯粹的创作》，《中华读书报》2022年6月15日。
② 万玛才旦、朱鹏杰：《断裂的民族性——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访谈》，《电影新作》2016年第3期。
③ 万玛才旦、许金晶：《万玛才旦导演访谈》，《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年第5期。
④ 万玛才旦、朱鹏杰：《断裂的民族性——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访谈》，《电影新作》2016年第3期。⑤ 万玛才旦、朱鹏杰：《断裂的民族性——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访谈》，《电影新作》2016年第3期。⑥ 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03页。
⑦ 万玛才旦、野君：《专访万玛才旦：在这个社会，扒下皇帝的新衣更重要》，《电影世界》2016年第12期。
⑧ 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⑨ 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⑩ 邦吉梅朵、龙仁青：《我，在青海写作——龙仁青访谈》，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 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177页。
⑪ 杨义、邵宁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先生学术访谈》，邵宁宁，《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 向》，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⑫ 万玛才旦：《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239页。
魏欣怡，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