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藏族作家中，万玛才旦不但小说创作成绩斐然，在翻译以及电影编导方面也有不凡的建树。他对藏地传统与社会历史的不断探索，通过现代寓言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藏族故乡的历史与当下，以及那些被主流话语遮蔽的部分，带给了我们“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1]，一个现代性降临所带来的辽阔而孤独、沉寂和迷茫的藏地故事以及别样的艺术“风景”，改变了我们对藏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边地与内地的固有认知，而现代藏地的日常与世俗通过外在世界的参照，构成了万玛才旦小说藏地叙事的独特视角，也赋予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以故乡藏地为故事背景。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是藏族作家阿来。与阿来类似，万玛才旦首先是藏地之子，尽管他已经走出故乡，但在向世界讲述故事时，故乡仍然是他所拥有的不竭资源。不同于那些将西藏神秘化与魔幻化的作家，万玛才旦在其短篇小说和电影中呈现的是世俗化与日常化的藏地。现代之风吹过传统藏地，藏地有改变，亦有留存，在改变与留存之间所容纳的藏民日常生活才是小说家着笔留意之所在。他的小说融合现代视野，从藏民日常生活中洞察复杂的地域观念差异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透视出藏族民众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复杂的人性情感。
自新时期以来，藏地书写的变化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在此变化中，传统和现代的西藏被不断重写和再发现。藏地作为“边地”，往往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流表述的空间，而是作为“中心”的参照。或者说，藏地作为一种内部的“他者”形象，作为一种相对于“中心”汉地的异质性元素，丰富着中国文学的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坛，“无论‘寻根’还是‘反思’，都指称着民族文化历史的外在于话语主体的客体位置，都意味着话语主体与其历史主体的隔膜”[2]。不仅万玛才旦书写本民族的故事和历史，很多藏地民族作家，如西藏的次仁罗布、青海的梅卓等，莫不如此，并以之表达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异质感。
作为中国地理边缘的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充满着关于传统与现代、边地与族群的矛盾的隐忧。万玛才旦藏地书写的意义就在于带给我们另外一种认识藏地的新视角——一个“现代”“世俗”的日常藏地。在这个维度上，这种书写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神秘与世俗这样的文化分隔。万玛才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维的“藏地密码”。换句话说，他表现出的更多的不是一种以“魔幻”方式存在的藏地，而是与中华文化保持“同一性”而存在的藏地。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向外部呈现藏地故乡的多样形态，揭示现代性影响之下的藏地密码与世俗人情，以“神性”与“理性”的叙述呈现藏地神性与人性风景，这一切让万玛才旦的作品富有内在的张力，同时也符合藏族口头文学传统的叙事艺术。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童年在藏地自然山水之间生活与行走，藏地的宗教传统与民间信仰，藏民世俗生活中的风土人情，所有一切都成为作家日后创作的素材。藏地传统与日常也影响其日后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接受，使其在讲述故乡的故事时能够从藏地日常中提炼出藏地传统与现代的独特神韵与精神图景，在现代性视野的藏地书写中建构起鲜明的艺术创作特征。万玛才旦既是作家，又是电影编导，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赋予其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情感表现方式。电影用视觉艺术来呈现青藏高原的文化意蕴，小说用文字带给人文学上的审美享受，两者相得益彰，互为推进，形成了他独异的艺术灵感和叙事方法。《乌金的牙齿》《嘛呢石，静静地敲》等偏于虚构的作品中有着现代生活的现实背景，在魔幻中表现出深刻的意蕴，就缘于此。
万玛才旦的小说有着非常细致的日常生活描写和对话叙事，他能够通过日常世俗生活和普通的人物对话表现传统藏地的现代生活。如《乌金的牙齿》《八只羊》《站着打瞌睡的女孩》等，既显示藏地日常生活况味与世俗人情，也流露着反讽的意味。关于藏族作家的藏地书写，阿来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藏族人，来讲述一些我所熟悉的那些西藏人的故事。这种讲述本来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但当西藏被严重误读，而且有着相当一些人希望这种误读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写作似乎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3] 就万玛才旦的小说叙事内容而言，他似乎也与阿来一样，采取同样的立场来讲述关于藏地故乡的故事。
二
“如果小说家有一种使命，那么，当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在遮蔽什么的时候，祛蔽，并在不同的人群间建立真正的沟通与了解就是他最大的使命。”[4]万玛才旦的小说所呈现出的就是藏民的精神信仰时间与日常世俗生活时间互相咬合、互相渗透的张力结构。在小说里，神圣性是日常生活化了的世俗，同样，日常世俗生活也是神圣化了的信仰。小说中的人物站立在信仰与世俗的交会点上，连同自身的命运、信仰等，与藏地和现代社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联结。
表现信仰与现实的错位，是万玛才旦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这在《乌金的牙齿》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小说主人公乌金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对他非常熟悉。乌金被认证为活佛而受到众人顶礼膜拜，但在“我”看来，他和普通人无异。因为“乌金和我是小时候的玩伴，是小学五年的同学，而且还是同桌……要说他比我有更大的智慧，我就一万个不愿意了。因为我和他是小学一到五年级的同学，他的情况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到小学五年级毕业，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他的数学一次也没有及格过”[5]。可以说，乌金本身并没有神秘性可言，他吸引各方人物顶礼膜拜的是其被认证为“活佛”的身份，“我”叙述的重心似乎并不在彰显乌金成为活佛的神圣的合理性，而是隐约包含着一种解构的意味。现代之风吹拂的藏地，一些传统中的神圣信仰渐已“祛蔽”。乌金20岁圆寂后，人们要为他建造一座佛塔，要将搜集到的58颗牙齿装入佛塔接受信众的供奉，这时吊诡的情形发生了：
乌金被认证为转世活佛之后，寺院里来了几个僧人，说乌金父母送来的东西里还缺几颗牙齿，到乌金家的房顶找了半天，最后又找到了几颗乌金小时候的乳牙， 像找到了什么宝贝似的带走了。那么我想，我小时候扔到乌金家房顶的那颗乳牙，也肯定被寺院的僧侣给捡走了，而且现在就在这座庄严的佛塔里面和乌金那些尊贵的牙齿一起享受着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6]
这段情节似乎受到鲁迅小说《铸剑》的启发——因分不清大王的头颅而将仇敌的头放在一起进行隆重的葬礼。“我”的乳牙与乌金的牙齿一起接受信众膜拜，这无论是否是作家刻意为之，都表现了现代藏地神圣与世俗在日常生活中的碰撞和纠葛。万玛才旦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藏地所发生的一切，呈现的是现代之风吹拂下藏地真实的生存图景。
《气球》则拓开了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之间巨大的精神张力和选择困境，呈现了藏地一户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及生死轮回的故事，可以说人的生死轮回是《气球》表现的中心。故事以假气球(避孕套)开始，又以真气球结束，形成叙述的轮回。气球是一个隐喻，它是成人的工具，也是孩子的玩具。既为孩子带来快乐，也给大人带来烦恼。作为一个描写藏地日常的故事，《气球》迥异于其他藏地书写的地方在于，将藏族的“轮回” 信仰引入现代日常生活，将藏地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灵魂与物质世界互相纠葛，欲语还休。
《气球》以达杰一家为主要叙事对象，以气球、生育为线索，呈现现代藏民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与生死观。与《乌金的牙齿》不同，万玛才旦将生育问题引入人与动物的并置：一方面，达杰借种羊来为自家的羊群配种，羊群生育能力越强，家庭现实生活就会越富裕；另一方面，达杰像种羊一样强壮的身体意味着频繁的夫妻生活，而达杰一家已有三个孩子，再生育对于家庭而言会加重负担，并且还面临罚款。妻子卓嘎选择避孕，但剩下的两只避孕套却被两个孩子拿去当作玩具气球。卓嘎意外怀孕，而爷爷正好离世，腹中胎儿又被活佛认定为爷爷投胎转世。生或不生成为摆在卓嘎面前的难题。由于藏族的轮回信仰，腹中胎儿去留就由现实选择转化成信仰与伦理问题。
在《气球》中，达杰一家人对借来的种羊非常满意，妻子卓嘎高兴地将种羊比喻为正值壮年的达杰：“看上去跟你一样!”卓嘎因担心怀孕，要求做结扎手术，女医生周措开玩笑说：“你家那口子是只种羊吗?是不是到发情期了?发了那么多还不够!”[7]这表现的是藏民对生育能力的赞赏，而对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羊的鄙弃则隐喻了藏地女性的尴尬命运。那只老母羊无论如何温驯也只有被卖掉，换来儿子江洋的学费和生活费。《气球》小说中呈现出因果轮回的意象，作者为其注入现代性视野。藏地传统信仰与现代性共存于普通藏民的生活中，成为其必须面对和抉择的问题，这也就呈现出现代藏地最真实的日常生活风景。小说的叙事借助藏民对轮回的信仰展开情节：大儿子江洋因为脖子上长了黑痣而被认为是奶奶的投胎转世；因为活佛的一句话，卓嘎意外怀上的孩子被认为是爷爷的转世，而且活佛的预言似乎在孩子的游戏中也得到印证。大儿子江洋在县城读书，放暑假回家买了一本《和睦四兄弟》连环画给弟弟，江洋在县城初中排练过这个故事的节目。回家后重新演出时，他要让爷爷加入，四人分别扮演大象、猴子、兔子和鹦鹉。
然后江洋说：“就这样，它们分出了长幼，依次结拜为兄弟，大象背着猴子， 猴子背着兔子，兔子背着鹦鹉，互相尊敬，过起了美好的生活。”
这时，老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应该演鹦鹉才对，现在反了，我演大象我倒成了最小的了。”[8]
让爷爷在节目中成为兄弟，和活佛后来说的爷爷转世形成对照和呼应，轮回信仰的痕迹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气球》反映了藏民族精神信仰中的世俗生活和世俗生活中的精神信仰。藏地的精神信仰并不是万玛才旦要揭示的“藏地密码”，他想呈现的是个人在现代的世俗生活中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这其实也反映了作者自己内心世界中自我与信仰的问题。达杰的妻子卓嘎接受现代计划生育技术显然出于现实的考虑，不想再生孩子。然而进入精神信仰的层面时，现代观念立刻失效，卓嘎怀的孩子被认为是爷爷的转世，因此达杰万难接受妻子要打掉胎儿的想法。接受现代意识的卓嘎向丈夫说出“拿掉肚子里的孩子”后，得到的是丈夫的训斥和巴掌：“你这个妖女!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老人生前对你那么好，你就不想让他转世投胎到自己家里吗?”“要是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父母的转世，你会这么说吗?”[9]卓嘎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与精神矛盾在《气球》中显示出独特的叙事张力。藏地女性的觉醒与忍耐、现实与信仰、情感与理性等产生的冲突，显示出在传统与现代矛盾之间的女性的境遇。该如何抉择?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果，就像气球，问题悬在空中，漂浮不定，留给读者去思考。
关于现代藏族女性的身份觉醒，万玛才旦认为，“那种自主的觉醒还不是特别可能。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地觉醒，但是最终促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10]。在藏族文化思想氛围中，达杰及其父亲的信仰自有其深厚的宗教基础。虽然作为女医生的周措从科学与现实理性的角度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及自我解放，但在特定环境下这还无法完全实现。妹妹香曲卓玛带卓嘎去山上，江洋要重新回到县城学校，似乎喻示着传统与现代的某种和解，一切复归原点，世界一切都是轮回。作家通过卓嘎这位普通藏族女人的经历，讲述了一个关于生育与轮回的故事，触及信仰与世俗、反抗与和解等主题，而这些主题恰恰是不分民族、无问东西的，因而小说获得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能够超越时空和种族，直抵人心。《气球》小说与电影的结尾都采取了相同的意象：一只红色的气球孤独地飘在空中，越飞越远。孤独的气球是一个譬喻，对命运或信仰的譬喻，无论小说还是电影，万玛才旦追求的是用最恰当的方式描述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忠实于自己的思考，为读者和观众展现一个现代真实的西藏。
三
藏地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化一直是万玛才旦创作表现的核心命题。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万玛才旦所表现的“故乡”都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当下的藏地，而是由历史深处绵延而来、充满张力的历时性共在的藏地。
这也使他的叙事遵循极简主义美学风格，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意旨，从而在内容与形式间蕴蓄巨大张力。如《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平淡的故事背后掩藏一种“无事的悲哀”，从作文《一件小事》引入了普通人的人性与利欲的矛盾，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形成互文，引人深思。作品所要呈现的是藏地生活受现代社会影响下人的精神内面，为读者提供了观照传统藏地日常的不同视点。
《塔洛》是一部极简主义叙事作品，但在极简主义叙事的背后包含了极为自觉和繁复的意义构成，以及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而文本的开放性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介入方式去开启属于自己的阅读与阐释。小说主人公塔洛在某种意义上是如同孔乙己、阿Q那样的“边缘人”，生活在偏僻的牧区，替人放羊，基本上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只是他头上扎根小辫子，人们就叫他“小辫子”。当塔洛被通知要去当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时，塔洛不明就里，所长向他解释说：“有了身份证，你去了城里，别人就知道你是谁了，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了。”[11]身份证在这里有着深刻的隐喻，表征着现代社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意味着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塔洛”在藏语中有“逃离者”的意思。然而，塔洛在确认身份的过程中没能逃离，反而在现代社会中走向迷失，在获得“身份”的过程中反而失去身份：那条代表他是谁的小辫子在县城里被剪掉，他失去了最鲜明的身份特征，为此，所长还要求塔洛重新照相。故事到此结束，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塔洛》，作家都意欲展现藏族青年塔洛所持守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的冲突，其中主人公面临的现代生存困境被表达得鲜明突出。在小说中，县城代表着与传统藏地不一样的现代空间，塔洛为了办理身份证来到城里，是传统融入现代的一种隐喻，也成为故事的真正开端。在县城的理发店，塔洛遇到短发女孩，一位先行步入现代社会的藏族女孩。她诱惑不谙世事的塔洛，带他逃离故土，去远方——“拉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这些都是迥异于传统藏地牧区的现代地理空间。塔洛因为诱惑而选择逃离牧区，但他没有任何现代社会的生活经历与经验，这导致他卖羊的九万块钱被骗，导致爱情与远行的理想注定破灭。但失去辫子的塔洛却再也回不到原初的状态，迷失在现代社会的漩涡中：
可惜啊可惜，我再也不能像好人张思德一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只能像那些个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坏人一样死了，死后比鸿毛还轻了。[12]
塔洛能熟练背诵《为人民服务》，并在文章中获得了确定的人生价值观，但将别人的羊卖掉又被骗后又产生一种罪恶的自觉。被剪掉辫子导致照片“不像”，是事实也是隐喻，回到乡下的塔洛再也不是以前的塔洛。曾经涉世不深，只专心替人放羊的单纯的塔洛在经历了县城的引诱后成为卖掉别人的羊卷款逃跑的“坏人”，又被人欺骗以致一无所有，从此背上道德污点，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感。塔洛精神上无所凭依，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像一个影子一样无法获得确切的身份，因剪了辫子而无法获得身份证时，塔洛真正失去了“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单纯生活环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只能彷徨于无地。相比于《塔洛》小说中故事戛然而止于主人公塔洛需要重新照相获取身份，电影通过画面强化了主人公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落与被放逐的冲突效果，通过巨大的炮仗声隐喻塔洛在精神上的失落和生活中的无奈与悲凉。作品通过塔洛办身份证的故事，将主题上升到身份认同这一哲学命题，表达了藏地底层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身份困惑。
小说《陌生人》也是一个关于藏地传统信仰的隐喻。陌生人突然有一天来到村子寻找一个叫卓玛(意为“度母”)的女人。他知道这里是二十一个卓玛的故乡，但背不会 《二十一度母赞》。“我”作为生活在村子里的藏族青年，能熟背度母礼赞，却不知道这里是二十一个卓玛的故乡。陌生人来自现代社会，由于内心的空虚而踏上寻找信仰之路。但陌生人只是追求信仰的表现而没有虔诚的精神，为了寻找卓玛，他用金钱作为交换，隐喻现代社会人们缺失信仰。但“我”最终只能找到二十个卓玛，陌生人坚持不下去，带着售货员卓玛离开了。《陌生人》最核心的主题是寻找和等待：来自现代社会的陌生人没有抵挡住诱惑，他放弃了信仰，带着美丽的售货员卓玛进入现代都市。而一位三十岁的卓玛说“要是我被那样一个陌生人带走就好了”[13]，则显示出藏族传统和现代都市之间的矛盾。从现代主义创作意象而言，陌生人如卡夫卡或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处在一种无意义或荒诞的寻找与等待之中，这种“荒诞感”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被赋予特别的意义：在藏地传统社会中，现代观念的影响日趋明显，但作为传统的信仰仍然左右着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关于藏族社会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隐忧，让人难以平静。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陌生人》情节设置的特别和表现的深切之处在于，当陌生人和售货员卓玛离开之后，村长带来了自己儿媳喜得千金的消息，新生的女孩名字恰好也叫卓玛。村子里终于有了二十一个卓玛，陌生人却已带着其中一个离开了。陌生人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有着观照传统藏地的独特视角，借由这个外来者，万玛才旦将信仰引入看似与之对立的现代书写之中，并在现代主义的范畴内考辨人性的光与影、罪恶与救赎，极大地拓展了藏地书写的格局。
“藏地”之于万玛才旦而言是故乡、信仰、生活，是四季、宗教、神话，是参照、起点、乡愁，这些都在其小说、电影中被呈现，但我更认为“藏地”是万玛才旦写作的一种方法，是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万玛才旦出走、融入与回望故乡时的状态，他和藏地的人与物相遇时的状态，他所表现的故乡的人性与灵性、信仰和世俗，都与其将“藏地”作为一种方法有关。万玛才旦在其作品中呈现了藏地传统与现代社会间的张力，为传统藏地意象注入现代因子，并关注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和转变，同时关切个体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展现了藏地普通人的精神信仰与世俗生存之间的纠葛与碰撞。
结 语
万玛才旦通过小说、电影等媒介，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藏地故乡与现代世界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呈现了现代社会中的藏地现实生活图景。他通过独属于自己的方式，从内面将传统藏地与现代世界融于一体，使藏地故乡的现代风景得以呈现。如何向外界展示现代化进程中真实的西藏，是包括万玛才旦、阿来、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在创作中不断探索的问题。作为讲故事的人，万玛才旦在其小说中令人欣慰地摆脱了少数民族作家似乎无可逃脱的“文化宿命”，他通过对藏地日常的书写展现现实生活图景，这种风格与作家对汉语的敏感和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息息相关，其中有着人性和信仰的诗意闪光。万玛才旦的小说将藏地传奇与现代世俗有机结合，写成藏民族的现代“史诗”，像是一颗并不耀眼的流星划过天际，隐约的星光只为那些在暗夜里追梦的人们。万玛才旦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有关故乡雪域高原的寂静、深沉和浪漫的故事。被风刮过的故乡，飘着雪花，雪花漫天飞舞，又化作雨的精魂。即使世界再喧嚣，我们依然能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和那迎面而来的呼啸的风……
注释
[1]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扉页。
[2]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3]阿来：《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2页。
[4]阿来：《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5]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4页。
[6]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2页。
[7]万玛才旦：《气球》，《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30、235页。
[8]万玛才旦：《气球》，《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42页。
[9]万玛才旦：《气球》，《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65页。
[10]万玛才旦、索亚斌：《〈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
[11]万玛才旦：《塔洛》，《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47页。
[12]万玛才旦：《塔洛》，《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66页。
[13]万玛才旦：《陌生人》，《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90页。
蔡洞峰，男，安徽桐城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目前研究兴趣为鲁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学思想研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