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珍是一位很有艺术才气的作家。关于她的小说创作，已经有不少论者做了一些评述和研究。这些评述和研究对央珍小说创作的大致历程和主题意蕴做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梳理和阐发。尤其是对其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做了比较广泛的解读和阐释。谈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揭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分析阐发小说主人公央吉卓玛的形象特征和审美意蕴，以及作品包含的宗教文化意味、作者的创作心理等方面。毋庸置疑，这些方面的探讨和阐发，对我们认识央珍小说创作和理解其小说创作的价值，是具有很大的帮助的。但目前相关的评述和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央珍小说创作的主题内涵的阐发方面。无论是揭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还是分析阐发主人公央吉卓玛的形象特征和审美意蕴，抑或是探讨作品的宗教文化意味和作家的创作心理等，都侧重于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一层面;而对央珍小说创作表现出的形式方面的特征，比如语言表达、心理描写、细节刻画和叙事特征等，还没有做细致深入的分析、阐发。事实上，在艺术修辞方面，央珍表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些鲜明的审美取向。她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呈现出的审美特征，是其过人的艺术才华的最直接的体现。考察、探讨这方面的内容，除了有助于我们认识、领略央珍小说创作的艺术风貌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和体味央珍作为一个作家所喜好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心性，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央珍通过艺术创作与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所建立的一种独特关系，能够让我们体悟到央珍对待生命存在的态度和对人的现实命运的可贵情怀。
本文将从语言表达、细节描写(刻画)、心理刻画和叙述视角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央珍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一些审美取向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探讨这种审美取向所包含的审美内涵和作家的艺术追求。
整体上看，央珍小说的语言简洁、明快，干净、利落。她能够用精炼、清晰的语言把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不拖泥带水，不枝枝蔓蔓。不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具有这样的语言特征。这种语言取向，在短篇小说中已经有所显露，而真正把这种语言表达取向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一种鲜明的语言表达风格的，是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语言表达的简洁、明快、干净、利落，并不意味着故事情节的简单、细节描写的简略。在央珍的创作中，情形恰恰相反。央珍的小说，尤其是《无性别的神》，在故事情节和细节描写方面，可以用繁复纷杂来形容。如果把《无性别的神》比喻为一座花园，那么这座花园里就开放着各种各样的花儿，而且还有绿意盎然的草木，以及翩翩飞舞的蝴蝶蜜蜂等小生灵;如果说《无性别的神》是一颗大树，那么这棵树就是枝繁叶茂的，让人能看到它生机勃勃的景象。但这些花花草草、翩翩飞舞的蝴蝶蜜蜂和繁盛茂密的枝叶，在央珍的笔下并不显得凌乱无章，而是井井有条、清晰明确的。而这正是央珍在语言上讲究简洁、明快、干净、利落带来的审美效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语言上的简洁、明快、干净、利落，也就没有小说中井井有条、清晰明确的细节描写;而没有那些繁多的细节片段，也就显现不出央珍语言的简洁、明快、干净、利落。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辩证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当然，央珍在小说中追求繁多的细节描写，根本动机不是为了表现她在语言方面的独特才华，而是想尽可能广泛而鲜活地呈现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这一特殊阶段，西藏民众生活的某些侧面。
在这部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是对家庭内部生活场景和细节的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饮食起居、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走亲访友、宗教仪轨、家庭教育、私塾学习等，同时小说还描写劳动场面和寺庙僧人的活动场面。所有这些，不仅仅需要作家构思行文上的精巧安排，同时还需要作家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比如她对房屋内的装饰和用具摆设的介绍与描写，井井有条，不但有明确的方位感，而且描写得非常清晰。这种明确的方位感，不仅仅体现的是作家观察的细致和空间想象的能力，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体现的是作家操持语言的富有逻辑概括性的表达能力。央珍的小说，尤其是《无性别的神》，里面有许多描写房屋内部物件和家具摆设的片段，还有不少关于建筑物的地理方位和构造形状的介绍和描写，这些介绍和描写都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从不绕来绕去，让人坠人云里雾里，好像进了迷宫一样。
“央吉卓玛这才发现屋子是比昨天亮堂了许多，怪味也少多了。她退到一边，半倚着大红柱子好奇地打量起来:北墙整面都是黄褐色的经书，西墙正中摆着大床榻，榻边是一把古旧的高背靠椅，椅脚有一块留着凹陷痕迹的锦缎小垫，上面还有一撮稀疏的黑卷毛。往南是棕色羊毛呢帘子半开的纱窗，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翻耕好的黑色田野和雪峰。身后是一排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旧柜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许多青青绿绿的铜鼎、香炉、烛台、木盒和布条，这些都泛出黯淡的绿光。”
这样精细而又有条理的描写，体现出的是作者观察的细致和语言表达的清晰。除此之外，对人物外貌和性格特征的描摹和刻画，也能体现出央珍语言的独特魅力，以及其语言简练、明快、干净、利落的特色。《无性别的神》虽以央吉卓玛为主人公，主要故事情节都是围绕她展开，都是以她的视角来叙述的，但作品中涉及到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还有很多。有些人物属于次要人物，一笔带过。有些人物对小说的情节与结构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作用，或者对表现央吉卓玛的情感和性格特征具有衬托、暗示作用。对于这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作者在描写刻画这些人物时，也格外用心，尽可能用准确、贴切且简练明了的语言，把人物的外貌形状和性格特征描摹、表现出来。比如对央吉卓玛继父和尼姑吉尊先生的描写就是如此。
央吉卓玛不喜欢继父，但母亲与继父结婚对他们家族来说又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父亲的去世和哥哥的夭折，没有男性来掌控、维护家族势力和财产，母亲在别人的劝说下，只得寻找一个男人来撑起家族门面。继父贡觉就是母亲无奈之下的选择。关于继父这一形象描写，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多，但他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没有继父的出现，母亲在家族的地位就难以维持下去，这意味着央吉卓玛之后的生活道路就会发生转变。如此一来，小说的故事情节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央吉卓玛的形象特征也就会随之改变。可以说，继父的出现对于故事情节能够按照作者构想的逻辑进行发展，是一种有力的保障。小说对继父形象的表现，更多的是通过央吉卓玛的视角来完成的。主要有三次描写，每次都惜墨如金，但却生动传神。第一次是央吉卓玛初次看到继父时的情形，集中在外貌描写方面。第二次是家里突然遇到:急事，需要继父出面应付时，着意描写继父的反映。第三次是央吉卓玛因好奇、淘气而闯祸后，继父对他的惩罚，集中描写继父对待孩子的态度。其中前两个片段简洁而有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她看见一个男人牵着一匹矮马从巷子外面缓缓走来，后面跟着两个背着大皮箱身穿白袍的乡下人。他们先是东张西望地走进斜对面的大杂院，然后在那边小孩的指引下又朝自己这边走来。央吉卓玛以为是乡下的庄主来了，抬起脚迎上去，一看却不是。他是一个满脸尘土显得疲惫不堪的陌生男人。这男人穿一身崭新然而又处处泥点和褶皱的黑氆氌袍子，左耳上吊着一只很大的嵌有绿松石的金坠子。男人站在央吉卓玛跟前茫然地盯着她身后的院门，手里握着一顶皱皱巴巴的呢子帽，手腕上缠着一串黑亮的檀香木佛珠。他身边牵着的马脖颈下，红红绿绿的过于鲜艳的编织马饰，在冷冷的寒风中飘来飘去。‘什么?出了什么事?’新来的贡觉老爷从坐垫上倏地跳起身，一时惊慌得不停捋动着手中的佛珠，脸色发白。”
这两个对于人物外貌和心理、脾性描写的片段，用语都非常简练、明快，近似白描，但它们却很好地呈现和揭示了继父这一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特征。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继父不仅仅是一个其貌不扬、邋里邋遢、不注重外在形象的男人，同时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且缺乏教养、胆小怕事、暴躁粗野、缺少风度的男人。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形象特征，就会明白为什么央吉卓玛会讨厌继父和惧怕继父，也会明白母亲为什么会为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暗自流泪，不停地感叹自己命运的凄苦;并由此体味到央吉卓玛一家命运的坎坷，体味到她们人生选择的无奈与痛楚。
另外，对继父的这三次的描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魅力，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简练、妥帖、明晰上，还体现在这三次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又吻合情感逻辑的精细设计上。这三次描写在事物发展的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的，在情感推进的层面上也是层层深入的。央吉卓玛与继父初次见面，她并不了解继父。因此，对继父外貌神态的这种描写，既可以展现其外部特征，同时也留给人想象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保持一种客观情势，不让个人情感一开始就介入。这不但符合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真实情况，也为之后的描写留下制造悬念的可能。除此之外，央吉卓玛此时并不知道来者就是继父，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情感上产生抵触或怨恨。之后，随着央吉卓玛越来越认清继父的“真实”面目后，她对继父的情感也就随之产生了强烈的变化。可见，作者的这种安排是非常精细的、讲究的，是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悟的。
新版的《无性别的神》的封面上写着，央珍是天才藏族女作家。如果从语言表达的层面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靠的。央珍在这方面的确具有一定的天赋。她的语言表达才能是超群的，她确实是一位操作语言的高手。她能够把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细节和感受到的刺激用妥帖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当然，简洁、明快、清晰、准确，并不意味着小说语言没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思想内涵。央珍小说的语言在简洁、明快、清晰、准确中，留存着巨大的艺术空白，包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能够促使读者去想象或联想。比如下面的片段:
“天越来越冷，一到下午风总是呼呼刮个不停。后园中花草已经凋谢枯萎，草坪只剩下一层萧瑟的苍黄。
方形上马石孤零零地立在大门前，闪着冰冷的寒光。满面红润、身势显赫的活佛、僧官，身着缎袍、骑着高头大马的俗官，殷勤恭顺而又潇洒倜傥的商人，他们不再来宅院中走动了。以往上马石上常常出现的那些身影再也见不到了。只有一直在这里借宿幽居、潜心著书的那位头发灰白的密宗活佛和一些近亲还会偶尔陪着太太出现在阳台或上马石边。”
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话，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用语，简洁朴实，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我们关注的地方。但放在整个文本中，放在小说讲述的故事氛围中，我们就会体味到这段话的审美内涵和高度的表现力，能够体会到这些语言的精妙之处。
这是央吉卓玛的亲生父亲去世以后，小说对他们家庭发生的变化的描述。小说是从央吉卓玛这个小孩子的角度来展开描写的。作为孩子的央吉卓玛看到的变化是，平时经常到家里来走动的那些人物不再来了，家里变得冷清了，不热闹了，不好玩了。从小孩子的认知角度看，小说中的这种非常简洁朴实的描写，是非常符合人物的心理实际的。但这些简洁、质朴的描写，其实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蕴的。它体现或折射出的是官场的利害关系和人情的淡漠。央吉卓玛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噶厦地方政府的四品官员，也算是身世显赫，为了利益关系，所以周围必然会出现各类政府官员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他们家里自然很是热闹。但父亲一去世，意味着权势的失落，意味着利益关系的断裂，自然就不会再有人来拜会，家里也就冷清起来，门可罗雀。所以说，小孩子眼中的不热闹、不好玩了，根本原因，或者说社会根源在于权势的失落和家庭的衰败。这就是小说中这类简洁朴实的语言可能包含的深刻的审美内涵。当我们把它与整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事实上，央吉卓玛之所以东奔西跑，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原因也在于父亲的过早去世所造成的家庭的衰落。她母亲为了维护庄园的生活，不得不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办法，包括让年幼的央吉卓玛不断地转换生活场所，甚至出家为尼。由此来看，这样的片段是具有结构层面的审美价值的。类似的看似平常的片段，在小说中还有不少。由此能够看出作者创作时的巧妙设计和艺术思考。当然，这些片段有些是作者自觉意识到后的刻意设计，有些可能作者也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只是凭借创作感觉或艺术感觉做了这样的安排。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凭艺术感觉所作的设计和安排，都体现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敏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深厚的艺术功底。
类似的富有意味的审美意蕴，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小说在讲述央吉卓玛从拉萨的德康府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去乡下庄园的过程时，用了如下的描述:
“黎明，蓬松着头发到溪边背水的农家姑娘。蒙蒙乌云中，山顶圆锥形的玛尼石堆，还有飘挂在石堆上风吹日晒破碎的经幡和还愿的衣服碎片。傍晚，山脚村落上空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正午，湖面上悠然嬉水的黑头鸭、野鸭和湖边扣晒的牛皮船。黄昏中，孤傲地耸立在荒凉山崖上的褐色城堡。绵绵细雨中，英国商社的尖顶红木屋。清晨，阳光下金灿灿的粘满牛粪饼的小石房。风沙中，乱石缝里猛然蹿出的老山羊......也不知这样跑了几天骡马行程。迷迷糊糊里，这一切在央吉卓玛的视线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蓝色烟雾，影影绰绰地飘来荡去。”
仔细阅读这段描述，可以发现，作者在遣词造句和语义的调配上非常讲究。这段描述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语言表达相当简练，但简洁明快中包含着丰富的审美韵味，能够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它不但提示人们去想象，央吉卓玛他们是如何跨越山山水水，颠簸着去帕鲁庄园的;同时还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暗示央吉卓玛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
从拉萨的德康府到乡下的庄园，路途遥远，对于只靠马匹为交通工具的人来说，时间的漫长和途中的艰辛与劳顿，是可想而知的。作者在这里运用概述的方法，极为简略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但我们读起来又分明能感受到旅途的漫长与艰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娴熟与高妙。如对表示时间的几个词语的巧妙运用，其中的顺序正好形成时间链条上的完满的循环过程:黎明——傍晚;正午——黄昏——清晨。这个看似简单的时间描述，非常鲜明有力地凸显出了一种时间感。无限循环的时间流程，给人一种长路漫漫、何处是家园的茫然无措的感觉。加上中间对路途中景物的描写，营造出一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气氛。联系到小说的主题主要是讲述央吉卓玛颠沛流离的生活情状，我们就会体味到，这一简短的概述，就是央吉卓玛人生道路的一个缩影，也是对小说主题的一种表现。
央珍小说在叙述上也干净利落，张弛有度，且非常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这一特点在《无性别的神》中体现的相当鲜明、突出。《无性别的神》在叙述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叙述语调和口吻与人物性格、身份融合得非常自然和谐，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换句话说，小说中的叙述与人物的年龄、身份、心理、地位、情感状态是高度吻合的、高度一致的，给人一种真真切切的生活实感。人物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波动，都非常符合人物的年龄特征、身份特征、心理特征。在《无性别的神》所塑造的诸多人物中，关于央吉卓玛的叙述最为典型，最能够体现作品在这方面的艺术特质，最能够展现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才华。
小说以央吉卓玛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为线索，通过她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历，展现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整部小说的内容，就是在央吉卓玛的视野范围内逐渐呈现出来的。小说的主线始终没有变化，央吉卓玛就是牵着线头的灵魂人物。但小说对央吉卓玛的心灵和思想意识的描写和表现，对她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描述，却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又是与央吉卓玛年龄的增长，心智的丰富，认识的复杂化，相吻合、相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主人公央吉卓玛年龄的增长，随着她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随着她心智的不断成熟，小说对她的心理情感的描写，对她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描述，对她人生经历的讲述，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不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叙述上的精心设计和合理安排。在这一方面，小说对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意识、情感变化把握的很是精准到位。从围绕着这一人物所展开的相关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能够体会到作者对生活的多面体验和理解，能够体味到作者对人性的多方认识和理解。从艺术层面来看，这种紧贴人物特征的叙述，赋予了人物鲜活强劲的生命活力，不但让作品具有可靠的现实逻辑力量，而且也让作品蕴含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其中所包含的艺术法则，不仅仅是让艺术形象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问题，其实还包含着展示作家艺术才华的叙述技巧问题。这是一个考验作家叙述能力的高难度问题。
让人物自己说话，给人物自己的主体性。这是文学创作理论领域经常提到的问题和很受关注的问题。其含义是，小说家创作时，在选择了一定的叙述范围，特定的人物后，小说的叙述就必须在文本给定的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物的故事或特定的叙述口吻来完成。作家不能随意超越特定的生活环境或背景，不能让人物去叙述或完成与他年龄、身份、性格特征不一致的行为或活动，不能让人物完成超出他能力的事情。比如，假若小说中选定的主人公是一位教师，且故事情节是通过他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故事内容是围绕他的生活经历展开的，那他的所作所为与他作为教师的身份、地位和他的性格特征应该是相吻合的。否则，他的叙述或他的经历可能就是不可信的，整个文本由此也就会失去可信度。这样的小说是无法打动人心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或一群盲人，那么，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就应该符合盲人对世界的感受，而不能与双目正常的人们所见所闻的世界一样。这就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所说的让作品中的人物说自己的话，让人物拥有主体性的通俗化解释或理解。这一理论规则(其实也是生活经验)提示作家，在创作时，必须要与笔下的人物拉开距离。小说中创造出的人物，与作者本人不是一回事。当然，它同样提醒读者，不能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本人混为一谈，尽管作品中的人物是由作者亲手创造的。
理论上的归纳看上去轻而易举，对作家创作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这个过程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主要是作家与人物之间难以达到严格的分离。
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文化背景(修养)、生活经验、个性特征的主体，而且这些因素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容易改变;
即使变化，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作家选择作品的人物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三教九流都有可能。作者笔下可能会出现各色人物，有些人物甚至与作者本人的脾性完全相反。这就意味着作家在创作时，必须随着笔下的人物改变自己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至少在进入创作状态时，需要做到这一点。作家笔下的人物是一个土匪，那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叙述就必须按照土匪的生活逻辑推进;如果是个官员，那就依照官员的生活逻辑发展;如果是一个小孩，那就需要依照小孩的生活逻辑演绎故事。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创作中却是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主要故事情节以他(她)的眼光来观察，依照他(她)的喜好来取舍，那么，小说中的叙述就必须符合这个小孩子的年龄、身份、性格特征，必须符合这个小孩子的感觉和认知能力。如果主人公是小孩子，叙述的口吻、感觉和表现的认知能力，都是成年人的，那这部小说就会失去真实性，是相当失败的。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有不少作家在这一点上做的不够好，不够严谨，把人物当做作家的传声筒，当做为作家说话的工具。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隐藏在小说之后的作家。这种情况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走样的、变形的，他所说的、所做的与他的身份、年龄、性格、文化背景是不相符的。我们时常在一些小说中看到，一个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却能够说出温文尔雅的口语，很显然，这是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学识特征的。这不是人物在说，是作家在说。以这种方式塑造的人物和讲述的故事，是没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因为显得很虚假、很别扭、很可笑。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巧妙得当，避免了作家控制人物的错位现象，没有让人物变成无自我生命意识的木偶或傀儡。小说主人公央吉卓玛是一个小孩，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是以她的活动为主线推进发展的。这就意味着，小说中所呈现的重要场景和故事情节，都是央吉卓玛眼光和感觉投射和浸染过的，要符合她作为小孩的年龄、心理，以及她的身份特征和智力认知与情感逻辑。《无性别的神》在叙述上，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展开故事情节和完成各种场景的描写的。其间也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依据央吉卓玛年龄和经历的变化为依据的。这是这部小说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作家把握人物性格特征相当准确的体现。阅读小说，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因素和言说的欲望，始终把央吉卓玛这个小孩的感觉和认识设定为叙述必须遵循的准则，不偏不倚，赋予人物自己的生命活力。以此来看，这部小说不但在叙述上是成功的，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如果作者在叙述时，让自己的声音或话语控制央吉卓玛的声音或话语，那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作者的工具或传声筒，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就显得非常虚假，这样的小说自然也就是不成功的。
在央珍的小说中，即使是周围景物的描写，作者都会尽量追求能够与小孩的性格特征相吻合，在情调和情状上与小孩的脾性相一致。
“央吉卓玛默默地骑在马上，看着一簇簇野石榴藤和爬地松从自已的双脚下擦边而过，飘散开片片柔黄的花瓣，荡起一丝丝浓香。这时，鸟儿开始啾鸣，有冠毛的贝贝古雪鸟和斑鸠伸出脖子在绿丛中面对着马队发出咕咕的鸣叫。一大群獐子、山羊和野兔也从青枝绿叶丛中悠悠走出。央吉卓玛不禁一怔，她没有想到这里的动物居然和人如此相亲。
央吉卓玛这才抬起头，仔细地望着一旁山腰间的寺院。只见一排排灵巧的白色禅房像一件展开的大氅，在山坡上呈扇形错落排开，仿佛要把它前面的红色经堂拥入其中。寺院前的大草坪上耸立着高大而醒目的白塔，金黄的日月塔尖在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仿佛燃烧的火炬。无数的野鸡、鹤鹑和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像豆粒般围绕着塔基转动。草坪上许多放生的山羊和红忽忽的袈裟在静静移动。”
央吉卓玛生性好奇且调皮顽劣，所以她在观察外界时更注意那些自由活动着的小动物。毫无疑问，这样的景物描写，是与人物的年龄和性格特征相吻合的，对于表现人物的心理和精神活动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繁复细致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写，也是央珍小说的一大特色。这种情形在《无性别的神》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如果从内容层面看，可以说，《无性别的神》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生活细节的繁复细致的描绘和展示。某种程度上，整部《无性别的神》，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方面的生活细节所构成的。从活动类别上看，这些生活细节可分为公共场合的生活细节和家庭生活细节。公共场合的生活细节主要集中于八廓街、私塾、劳动场面(贝西庄园)、寺庙等，家庭生活细节主要集中在几个庄园内的饮食起居、宗教仪式、亲朋好友聚会等方面。无论是哪种类别的生活细节，在央珍的笔下都是精细繁复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对生活细节的精细描写，除了给作品增添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帮助刻画人物形象外，还寄托着作者个人的艺术目的，或者说是创作所蕴含的现实追求。
央珍曾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示真实的西藏或西藏的真实生活;同时，她还说:“西藏的美与丑不在那块土地上，而在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西藏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西藏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写出他们在不同时代的彷徨和犹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化和标签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生活细节的精细繁复的描写自然会是一个不错的手段。就央珍的小说来看，她的这一目的还是基本达成了。
当然，央珍小说中对生活细节的细致繁复的描写，还蕴含着作家的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情思。它们同样是央珍小说艺术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央珍不厌其烦的生活细节描写中，传达出了央珍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情怀。首先是央珍对生活的关爱。一个不关爱生活的人，一个不用心体味生活的人，不可能对生活有如此的体察和感受，自然也就不可能对生活细节做如此精细准确的描绘，做如此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的描写和表现。其次，它表现或体现了央珍对人生或人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一种哲学化的思考，通过这类描写来表达她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和表述。最后，这些生活细节的描写，还体现出了央珍对生命存在的深厚体恤，表达了她对人生过程中种种不如意的忧虑、无奈、幽怨之情，同时表现出了她所怀有的一种众生平等的生命情怀一这是央珍这部小说最为动人的地方。
（原文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二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胡沛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两项，主持教育部规划项目一项，参与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一项。在《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评论》《民族文学研究》《西藏研究》等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出版《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等学术著作七部，选编《中国当代藏族作家谈创作》，主编《西藏当代文学史》（三卷本），主编《西藏当代文学大系》（十二卷本），主编教材《西藏当代文学教程》，主编《西藏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