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荣获201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褒奖“阿来在《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这部厚重的作品里，带着对现实的沉思去打捞历史记忆，将近些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由现实延伸到历史。他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和细致艰辛的案头工作，以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地方史作为典型样本，再现了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也说明人们普遍认为《瞻对》属于非虚构写作的范畴。
但在同年的8月，阿来以《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申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在实名投票阶段获得零票。阿来为何要以非虚构的《瞻对》来申报报告文学奖，在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的《瞻对》的《代序》中，阿来回顾了《瞻对》的创作过程:
几年前，为写《格萨尔王》，我去了西藏很多地方收集资料。在一两年的行走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瞻对的故事。《瞻对》是一部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我本来想写成小说，开始想写个短篇，随着史料增多，官府的正史、民间传说、寺庙记载，最后搜集的资料已经足够写个长篇了。但是到后来，我发现真实的材料太丰富，现实的离奇和戏剧性更胜于小说，用不着我再虚构，历史材料远比小说更有力量。……原本我是从事虚构文学创作的，当时在追踪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历史真实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经非常精彩了，根本不用你再去想象和虚构什么。
说明《瞻对》实为写作《格萨尔王》而搜集材料的副产品。在阿来的文体意识中，《瞻对》为历史纪实文学，因为没有经过虚构和想象，只是从官府档案、民间传说、寺庙文档中摘录出相关资料，加以整理，因此，他认为无论是非虚构还是历史纪实，都是如实地呈现现实，因此，阿来认为以《瞻对》申报报告文学奖并无不妥。这实际上就涉及到阿来有关“非虚构”的理解问题。
另外，评论界也就《瞻对》的文体归属展开讨论，其中贺绍俊认为《瞻对》是“真正非虚构的叙述”，理由是所谓的“纪实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纪实，很多纪实文学作家以小说笔法来写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根本原则就是非虚构，非虚构也就是不虚构。一旦虚构，你就把纪实文学写成了小说”。检视贺绍俊的言辞，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贺绍俊以为“非虚构”等同于“不虚构”，但纪实文学毕竟还是属于文学文体范畴，贺绍俊的辩护是“阿来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对于故事深层结构的谋划，显然是他叙述成功的关键。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或可理解为贺绍俊认为纪实文学的文学性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技巧，是实现纪实目的工具。但问题恰恰也就产生了，既然阿来对于《瞻对》的“故事深层结构”有所“谋划”，已经是在建构自己的叙述结构，或者是开启了他的“元叙事”思维模式，而他用文学笔法加以呈现，这可视为标准的文学创作行为。因此，对《瞻对》的认知涉及到关于非虚构的认识问题。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是杜鲁门·卡波特(TrumanCapote)率先提出的。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出版，该作本是对一件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但在阅读感受上类似于小说，被目为“新新闻报道”，是对习见的“新闻报道”的突破，但卡波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s)，标榜其新闻报道写作方式的新颖。由此来看，非虚构本是新闻报道的技法，而后成为小说创作区别于传统虚构文学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实践源于20世纪30年代“左联”倡导的写实文学，即作为“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的报告文学因其“能够以纪实、生动而快捷地反映现实而被纳入到文学序列”，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兼具有通讯和文学的功能，这也就开启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帷幕。
及至2010年2期《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栏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人民文学》并未给“非虚构”明确地界定，“我们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即便如此，《人民文学》仍然启动了“人民大地·写作者”的非虚构写作项目，先后刊发了一定数量的非虚构作品。而杨庆祥则将非虚构的文化语境置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语境，认为非虚构的写作有其具体的文学和文化针对性，“第一，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写作成规，非虚构强调作家的‘行动’，田野考察和纪事采访成为主要的行为方式，并成为‘非虚构’的合法性基础;第二，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文本的形式主义倾向和去历史化倾向，‘非虚构’强调跨界书写，并在这种跨界中试图建构一个更庞杂的文本图景;第三，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书写，‘非虚构’强调一种严肃的作家姿态和作家立场，并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作家的道德感，从而让作家重新‘知识分子化’的倾向”，因此，他认为“非虚构不是‘不虚构’，也不是‘反虚构’。它在本质上是要求以‘在场’的方式重新疏通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杨庆祥的理性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代中国对“非虚构”的热切期望，是文学或文化走向社会生活，或者说是回归社会生活的重要表征。
对非虚构文学文类的归属认知，目前最早可见者似乎是王晖、南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他们认为由于“非虚构”的层次性，可将其划分为“完全非虚构”“不完全非虚构”和“仿非虚构”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的是报告文学与口述实录体、有所虚构的纪实小说、“有着纪实感，然而又确属虚构的……作品。”
王晖认为“非虚构”并非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写作类型，应该是作家极力求真、作品尽量如真和读者的真实现场再现三个方面合力的结果。尽管有些文学作品如新写实的生活化展现带有一定程度的生活还原，但由于其文学性决定了该类作品最终还是归结为虚构文学，至于历史小说即便有作家的文学虚构，但由于取材于历史事实，还带有历史真实的影子，因此被王晖归结为不完全非虚构。
那么，若以王晖的分类，阿来的《瞻对》应属于不完全非虚构类型，因其文本的文献价值和跨文体写作的实绩。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阿来本是一位虚构作家，他以往的作品如《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等皆以虚构叙事为主，他在《瞻对》中的非虚构书写转变令评论界无所适从，如丁增武认为《瞻对》作为“历史非虚构”的长篇力作，展现的是“阿来从不同的历史时空出发，介入的始终是他身处其间又难以摆脱的民族问题，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高涨背景下的国家认同”，根本不提文学性或者是虚构性的问题，将《瞻对》看作是阿来对民族问题和国家认同的思考之作;邱华栋认为《瞻对》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既有历史的严谨又有文学的生动”，点染《瞻对》的文学笔法，但语焉不详;而鲍远福则认为《瞻对》表现的是“阿来仍以他擅长的虚构方式与诗艺技巧，在‘纪实’与‘虚构’的语义断裂处，以叙事重组了瞻对的历史和现实”，就是说阿来巧妙地以虚构的文学笔法弥合纪实的现场还原，通过个人性的叙事再现了瞻对地区二百余年的历史和现实，或者说阿来在虚构与非虚构的间隙中，以其文档材料的真实叙述了历史的面相，表达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国家治理策略的思考。
《瞻对》尽管引用了大量的文史档案，并以此为时间线索勾勒出整个叙事的格局，虽被视为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但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论文。关于瞻对事件的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陈一石曾发表长篇历史研究论文《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该作通过翔实的历史文献和严谨的史事评述，先后以“清军诱杀策冷工部与下瞻对藏民的反抗”“下瞻对土司班滚反抗清廷镇压的斗争”“中瞻对土司罗布七力之‘死’”“工布朗吉的起事与失败”“一八八九年撒拉雍珠领导的农奴起义”“鹿传霖在瞻对推行改土归流及其失败”“清末瞻对改土归流”等历史事件为题，展现了有清一代治理瞻对的得失，并认为“驻瞻藏官苛暴百姓，为了扩大实力，承受周围土司间的斗争，役属当地的农奴是导致多次动乱的根源。为了安定川边藏区的社会秩序，次第经营，使成为边防重镇，在清统治阶级中一些稍有远见的官员……提出将瞻对划归川属、改土归流的主张和设想时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是有利于藏族人民长远利益的。但是，在主张瞻对划归川属的清官员中，确有人满脑子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清政府中一些官员没有通过正常的调整行政区划的途径，充分考虑西藏地方政府的利益，往往错误地从四川的角度出发，强调‘收回’，将瞻对重新划归川属，这在客观上形成畋域之见。给中央和地方以及民族间的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陈一石从事件的根源、政府的举措等方面阐释瞻对事件在清代治藏方略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若说非虚构的话，似乎历史研究论文更为合适。
比对《瞻对》所描述的事件，大致与陈一石的事件叙述顺序相同，但不同之处也非常鲜明。如叙述的缘由，阿来是以1744年发生的“一件小事”为引子，“川藏大道上，有三十六个人被藏语称为‘夹坝’的人抢劫了”，对此事件，阿来以为这“的确不算大事”，因为“在那样的年代，一行人路经僻远而被抢劫，以致被谋财害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原来被抢的人是一众清兵。用今天的话讲，叫维稳无小事，何况被抢的还是在川藏大道上维稳的军人”，因此朝廷震怒，这一事件作为导火索迅速蔓延、事态也随之严重，随后，阿来进一步展现瞻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这完全是一种文学笔法，欲擒故纵。此种叙述方式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开头极为相似: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些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缺失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黄仁宇选择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节点，是要展现明代社会治乱的矛盾激发点，进而展开进一步的叙述，最终总结出历史经验和教训。而阿来以1744年川藏大道“夹坝’事件为起点，不仅展现的是二百余年间中央政府治理民族边地的历程，更是要以此为契机表达他立足当下的文化视野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某种人文关怀，彰显的是国家认同的文化旨趣，因此，阿来的写作带有浓厚的文学性，似乎与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行走或行述感怀的文化散文颇为相似。
而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阿来又参照了孙士毅的幕僚周霭联所撰写的《西藏纪游》、德格·札茨的《康人游侠歌》、任乃强的《西藏视察报告》、格朗杰的《康南理塘土司概况》、昔绕俄热的《新龙贡布朗加兴亡史》、瞻对本地僧人叶列初称依据传说的记录、藏文文书《瞻对·娘绒史》《白玛邓登尊者传》、更登群培的相关论述、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清季外交史料》、意大利人毕达克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霍尔章谷土司概况》《清代藏事辑要》《德格土司世系》、查骞的《边藏风土记》《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吴光耀的《西藏改流本末记》、贺觉非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贺觉非的《理化县志》、英国人柏尔的《西藏之过去和现在》、任乃强的《康藏史地大纲》、陈渠珍的《艽野尘梦》、傅华封的《西康建省记》、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陈观浔的《西藏志》、刘赞廷的《边藏刍言》、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赵心愚和秦和平合著的《清季民康区藏族文献辑要》《新龙县志》(1992年编)和《康藏纠纷档案选编》、藏文史料《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述略》、唐柯三《赴康日记》、冯有志的《西康史拾遗》等资料，其目的很明确，“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自是因为这些材料可作……瞻化一地社会状况的生动说明。更是因为，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信。一种迷信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步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信，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近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也就是说阿来的《瞻对》有其明确的写作针对性，表达他的现实文化思考，带有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的意味，因此，他的历史书写并非是凭古吊今的文学笔法，而是要直接以确切的历史事实打破人们关于藏族地区的各种想象，还原历史的真正面向。
另外，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也是阿来写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如关于贡布朗加最后时刻的英雄形象，充满了文学性的传奇色彩，但阿来的目的并非在宣扬英雄人物的伟绩，而在于以此引发的思考，“我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并认为由于“受把一部中国史改造成农民起义史的学风的影响，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将贡布朗加指认为藏族农民起义的领袖，追踪这段史实时，我感到这也过于一厢情愿了”。诸如此类的叙述不在少数，阿来借用史实文档叙述故事，力图真实地勾勒出某一事件的历史情态，还原真相，而后就这些故事表明他的思考，展现他的态度，甚至采取比兴的文学策略，在古今的对比中表达他对民族地区某些历史情态和现实情状的看法，即先言它物以引发他的话题，进而阐发他的某些观点。《瞻对》的此种言说方式混杂着非虚构的纪实与虚构的文学手法，重点似乎在于引发阿来的独立的判断和思索。
总体上看，《瞻对》以铁疙瘩的融化历程为宏大叙事的背景，在跨文体的书写实践中将历史档案、民间传说、个人考察等多方面糅合在一起，以比兴的文学笔法构建了边地“中国故事”叙述的新模式，通过个人表达的人文性、文学性、思想性开创出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的新格局，以非虚构的名义，阿来完成了一次文学冒险，也实现了自我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转换。
《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五辑
魏春春，山西怀仁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艺学及当代藏族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