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甘南藏族青年作家王小忠的文学创作涉足多种文体，内容广博，风格多样。他的散文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主要倾向于表现作家对甘南大地现实生活的关注，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纵深探索和理解。长期以来，王小忠不停地奔走在城市与草原牧区之间，以敏感而柔软的内心感知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关切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困境以及生活的意义。他一方面以敏锐的观察力感悟时代动态，揭露现代文明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呈现了高原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并且逐渐触及个体生命的内在层面，抒写生命主体在欲望追寻与精神世界建构之间的矛盾和挣扎。最终，作者展现了甘南社会变迁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转变，追问和反思现实甘南的精神向度，传达了同周围的人与物之间建立情感联结，让个体生命真正找到属于自我的思想和创造的希冀。对甘南大地具体的人和事物的关注，映射了作家王小忠内心对故乡甘南的热爱和深深的依恋。
关键词：王小忠；甘南；藏族；社会变迁；生存状态；情感联结
前 言
王小忠（1980-），藏族，甘肃甘南人，著有诗集《甘南草原》，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黄河文学奖、首届《红豆》年度文学小说奖、《莽原》年度“非虚构”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散文创作在王小忠的文学世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直观地反映出他心灵的颤动和情绪的波动起伏。正如刘勰所言：“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1］王小忠感应时代的脉动，将个人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总体性感受以散文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没有毫无节制地倾诉，而是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现实，揭开遮蔽在事物表面的秘密，洞察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流变，关注甘南高原人民的生活面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书写心灵的夙愿。王小忠的散文书写不是风俗志，也不是文化陈列，而是创作主体以丰富的心理对甘南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认识、感受和传达。可以说，王小忠的散文“拥有一颗真实和真诚，可以被读者触摸到的‘散文心’［2］。
一、聚焦社会变迁中的问题
甘南大地和散布其上的城镇、聚落、民居、庙宇等承载着乡土经验，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化不断推进逼近乡村之际，城乡二元经济差别不断扩大，城市文化日渐侵蚀乡村文化的文化优势和文化特权，使得乡村处于尴尬的境地。面对生存环境的转变，人们在生存奋战的日子里，心理渐渐迷失和失重，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裂隙逐渐从表层向深层蔓延。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少情感的投入，人们对土地的依附性也随之减弱。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利益调整和人口流动，引发了文化传统断裂和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王小忠正视社会变革，将现实的情状诉诸笔端。
在欲望的驱动下，现代社会形成了以利益为核心的逻辑体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以普遍的个体占有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3］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贫穷走向富裕，人们步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草原也慢慢改变了模样。王小忠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以人心之变折射时代之变。散文集《浮生六记》通过叙述故乡甘南村落的人和事，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兄弟记》一文作者以自己与兄弟之间的故事为主线，直白地叙述了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如今因为利益，彼此心存芥蒂；并且牵引出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骚动与荒诞离奇的现象。家族的兄弟之间不再亲近，亲情已经变质。攀比、算计、不理解、嫉妒、疏远、仇视等发生在亲人之间，令人难以相信和接受。农村出现了打工潮、土地荒废、高价彩礼、丧事大操大办、乡村学校破败、亲情淡化、流于形式的拜年等变化，反映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变质，村庄成为了概念上的一个名词而已。“人和人相处的根基已经东摇西摆，大家的心里唯有对富裕的渴求，已经看不到农村留给我们意识之中的那种和睦和平静了。”［4］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漠视以及功利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人的异化。人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加剧了人自身的精神危机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危机。《做珠记》一文写了商人、爱好者、收藏家把玩、观赏、高价转卖佛珠的故事。佛珠作为修行的工具，其原初的意义已经消失殆尽，现今被人们视为流行文化的符号，成了时髦的玩物和装饰以及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人们“看中了表面的假，而遗失了内心的真”［5］。《木楼记》一文叙述了为使外国人了解中国西部而作出贡献的美籍奥地利裔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生前居住的木楼成为了文物，但自从扎尕那开发了旅游之后，木楼就渐渐失去了作为文物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旺姆措多年来守护着木楼，但是她根本不知道木楼的缘起，只是将木楼作为赚钱的工具，一心想着如何利用木楼获取更多的利益。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工具化和复杂化。现今以人自身为坐标，推崇利益、金钱、快乐至上，血缘与地缘加速分离，乡土社会一些基本的礼仪道德失范。王小忠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通过真实地描述个人的亲身经历，赤裸裸地呈现人世的沧桑和人性的变幻，从而引发读者情感的共鸣和对人生的感叹。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为了眼前的收益，贪婪的欲望恨不能采尽大自然一切的馈赠”［6］，过度地利用和消耗大自然的资源。如今很难找到没有被现代文明浸染之地，草原人民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环境失衡问题严重。天然优良草场首曲草场因为气候变化和人为破坏，已经满目疮痍。玛曲草场沙化、植被破坏严重。《鹿死谁手》一文叙述了珍贵的野生动物鹿在草原的悲惨遭遇。人们为了获取鹿茸，残忍地割去新生鹿的鹿角，任其绝望地嘶鸣。草原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鹿被圈养起来，都没有了鹿角，失去了野性，成为了人们的玩物。藏獒被人们用迷药、迷枪、麻袋进行捕猎并贩卖。狐狸被肆意捕杀，导致灭绝。挖矿、旅游开发、买卖珍稀动物等行为，使得草场退化、土地流失、动物减少、垃圾遍地，以至于生态系统恶化，环境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
“散文的文化取向或文化本体的核心，应是对于民族文化精神或文化人格的重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点上的文化批判意识。”［7］从“散文中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性情”［8］，王小忠带着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深度思考社会变迁中存在的问题。他对甘南故土有着复杂而深邃的情感，他将甘南的庙宇、建筑、草原、居民、城镇等景观尽收眼底。但是，他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描绘甘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层面，而是用心捕获途中所见之人的心理，留意所经之处的风俗的变化，更进一步透析当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审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二、呈现甘南大地人的生存状态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地区特征、文化区域、自然地理景观以及个体思想方式的差异逐渐被削弱，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王小忠依旧坚持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关注地方性知识，贴着地面书写甘南大地的面貌，表现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色，进而关照人的命运。由于气候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海拔较高的甘南草原并不是生存的理想胜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也不如想象中那般怡然自得，他们用尽全力与生活斗争，有泪有笑，有伤有痛。王小忠在散文中没有将过多的笔墨用于描绘甘南大地的自然风景，而是注重记录甘南民俗文化的点滴变化，真诚地刻画甘南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情感的转变，叙述个体生命不同的人生和生命选择，彰显多元和多义的生命价值。
甘南临潭是作家王小忠的出生地，其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牧区与农耕区的结合部。王小忠对这片土地的农耕与游牧生活颇为熟悉，深知“草原潜藏着的更多的则是艰辛与酸楚”［9］。在非虚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和《洮河源笔记》中，王小忠没有以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叙述河流沿岸的故人故事，而是以平和冷静的姿态贴着生活书写。尽管作者保留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会轻易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做出判断，或者任意贴上标签；而是呈现高原人民真实的生存样态，以及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更深层次地唤起读者的思考。《遥远的草原》一文记述了外乡人栋智从浪子变为父亲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一群群牛羊和藏獒，死心塌地地留在了草原，常年奔波在草原深处。强悍的风雨一次次挫败人和动物生存的勇气，对生活寄予期望的栋智常常以失败告终，生活并不景气。生命的苦涩和生活的无奈消磨着人的意志，王小忠对平凡小人物的人生投以理解的目光，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轻易妄加指责和批判。《光阴下》一文作者叙述了命途多舛的木匠陈兵的故事。年轻时候的陈兵原本是江南一带中医世家的孩子，曾行医看病但是因为没有专业行医证书被病人告发后入狱。出狱后的陈兵娶妻生子，然而妻子却长期抱怨生活的不如意。离家出走的陈兵返回老家之后发现只剩下了对他感到陌生的女儿，于是再次离家。最终陈兵流落到洮河流域的小镇上，将女儿也接到自己的身边。可是父女之间存在深深的隔阂，无法填补，陈兵与女儿陈丽娟之间不断上演爱恨纠缠。几年之间，陈兵经历了母亲去世，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经营酒吧失败等一系列打击。面对破败不堪的人生，陈兵为了体面地活着而努力奔波，但最终却落得孤身一人。陈兵身上固然有可恨可憎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屈不挠、坚强自信的一面。王小忠尽其所能将生活中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一同感受斑驳陆离的世界和庞杂的人性。作者耗时数月游走草原，深入大地，揭开关于边地空间浪漫想象的外衣，为读者冷静客观地叙述高原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呈现草原人民真实的生存现状。
“我想深入草原，要寻找另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10］，是王小忠散文创作的重要动机。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小人物以坚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抗争，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王小忠采用尊重、理解的姿态，而非过度阐释、过度抒情的言说方式，叙写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其他不同的生命选择和生活方式。《漫游记》一文叙述了游历草原途中遇见的贡巴和转经老人的故事。草原夏季转场的时候会遭遇狂风暴雨，人和牛羊都要接受恶劣天气的摧残。在贡巴的讲述中并没有显现出他对危险至极的转场生活的抱怨。转经老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从郑州来到阿万仓，带头捕捉野兔，使得草原上的兔子几近灭绝，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鹰和狼成群出现。后来捕食野兔的惨烈情景常常出现在老人的梦里，为了弥补过错，他选择留在草原饲养兔子，转经念佛。《支教记》中的牛老师自下调到欧拉秀玛，尽管条件艰苦，但他始终饱含热情，扎根在乡下，兢兢业业教书，全心全意育人，付出真心的他收获了快乐和幸福。《我在欧拉秀玛等你》讲述了“我”在去欧拉秀玛草原看望朋友的途中，真正地体验了几天条件艰苦的草原生活。朋友是一名教师，原本有多次调离至县城的机会，但是他决绝地放弃了。空旷的草原和单调的生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朋友却在寒风肆虐的草原上安然教书，融入了草原的天地，内心没有孤独寂寞，没有哀怨悱恻。年迈的阿克达吉十几年来总是坚持喂鱼、放生、诵经，内心得到极大的安宁。《祥云》一文叙述了母亲晚年虽然面临病痛的折磨以及与丈夫之间的感情矛盾，但她仍旧坚定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皈依宗教的母亲对孩子和丈夫的不理解没有怨言，始终坚持自己的生活秩序，获得了精神世界的满足和内心的安宁。《大棚蔬菜》一文里，叙述了年迈勤劳的安才让夫妇固守生存的道理，无视他人的投机取巧，积极响应国家的扶贫政策，承包大棚，用心种菜，经营自己的生活。“一个民族的强大，源自这个民族个体内心的强大。”［11］王小忠没有故意渲染政治、宗教等力量对生活的界定和规约，而是从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出发，描绘生活场景中人的面貌和心境。尽管草原生活充满艰辛和酸楚，但是人们仍然坚持与生活抗争，不放弃自己的选择和人生追求。他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宰自己的命运，依据自我的意愿，塑造自身。散文创作是“用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的思想感受和艺术途径，去跟读者对话和谈心，去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12］。王小忠以限制视角叙述人物的故事和生活片段，表现藏族人民的信仰、审美习性、思维特点，歌颂生命的韧性和承受力。
离开故土的王小忠多年后终于又鼓起勇气，重新踏上故乡的路，游走在甘南大地上。王小忠的散文作品中描绘的甘南文学景观是作者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理性思考的产物。他在散文创作的过程中尽量抑制情感的喷涌和宣泄，不先入为主评判个体人物的行为动机和生活选择的正确与否；而是透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呈现边地人民鲜活的日常经验，适度融入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客观理性的思考。“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反过来看，它们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13］王小忠以散文的方式在传统的世界里寻觅家园的足迹，探索民族文化的精神品性，为读者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和不同的生存方式。
三、呼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情感联结
唯有精细了解自然环境和深刻理解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体生命才能在茫茫大地上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面对脚下的这片热土，王小忠的内心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散文中流露出对于一事一物的理解，对于一寺一庙的敬重；另一方面，时异事殊，故人故地不再吟唱故情，使得作者的内心难以承受。目睹物是人非的场景，王小忠试图利用文学为现实矛盾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他在散文里表露出自己内心，渴望重新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要实现我们自身与周围充满生机的宇宙之间的纯洁关系而存在的。”［14］
虽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甘南大地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貌，但是它依旧保留着与现代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风景。始终牵绊王小忠的是这片无私的甘南大地、美丽的风景和深厚的乡情。他曾坦言：“我要去深处的草原，寻找我要寻找的那些事物。”［15］“我用生命里最珍贵的时间，感叹着、寻觅着，体味着。”［16］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享用和传承着文化，点缀了生活。各种节日是藏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南藏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节日富于生活情趣和民族特色，让人们生命内在的狂野和激情得以释放。正如安东尼·布奇泰利所说：“民俗提供通向文化的重量感、气息或扎根性的情感链接，使得它能够成为制造意义的重要场所和有用的工具。”［17］王小忠在散文中多次描绘了各种节日的历史由来、壮观场面和其中蕴涵的象征意义与价值。夏河拉卜楞寺每年会有肃穆而壮观的晒佛场景。“晒佛节”时，人们怀着虔敬的心，膜拜自己的心灵之神，寻找精神的寄托。“亮宝节”每年正月十四在甘南碌曲县西仓寺举行，其最初是为了祭奠英雄人物，如今演变为对岁月和大自然的感恩。在西仓寺僧人的主持下，举行隆重的仪式，煨桑、诵经、洒净水。鲜艳的五彩旗迎风飘扬，吉祥物在空中纷飞，僧人高声祈诵行走在村庄的路上。身着盛装的人们在节日里欢舞，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传统理念，感谢祖先和大自然的馈赠，迎接春天的到来。《香浪节》一文描述了“香浪节”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盛大场面，并且讲述了其不断发展演变的历程。“香浪节”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前后举行。“香浪节”起初是僧人开展采薪活动的日子，后来发展成劳动人民一起娱乐的节日。人们放下心中的牵绊，三五成群在草地上品尝青稞酒、酥油茶，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祝福。孩子们追逐嬉戏、老人们掐着念珠、姑娘们诉说秘密、男子们骑马摔跤。“洗去冬日的寒气，迎来温暖的夏阳，草原上的民族载歌载舞的豪放在香浪节抒发着对温暖的喜爱。”［18］再后来，随着草原地区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普及，“香浪节”被打造为举行文体表演、商贸交往、旅游、文化交流等现代娱乐活动的重要节日。“采花节”是青年男女相互表达爱意的节日。“插箭节”是藏族人民纪念和膜拜英雄人物的日子，它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和平的向往和对幸福的追寻。“赛马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表达了藏族人民对马的深厚感情。人们亲近马匹，举办赛马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争输赢，更多的是为了表明向骏马学习充满激情、奋力生活的拼搏精神。 “各色地域文化作为亚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整体下的子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广博，在地域文化的绚丽多彩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19］甘南藏族人们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之间的距离，让生命更有温度。那些还没有消逝的文明是传承和保护的结果，它们的存在为生命的出路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参考。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代际之间、乡亲之间变得陌生，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爱意的表达。《堡子记》一文叙述了“矬墩子”与村庄的故事。堡子西头的土窝子曾经是村镇的公共空间，又矮又胖的“矬墩子”因为擅长讲故事，将村镇的居民吸引至此。听“矬墩子”的故事成为了贫穷年代人们生活中的必备乐趣。“矬墩子”绘声绘色地讲述古今中外的奇闻逸事，使得沉浸在故事中的村民感到惊讶和兴奋。然而，这样的公共生活随着村镇的发展逐渐消失。《蛇的故事》叙述了父亲与“右派”朋友之间的故事。在那个艰难的时代，朋友制作的蛇油救助了草原冻伤的人和马匹。但是朋友的善举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感谢，反而遭到他人的诬陷，因此经受了各种磨难。不同代际之间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多年来，父亲一直在打探朋友的消息，从未停息。当得知朋友的住址时，从未出远门的、年迈的父亲执意坐火车去遥远的上海探望朋友。但“我”和家族的小辈们都想不通父亲的做法。在父亲的心目中，那个当年的朋友是草原一生的恩人，需要被世世代代铭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0］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的公共空间生活不再焕发活力，代际之间失去了情感的传递，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情感纽带被冷漠的机器取代。当传统的高原生活被打乱，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为居民提供绿色舒适的生活空间，并让其拥有公共文化生活，是需要思考的难题。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只有在与其他实存的精神交往中才能达到他本然的自我。”［21］社会发展中，人被视为工具，受工具理性的引导，失去了蓬勃的爱与恨的能力，相互之间充满了隔膜。人们需要重新学习爱的能力，构建丰盈的情感世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大自然既能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又能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它可以帮助人们疗愈情感的伤痛，抚慰心灵。“众生在辽广而热烈的草原上享受自然给予的厚爱。”［22］尕海湖一年四季都静如处子，野花、飞鸟、天鹅、杂草、蝴蝶、牦牛围绕在它的周围。“它以不变应万变，洞察着天地万物一举一动。”［23］被山水环绕的郎木寺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世界各地的游客闻名而至，期望能够在郎木寺找到内心最宝贵的东西。甘南大地上的蕨菜、柳花菜、鹿角菜、乌龙头、倒天药、苔藓等草木不仅仅为动物提供能量，还给人类带来额外的福利。甘加乡保留着草原生活的基本样貌，寺院、雕像、住宅都静静地在草原中伫立着，人们没有受城市生活的浸染。当居民得知将在甘加乡大肆发展旅游业的消息时，并没有因为此项举措会让他们的物质生活变得更好而开心，反而担心草原会被践踏、安静祥和的生活会被打破。“人与自然之间最真实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关系，是人与自然深处的一种带有奥秘色彩的关系，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感应关系。”［24］大自然能够给予人类生命强大的力量，只有维系人与大自然之间纯洁、友好的情感，才能彼此和谐共处，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厚爱。王小忠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摆脱理性框架的束缚，用鲜活的、具象的感性经验认识周围的世界。他剔除被遮蔽的记忆，唤醒读者对大自然的感知能力。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敬畏和尊重大自然，塑造生态人格，是作家散文书写的诉求。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共生的关系，生命之歌需要和谐的音符才能奏响。正如史怀哲所言：“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密切相关。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25］个体与周围具体的人和物建立情感的联结是充分实现生命价值的条件。“文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会表现主题，而是通过主题化的过程引领读者。”［26］王小忠以细腻的情思和温柔有力的语言，对生命进行了全新的反思和认识。他一方面用散文作品带领读者深入草原，近距离地触摸草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另一方面依托澄澈纯净的心性和信念，用文学传达自身内在的情感，与读者产生共鸣，呼吁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结 语
“生命里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27］藏族作家王小忠重返家园，行走于甘南草原，去寻找解开内心困惑的答案。离去——归来——再离去，王小忠一直在不停地深入甘南大地的生活现场，追寻生命的足迹，领悟生存的意义。他以散文的方式捕捉生活的细微意义，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感应。J·米德尔顿·默里曾说：“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了解作者的灵魂，而作者也正是为了展示其灵魂而创作的。”[28]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王小忠的散文创作之路逐渐发生蜕变。如果说他前期的散文对边地生活的描述是浅尝辄止式的，那么随着创作的深入，他逐渐深化了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作者开拓了新的视野，不再仅仅关注与个人紧密相关的人与事，而是前往草原深处，关心他者的生存境遇。他真正地融入了甘南现实生活，倾听个体生命内心深处的声音，取消片面性的认知，展现生命最原始的自由和奔放，揭示生命情感的真相。总之，王小忠的散文是他一次次行走甘南过程中的不同心境的见证，直观地反映了个人思想的发展动态，饱含着对故乡的爱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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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写作研究”（项目编号：2021KYZZ01003）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高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高娟娟，女，汉族，甘肃庆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小忠，藏族，甘肃甘南人。甘南州文联《格桑花》编辑部主任，二级文学创作。中国作协会员。首届甘肃省“散文八骏”之一。著有诗集《甘南草原》，中短篇小说集《五只羊》，长篇儿童小说《草原小骑手》《草原小曼巴》，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多部。小说集《五只羊》入选“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获《红豆》年度文学小说奖、《莽原》年度“非虚构”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