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生态文学天然地与地域、地方紧密关联，缺乏地方感的文学很难成为名副其实、感奋人心的生态文学。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大兴安岭、长白山、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岭、神农架、鄱阳湖、洞庭湖、海南岛等生态区域均有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生态书写。近年来，康巴作家群以集群形式亮相文坛，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尹向东、雍措，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意西泽仁等藏族作家，他们对康巴藏区的生态书写同样令人惊艳。康巴藏区是我国第二大藏区，位于川、滇、藏、青四省区结合部，包括西藏昌都、云南迪庆、四川甘孜、青海玉树等地。该地区人杰地灵，山川壮丽，巍峨高耸的冰山雪岭，浩荡奔涌的激流大川，湛蓝深邃的高原湖泊，牛羊遍地的碧绿草原，彪悍粗犷的康巴汉子，婀娜多姿的藏族姑娘，以及多民族文化激荡、民族风情洋溢，更兼此地是茶马古道中枢，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诞生地，令人流连忘返，心酣意畅。值得关注的是，康巴藏族作家颇为重视生态话题，多秉承苯教的万物有灵论，延续藏传佛教的惜生护生传统，既极力描绘大自然的崇高之美，又大力批判现代文明的生态破坏，呼唤生态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注入了一股康巴藏区的边地野性与勃勃生机，让人们再次领悟到重建人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一、万物有灵与敬畏生命
对于康巴藏族作家而言，促使他们投身于生态书写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大自然，一个传统文化。就大自然而言，康巴藏区尚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各种生态区域，例如草原、雪山、森林等生态系统依然生机勃勃，大自然之雄奇壮美尚在身边，康巴藏人多从事农牧业，与大自然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很容易在心灵深处亲近自然、尊重自然。就传统文化而言，无论原始苯教还是后来的藏传佛教，都指引着康巴藏族人建立一种万物有灵、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例如对于苯教而言，万物均有灵魂，即使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康巴藏族人敬畏神山圣湖，崇拜天地，甚至崇拜牦牛、马、狗、羊、鹰、乌鸦等动物。藏族学者拉巴次仁曾说：“阅读苯教经书、感悟苯教思想，你的脑海中不由会产生这么一个幻觉：青藏高原的山水会哭泣也会唱歌，青藏高原的树木会走路且会舞蹈。没有了它们的歌声，就没有人类的欢笑；没有了它们的舞蹈，人类就不知何去何从。这种人类幼年的思想，说它 ‘盲目’ 还不如说它‘绿色’。”这种苯教的宗教指引依然广泛活跃在康巴藏族人心中，使得他们能够感受到自然万物的灵性律动。至于藏传佛教更是倡导生态伦理，他们相信人世的空幻，因此教导人不要执着于物质财富，希望人能够过着物质简朴、信仰丰盈的生态生活；他们倡导不杀生的戒律，实践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他们相信万事万物普遍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独立存在，因此与生态整体观不谋而合。可以说，正是有着苯教和藏传佛教的文化呵护，康巴藏区的自然生态才得较好的保护，大自然才依然生机盎然。
意西泽仁的中篇小说《野牛》就写到藏族人的生态伦理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革命意识形态的挑战而走向瓦解的悲剧故事。该小说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桑塔草原受到极左革命狂潮的强烈冲击，牧民的牛羊被收归公有，生活急剧陷入贫困，活佛被打倒，佛塔被毁，红宝书被送到家家户户，政治批斗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牧民陷入无边的恐惧中。阿辛•克尔白一家人世代喜欢打猎，除了狐狸什么野物都喜欢捕杀。阿辛•克尔白的爷爷、爸爸都是在捕杀野牛时被野牛挑死的。此时，据称桑塔草原上的野牛早已经被解放军打光了。但是有人说在查拉沟又发现野牛，于是阿辛•克尔白决定孤身一人去打野牛。他果然发现了四只野牛，两大两小，打死母野牛后，那只公野牛要复仇，幸好他及时躲进了石缝，公野牛撞击石头而亡。阿辛•克尔白不忍心杀害两只小野牛，放了它们。后来，阿辛•克尔白去旁边草原偷来几头牦牛，结果被关进县城的拘留所。幸好有朋友更若洛布的帮忙，阿辛•克尔白逃出了拘留所，逃回草原，但是也不能回家。于是阿辛•克尔白带着他的白狗，骑着白马四处流浪。一次遭遇狼群，阿辛•克尔白的白狗忠心为主，英勇牺牲，他自己也身受重伤。然而更可怕的是，当初被他放掉的两只野牛如今已经长成强壮的成牛，要找他报仇，使他陷入了绝境。
在意西泽仁看来，以拉巴贡布为代表的老一辈藏族人崇奉神佛，敬畏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恰恰是具有生态意识的。例如他把珠惹山视为神山，他说不能打野牛，否则会触怒珠惹神山的。野牛不能随便捕杀，每一次捕杀野牛，就有一场灾难降临草原。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巴贡布老人深信本民族关于牦牛的悠久传说。据说，最初草原上没有牛。后来从天上偷偷跑下一头神牛，它喜欢水草肥美的草原，不想回天上去了，还在草原上养了许多子孙后代。天神发怒了，用雷电击死神牛，变成了珠惹神山。神牛的子孙因为草场的纠纷成天打架斗殴。牧人的祖先到草原以后，一部分神牛的子孙和牧人合作，赶走了另一部分神牛的子孙，留下的就是牦牛，赶走的就是野牛。从此以后，野牛不来同牦牛争夺草场，也不主动伤害牧人。牧人们也从不去捕杀野牛，大家过着和睦的日子。“牦牛本来就是珠惹山的子孙，现在珠惹山要招回去一部分牦牛，也是佛的旨意呀。我们世世代代受珠惹山的恩赐，有了牛羊，有了帐篷，有了牛奶，有了酥油，连我们熬茶烧的牛粪也是珠惹山给予的。人不能奢望过多，索取过多呀……” 老一辈藏族人像拉巴贡布一样过着简朴生活，敬畏天地，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但是像阿辛•克尔白这样的年轻人深受革命意识形态的洗脑，无知无畏，肆意猎杀野生动物，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死于非命。
格绒追美对康巴藏族人的生态伦理观领会颇深，在他的《青藏时光》、《青藏辞典》等长篇小说中有着极为动人的书写。以《青藏辞典》为例，格绒追美始终关注藏族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血脉深情，关注藏族人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生态追求，对当前现代化浪潮造成的生态破坏大力批判。在简要引言中，格绒追美写道：“这是一本来自青藏的个人辞典。在物欲浩荡、时光碎裂、神性坍塌的时代，青藏的辞典是阳光、雪花、青草，是泥土、甘露、花香，是草原、河流和山峰，也是道路、心性和觉悟。”格绒追美非常强调青藏高原的原生态的大自然，这是藏族人繁衍生息的基础，是孕育藏族文化的沃土，离开深邃的蓝天、神秘的雪山、静谧的湖泊、滚滚的江河、广袤的草原，是无法理解藏族人的生活与信仰的。可以说，正是因为青藏高原上大自然是崇高的，藏族人不会形成现代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当格绒追美看到毛巾上的一只虫子时，他就想到人类在宇宙中就像一只小虫子在毛巾上一样，“我们在宇宙里不也像这个小虫子吗？小虫子永远无法知道我们人类的广阔天地，而我们也像它全然不知浩瀚无际的宇宙。”正是人的渺小和无知，勾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所有合理性。人只能低下高昂的头颅，心怀谦卑，敬畏天地，“神山神灵和佛菩萨的庇佑，正在除去我人生路上的一些障碍。就让我永怀谦卑之心，恭行于天地之间，以精神的食粮回报人类、众生和天地万物。”格绒追美的这种谦卑之心，就是生态伦理的最美表达。
现代文明总是倾向于一种分析的、分离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万物，甚至倡导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立场，但是从生态整体观角度看，人与自然万物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自然万物彼此间也构成严密的生态系统，能量源源不断地循环于生态系统中。这种生态整体观也是康巴藏族人的立场。格绒追美曾说：“在高僧大德或某个杰出人物的出生描写中，你总能读到关于吉祥异象的文字，这让人产生一种亘古怀想，人与大地、天空甚至一朵云彩、一道彩虹和一朵花都是气息相通的，它们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这几乎是藏人普遍的心理。”人与天地万物气息相通，血肉相连，这可以说是人的生态存在论的基本事实。对于这种藏族人的生态领悟，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也反复申说。例如他说：“世界上没有独立的物体存在，如论是人与万物，人类与星球，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都是完全无法割裂的相互联系的同一体。包括意识，都是宇宙组成的核心体。能量的震动和相互关联，构成宇宙。关联性启示我们：你必须成为整体时空的一部分。”他还说：“我与所有的生灵和大地都是一体的。” “我知道万物的秘密，万物相互感应相互依存，心心相印。”理解了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态奥秘，现代人才真正地节制欲望，谨言慎行，尊重其他自然万物，也才能理解地球并不是任由人类放纵欲望、逞强使气之地，才会意识到地球既是人类的家园也是自然万物的家园。如果任由其他自然万物凋落枯萎，最终人类也无法苟活于世。
雍措对藏族人的万物有灵论也领会颇深。她的散文集《凹村》曾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授奖词曾提到“《凹村》如一个容器，充盈着爱和故事。雍措的笔下万物皆有灵性，她把自身溶入对象，再由对象返还自身，由此，与世间万物相知相亲，这是写乡村的书，也是写人的本质的书。”应该说，雍措的《凹村》是对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一种艺术致敬，她写凹村的人、土地、动物、植物，核心宗旨就是勾勒它们的内在灵性。例如雍措在散文《我的生活病秧秧》中写道：“土地是个喂不饱的家伙，它悄无声息地占着凹村代代人的一生，它吃凹村人的粮食、汗水、说话声，让凹村人经常给它挠痒痒、喂水，而它瘫软在那里，跷着脚，晒太阳。不高兴的时候，给凹村人发脾气弄伤凹村人的手和脚，暗地里骂凹村人笨手笨脚，不知道怎样伺候自己。凹村人伺候它一辈子，死了还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做肥料，在地下面又去伺候它。凹村人，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土地的丫鬟。土地真看不起凹村人。”这里的拟人手法背后潜藏着的是雍措的万物有灵论，是雍措对人与土地间的生命联系的敏锐感知。而《凹村》中，作者的妈妈就是富有生态意识的藏族大妈，她敬畏万物，惜生护生，相信万物有灵，与大地联系紧密，不愿离开自己种下的一片樱桃林，“离开了我的林子，全身都感到不舒服，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在这片樱桃林里，即使我生病了，在树林中走走，这病也就像好了。”对于藏族人而言，只有与大自然血脉相连时，生活才有意义，身体才会生机焕发。
康巴藏族作家也非常乐于展示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体验。列美平措的组诗《圣地之旅》就写诗人在藏区四处漫游的经历，其中第五首写道：
“在草地随意垒几块石头/ 捡几坨干燥或潮湿的牛粪/ 点燃悬置一锅茶水/ 这是路人宿营的必备条件/ 在精神和身体长久跋涉之后/ 饥肠辘辘诉说着需要/ 想象在此刻只是充饥的食物/ 搏击后的海鸟也要一个巢穴/ 我在静谧的夜晚喘息/ 揉搓疲沓的腿脚让酒精/ 轻松身体的所有神经/ 那条流过身旁的小河/ 向我讲述一些生灵的故事/ 鸟兽们悄悄在我周围聚集/ 它们同我一样寂寞久了/ 毫不戒备地欢迎我的造访/ 我的目光与它们交流/ 一只狼潜伏在不远处/ 一动不动它的寂寞更久……/ 清晨山雀的歌声唤我启程/ 从每一滴挂在树叶的露珠之中/ 都会感受到生命孕育的欢乐和痛苦”。
诗人漫游，夜晚宿营于野外，与河流、鸟兽乃至一滴露珠亲密交流，突破了人类生命的限制，感受到万千生命的磅礴丰盈。他甚至渴望让自然万物汇入生命之中，“圣地 永远在想象中擦身而过 /如今 我只想让那些 / 树木 石头 河流和山川 / 汇入我那虚幻许久的灵魂之中”。人的灵魂若只能束缚于抽象的词语、文化中时，终究会痛感虚幻，它只有像诗人列美平措所写的那样把自然万物纳入其中，或者说融身于自然万物，才能重归充实。在《青藏辞典》中，格绒追美也描绘了融身于大自然中的极乐感受：“不久之后，我再一次来到跑马山下的树林里。听着风，闻着树木、泥土、石头、天空的云朵乃至于周身洋溢的温暖阳光、飞禽等共同营造的大自然浓烈气息，看着眼波之下猎猎拂扬的经幡，我的心在平和中像莲花一般幽然绽放。它贪婪地闻着嗅着，感应孕育它母体的亲切气息，此时，我才发现我的身躯是如此安实，如此鲜活，如此浪漫，犹如一个青春年少之人。灵魂恬静漫步，它时而飞向灿烂的天空，时而深刻地内视，进入另一片寂然的世界……我的触角是如此发达，它伸展向四面八方，同时感受着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的所有氛围、气息、意味，像细菌，密密生长，像密林，郁郁葱葱。于是，我体悟到：在钢筋水泥的‘笼子’里，人在迟钝，在异化，像迟暮的黄昏，过早地走向了衰朽。惟有大自然永远生机盎然。人，只有回到大地的怀抱，才能永葆青春和旺盛的生命力，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踏上智慧之道。”的确，人只有回到大地的怀抱，只有回到大自然中，才能身心安定，感觉敏锐，生机盎然。这不但是藏族人的生态领悟，也同样是其他各族人民需要反复领悟的生态智慧。
二、惜生护生的伦理关注
康巴藏族作家也秉承了众生平等、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观。如所周知，藏族人素来亲近动物，敬畏动物，原来信奉苯教，就把猕猴、狮子、牦牛和羱羝视为四种著名的图腾。因为天葬原因，藏族人还把秃鹫等猛禽视为“圣鸟”，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铁布自然保护区的藏族人甚至把梅花鹿都视为神鹿。藏族人还有寄魂观念，相信活人和死人会把灵魂寄托在山川、湖泊、动植物中，因此他们更要竭力保护山川、湖泊和动植物。至于藏传佛教更是教导藏族人众生平等、不杀生、要倾力惜生护生的生态观念，达至极端时，藏族人甚至不杀毁坏房屋的老鼠、毁坏草原的鼠兔，还要救助陷入困境的狼崽。每到放生节时，藏族人往往把自己养的部分牦牛、羊、马等家畜也放归自然，任其自生自灭，彰显对生命的悲悯情怀。
列美平措的诗歌《山沟、少女和獐》就讲述了藏族人热爱野生动物的感人故事。藏族少女在山沟里孤独地牧羊，她的爱人远走他乡，临行时说当她听到沟口的枪声时他就回来了。但是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回来。牧羊少女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小獐子，和它培养了极为亲近的感情，最终又把它放回山野。在她梦中，小獐子化身成所爱的人向她奔来。最后，她终于等到远游回来的爱人的枪声，然而不幸的一幕出现了：“她看见他肩上扛着小獐/ 小獐已经长得很大了/ 它美丽的头颅被击碎/ 她愤怒 一掌击碎他的微笑/ 直到獐子的血滴成晚霞”。最终牧羊少女孤独地离开山沟，她的爱人也毁掉猎枪，不再打猎。藏族牧羊少女在看到自己救助的小獐子被杀后，宁愿不要自己苦苦等待的爱人，不要爱情。这样的举动在汉族文化中就无法理解，也许在汉族文化中，整个故事会以牧羊少女和所爱的人共享美味的獐子肉作为喜剧的结尾。但是在藏族牧羊少女眼中，杀死一只獐子和杀死一个人区别不大，都是极端的残忍，极端的恐怖，因此她宁愿忍受孤独也不愿意和双手沾满獐子鲜血的男人一起生活。
尹向东是近年来康巴藏族作家中颇为关注藏族人与动物关系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草原》主体讲述的是到西藏东部贡玛草原工作了三十年的汉族派出所所长罗寅初追捕一个名叫索的藏族盗牛犯的故事，但是其中镶嵌的藏族小孩曲扎和牦牛夺罗的故事却非常感人。罗寅初从泸州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甘孜州公安局，再下配到偏远的贡玛草原上的一个乡政府派出所当警察。刚到藏区，他很不习惯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连姓名都被藏族老乡改为洛彭措。但三十年后，他早已经融入了那片草原，变成和藏民一样的人，他曾逮捕过一个叫索的盗牛犯。索是个孤独的流浪汉，在牛场与牛场之间四处漂泊，靠说唱乞讨维持生计。他喜欢吃新鲜牛肉，经常到各个牛场去偷牦牛。不过，他也是盗亦有道，他轮流在各个牛场偷，而且对偷过的人家不管怎么顺手，也不会偷第二次。渐渐的，牛场牧民都习惯了索的偷盗，甚至说是上一世各牛场欠他的该他今生来取。但是一次索偷走了一条很有名的牦牛。这条牦牛名叫夺罗，是阿朵家的儿子曲扎最好的伙伴。曲扎三岁时看着夺罗出生，随后又和它一起长大，他和夺罗的感情非常深。夺罗三岁时已经长成一头健壮的公牛，经常陪着曲扎一起到柏油路边看车来车往。谁知一次曲扎贸然穿越公路，被一辆越野车撞死，牦牛夺罗极为悲伤和愤慨。在曲扎死后的几年里，夺罗专门到公路上去撞击来往的越野车，导致它的头颅布满伤痕，犄角折断，左眼瞎掉。乡政府考虑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击毙牦牛夺罗，但是洛彭措不忍心下手。谁知这样一头忠心耿耿的牦牛居然被索偷去吃掉了。因此洛彭措抓捕了索，最终索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索变本加厉了，不仅冬季也偷牛，同一家的牛也偷两次。洛彭措决心再次抓捕盗牛犯索。但一次，患有心脏病的洛彭措乘车到县城去求医，半路上看到骑马而过的索，便下车去追捕他，谁知心脏病突发，瘫坐在树下，突然去世。索没有乘机逃脱，而是把洛彭措的尸体运回派出所，主动投案自首。在尹向东的叙述中，派出所长洛彭措的忠于职守和盗牛犯索关键之时幡然悔悟、投案自首，是动人的人性故事；而与之相辉映的，是牦牛夺罗和藏族小孩曲扎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康巴草原版的《忠犬八公的故事》，呈现的乃是动物生命的高贵与尊严，是人性和动物性的交融，是众生平等、众生皆有灵性的生态智慧。
在短篇小说《鱼的声音》中，尹向东讲述了藏族牧民和汉族人对待自然生命的不同态度的故事。苏医生年轻时就到阿须草原乡卫生院工作，生活清苦，孤独无聊之际，他自制钓鱼竿到河里去钓鱼打发时间，也改善生活。但是藏族人不吃鱼，“藏人不吃鱼他后来才知道，说鱼没有舌头，它呼喊不出痛苦的声音，做不出痛苦的表情，吃它罪孽极为深重。”有一次苏医生钓到了不少鱼，却被藏族年轻人绒布当面折断钓竿，放掉了鱼，这让苏医生对绒布心生恐惧。十几年后，苏医生早已经习惯了草原生活，但是他对绒布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一次绒布的妻子泽央生病，他们的儿子多吉到乡卫生院请来苏医生给妈妈看病。苏医生判断泽央是因营养不良、单一导致的肠结核病，刚好绒布家旁山崖边有一窝野鸽子，他就想打一些野鸽子炖天麻给泽央补补身子。但是绒布、泽央和多吉他们并不能理解苏医生的苦心，他们更关心野鸽子的安危。当苏医生带着天麻，背着小口径步枪赶回绒布家时，他看到绒布他们正忙着驱赶那些试图返回崖壁巢穴的野鸽子。从汉族人苏医生的角度看，无论是钓鱼还是打野鸽子，都是自然而然，因为他们向来奉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鱼、野鸽子等野生动物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只有被人类食用后才实现了工具价值。但是对于藏族人而言，众生平等，众生皆有灵性，无论鱼还是野鸽子都是和人一样的生命，不能随意猎杀，更不能随意消费。
尹向东的短篇小说《时光上的牧场》更全面展示了康巴藏族人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在夺翁玛贡玛草原，随着人口增多，草原载畜量日益增多，草原上开始退化，而且老鹰也日益减少，鼠兔横行，草原沙化严重。许多藏族人也开始搬离草原，到城市去定居，这对于老人而言当然非常残忍。该小说以藏族老人郎卡的回忆口吻缓缓展开，郎卡老人的孩子已经定居在城市，如今当地政府决定杀死鼠兔，根除鼠害，但是郎卡和其他老人一同拦阻政府的灭鼠队，认为杀害鼠兔太残忍。最后是老人的孩子出面劝说郎卡，老人才答应搬家到城市居住，并在搬家前把牦牛都放生。放生习俗，无疑是反映了藏族人惜生护生的悲悯情怀。该小说曾写道郎卡八岁时，他家里为他放生了一头牛，“他想起八岁那一年，家里替他放生了一头牛。当时他病了，躺在床上胡乱做梦。那头放生牛刚出生不久，他父亲阿朵在它脖子上系了彩色的飘带，那是放生牛的标志。从此，它会无忧无虑生活在草原上，不用担心被人宰割。那时候他站在屋顶，常能看见它的身影，说不清自己与它之间有着怎样的牵连。许多时候，他坐在草地上，坐在它身边。它因他而放生，他因它而健康成长，他默默感受着与它之间生命微妙的互动。他想它不过是一头牛，它不会 知道这些。但当它用蓝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一动也不动，像在沉思或感知什么时，他常怀疑它其实也知道那种微妙，谁能说得清呢？都是生命，都有生命的敏感和脆弱。”在藏族人的理解中，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生命关联，绝对不是像汉族人那样只关注人际关系，而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藏族人的心灵无疑与大自然更近。“郎卡几岁时，他的阿爸阿妈就救活过一只母狼和两只小狼。草原上的雪猪、兔鼠，连同天空中的小鸟、水里的雪鱼，它们不怕牧民们。许多牧民都有自己亲近的小动物，有的养着雪猪，有的养着麻雀。他（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彼此熟悉和亲近着对方。”这就是藏族人和动物间的美好情谊。因此该小说曾写到郎卡等老人反对杀害鼠兔，虽然他们也知道鼠兔泛滥了，草原会沙化，牲畜会遭灾，但他们就是不忍心。
更耐人寻味的是，尹向东在《时光的牧场》中还写到藏族人反对屠宰房宰杀牦牛的方式，居然焚烧厂房，打伤屠宰房工人——
两年之前，那时候城里流行吃绿色食品，牦牛肉成了紧俏的食物，价格上涨了数倍，肉贩们说这牦牛不仅没半点污染，从小还是吃虫草长大的。牛肉紧缺，都纷纷盯上牧场。牧人们平日里不怎么宰牛，动员他们出售牦牛很费了些功夫，传统的屠宰也不能适应市场，决定在乡上建一个屠宰场。那是一个宽大的白房子，有剥皮取内脏的操作台。
经过宣传，几个牧场的牧民们家家都出售了两三头牦牛。郎卡也售出两头。别的家里都由年轻的汉子们赶着牛去，他却不舍这牛，亲自赶了去。他们把牛集中到屠宰房外，那时刻他们都还不知这些牛将被怎样处理。牛排着队被赶进了屠宰房，工人们手持一台自动切割的机器，只在牛颈下一划，牛就倒下去。一头头牛跟着赶进房，跟着倒在宽敞的厂房里，一群牛不到一小时全都倒下了。血水顺着沟淌出厂房，浸入草地中。
郎卡看傻了眼，这场面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过去在牧场，冬季要吃牛肉，有一整套方法，牧民们将蜂蜜、酒还有些别的东西混合起来，涂在老牛的嘴唇上，观察它们的神态。有些牛非常反感这滋味，将嘴唇在青草上反复擦干净，这些是不愿死的牛，极少的牛会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卧在草上慢慢添食。这样的牛会被木棍夹住鼻子，在喇嘛们超度的诵经声中慢慢逝去，它们没一点痛苦，蓝眼中充满安详，在生命即将离去之时，它们眼中会迸射出一种极度快乐的光芒。
但眼下的场面却如此血腥，郎卡的眼睛红了，那是愤怒的红，汉子们的眼睛也都红起来，在浓烈的血腥味中，他们用喷火的眼睛盯着白厂房。那血腥味在不断扩散，弥漫到周边的草原。牛是多敏锐的动物啊，最初是一头牛哀鸣起来，跟着所有牛都齐声哀鸣，它们悲愤地哀鸣着，它们哀鸣的声音撕心裂肺，已经不像牛叫了，只仿佛无数的火车同时拉响汽笛。牛齐声哀鸣彻底激怒了牧场的汉子们，他们焚烧了厂房，打伤了数名工人。这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打人的几个汉子都关进了监狱，判了刑。
屠宰房对待牦牛的态度建立在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上，他们不关心动物的福利，更不会关注动物的感受，他们只关心人类的利益，他们屠杀牦牛之考虑秩序和效率，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地杀死牦牛，完全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之感。而藏族人对待牦牛的态度包含着宝贵的生态伦理，他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在不得不杀死牦牛时，也会考虑到牦牛的感受和福利。这是两种判然有别的生命观、生态观。尹向东以小说的形式让我们感受到藏族人惜生护生的优美心灵。
除了尹向东，达真、格绒追美、雍措等康巴藏族作家都对藏族人与动物间的生态伦理做了生动的描绘。例如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里，贡布和爱马“雪上飞”之间惺惺相惜、心灵相通的故事就极为感人。贡布剪下一缕“雪上飞”的鬃毛，装于小型佛龛中，还请活佛开光诵经，与“雪上飞”结拜为兄弟，“当贡布从襁褓里掏出一根哈达戴在马脖子上的时候，他竟然为雪上飞流下了眼泪，那是令女人嫉妒的泪水。泪水涌出的瞬间，不可思议的神降出现了，笼罩拉雅雪峰的云雾朝四处散开，一束阳光穿越云层照亮刀尖一样的雪峰，直插雾霭散去的碧空蓝天，像是在聆听早已丢失的人与动物在远古时代以来开创的交流本初。”康巴藏族人和动物之间的悠久交流就这样代代相传，令人震撼。而随后“人马同跪”的场景更是令人目瞪口呆，雍金玛和丈夫贡布 “同时见雪上飞的前蹄落地之后，竟然学着人的模样，艰难地跪下了前蹄。雍金玛控制不住激动竟然啊波波地尖叫起来，人马同跪的场面，是她的人生经历中还从未看见和从未听说的事。”面对这样的动物，人还怎么自居为万物之灵长呢？人所能做的只是像康巴汉子贡布一样喜极而泣，是对所有自然生命的敬畏，他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保护雪域高原这片众生的自然家园。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也写到藏族人反对打猎的故事。《神谕》一节写一个藏族村庄里的村支书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人，对神灵极为不敬，曾捣毁和踩踏各种神灵。现在他们家是猎人，即使在神山上都敢打猎。一次他们家请来降神师降神，但是无论怎么努力，降神师都无法降神，降神师对他们家人说：“神灵不愿意附体。我本人无能为力。神灵说你们家的邪气太重，杀生的罪孽太多，他不愿意降下来。连屋里的立柱、院外墙垛上的柴薪都在‘啊哟啊哟’地喊疼。让你们家男人戒猎吧。不要再上山打猎和安套子了。”藏族人反对打猎，反对杀生，这对于保护藏区的野生动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散文集《凹村》里，雍措也写到藏族人相当尊重各种野生动物，例如《蛇》一文就写到藏族人不轻易杀蛇，即使蛇到了家里，他们也是恭恭敬敬地把它们送走，而不是像汉族人那样一杀了之。
三、生态危机的文明批判
虽然康巴藏族人具有较为坚定而自觉的生态伦理的传统支持，他们普遍持有万物有灵论，敬畏生命，惜生护生，崇拜神山圣湖，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巴藏区就能够免受现代文明大潮的冲击，就能够抵挡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蔓延。在康巴藏区，生态问题也开始斑斑浮现，例如随着全球气温升高，雪山和冰川逐步消融后退；人口日益增多，草原载畜量增多，草原在退化；老鹰减少，鼠兔泛滥，草原沙化；矿山开采，导致许多山岭植被被毁，野生动物减少；森林砍伐，导致局部生态恶化；河流开发，大兴水电站，导致河流生态急剧恶化；等等。阿来在长篇小说《空山》、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等作品中对阿坝藏区的生态问题做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呈现。虽然康巴藏族作家现在还没有像阿来那样聚焦于康巴藏区的生态破坏问题，但是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也对生态危机有了及时的回应。例如意西泽仁在《野牛》中就写到建国后野牛被猎杀干净，导致草原生态的活力顿减；尹向东的短篇小说《时光的牧场》也写到草原上的老鹰减少、鼠兔泛滥和草原沙化等问题。除此之外，列美平措的诗歌、格绒追美的小说对康巴藏区的生态问题也多有涉及。
列美平措对现代人不断勘探大自然导致生态失衡的问题就有所批判。他在诗歌《许多的景致将要消失》中写道：
“既然还有美景没被发现/ 对此我们庆幸万分/ 它或许得以生命的延伸/ 对于酷爱探险的勇士/ 我们不知该崇敬还是憎恨/ 总是他们的步履涉过之后/ 所有的风景都要消失/ 被荒草藤蔓覆盖的古道/ 失去了神秘安静的韵律/ 我们却没有获得安宁/ 骚动的灵魂依旧骚动/ 烦躁的思绪依旧烦躁/ 如同生居于繁华市区/ 我们的心灵仍然空虚/ 没有神秘良药可以治愈/ 我们渴望找到一种安慰/ 并认为我们真正找到了它/ 许多的景致将要消失/ 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总是欺骗着自己/ 却常在无意当中/ 伤害了许多的灵魂”。
现代人渴望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征服无知，同时也实现自我，但是因为没有生态意识的自觉引导，现代人的脚步所过之处，往往只能践踏出荒芜。例如发现一处世外美景，就开发为旅游区，结果蜂拥而来的人群摧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更不要说发现矿藏了，任何矿产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意味着当地的生态急剧恶化。因此列美平措都质疑酷爱探险的勇士，正是他们使得大自然难以争取到被忽视的权利拦；而人的忽视，往往意味着大自然的福音。
在《圣地之旅》第二十七首中，列美平措还写到草原的沙化问题。
“当我们在塔顶仰望星空的时候/ 脚下的草地旱獭和草鼠肆虐泛滥/ 一根根草茎被啃噬/ 悬空的草叶伸着挣扎的手/ 我们站在塔顶/ 观赏天边山冈消逝的朦胧轮廓/ 想象夕阳下我们拥有的世界/ 而在我们目光不愿触及的地方/ 迁徙牛羊的四蹄深陷洞穴/ 翻卷的黄沙掩没牧人的希望/ 我们的笔端颂扬草地的养育/ 我们的歌喉吟唱牧人的奉献/ 啊……哦……/ 说什么草木绿化不让土地荒芜/ 说什么保护生灵不让珍奇灭绝/ 旱獭和鼠的利齿啃噬着/ 渗透到比我们语言的描绘/ 还要更深的地层/ 繁衍并让它们的子孙茁壮成长// 我们也为草地的板结叹息/ 我们也曾阻止向草地疯狂的攫取/ 更多时刻我们以沉默显示良知/ 牧人却垂着泪赶着牛羊/ 把帐篷扎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黄沙催动枯草在他们的身后欢愉地舞蹈”。
原来狼、老鹰和黄鼠狼在草原上可以控制旱獭和草鼠的数量，使得草原处于生态平衡中，但是随着人的猎杀，狼、老鹰和黄鼠狼等食肉动物日益减少，结果就是旱獭、草鼠泛滥成灾，导致草场被毁、草原沙化，结果人也面临着生态移民的难题。这无疑告诉了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生态，不能随意根据人类的利益来随意改变生态平衡，否则后果是人类难以承受的。
格绒追美对康巴藏区的生态问题也颇为关注。在《青藏辞典》中，他对中国目前日益远离大自然和土地的城市化就颇为不满，认为这种城市化对人的身心都具有极大的威胁。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文明也倒灌进藏族乡村，例如在《水泥》一节，格绒追美就写到乡村的藏族人接受水泥，用水泥来建筑房屋、铺设地面，甚至活佛也用水泥修筑永固的寺庙，但是“水泥，坚硬、冰冷，而且没有表情。许多年之后，村里老人们开始喊膝盖疼痛，冬天里，不愿意坐在水泥修筑的厨房里了。从城里回来过年的子女们说，这是水泥带来的毛病呢。老人们一细想，觉得在理。过去，有谁过早地得过此类病症呢？于是，泥土再次亲切地扑面而来，芳馨，温暖，如同天然契合的投缘之人。”水泥，是现代文明的核心象征物。水泥就意味着人拒绝大自然，拒绝大地，当现代人从无处不在的水泥化中得到一点表面的干净和秩序时，他们也被迫交出了和大自然、大地所有的血脉联系，实在是得不偿失。
藏族人多崇拜神山圣湖，在他们看来，神山圣湖往往是神灵、英雄的寄魂之所，因此绝对不能肆意到神山开矿、伐树，更不能肆意开发圣湖。但是现代文明席卷而来，神山圣湖的观念受到挑战，现代人只想着征服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看到矿山就开采，看到河流只考虑建水电站，他们眼中没有神圣，只有资源，只有功利，因此更不会考虑生态破坏问题。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的《破碎》一节就沉痛地写道：“整座山都被翻掘得敞肚露肠，而且仍在轰轰烈烈，劲头充足地鼓捣着。峡谷里的河水被挤皱得越发拘束，它被导进山腹，手脚捆绑在水泥沟渠里了。不知道失去天它会怎样，不知道活在自然河床里的生物们到底会怎样。举着铁齿利爪的铁器们，四处横行，把土地的五脏六腑掏挖出来，良田、果树、房屋消失之后，所有绿色的植物都被连根拔起，卧在土地深处的石头裸露向天，堆砌得越来越高，烟尘遮天蔽日，我们只好驰行于尘雾下的土路弯道中。山坡上，更多长臂机器轰轰狂叫，蛮横地划开土表，大地抖颤着，可是，机器毫无感触，因为操弄机器的人也早已麻木了。不久之后，在小城的额头前会出现一座巨大的水库，而在河谷中，一串梯级电站将魏然屹立。啊，人类多么伟大！河流将变成流淌的白银，化成一叠叠大钞，这些生物的牺牲是值得的，大地受点伤又有何妨？只要我们富裕，只要能让许多人的腰包鼓起来！山河破碎就破碎吧，又不是我们的脸被划伤破相，又不是我们的心脏被破坏，又何苦为着子孙着想？……有谁能阻止欲望的疯狂呢？”现代人看到水电站，都会为现代文明的胜利而山呼万岁，但是只有像格绒追美这样的作家才看到所谓人类胜利背后的大自然的失败、大地的沉痛。当山河破碎，土地沉沦时，人只有钱财，又该如何生活呢？
当人们疯狂地截断河流、修建水电站时，人们更不会考虑河流的生命、鱼类的生命。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的《河流》一节中曾对水电站给鱼类带去的噩梦深表忧虑，“鱼群的眼泪晶莹，一串串涌溢在流水中，河流感到咸涩，它迎合鱼和水生虫子的呜咽发出不安的涛声，可是再也没有人倾听河流的声音了。大地褶皱间山脚下奔腾的河流被人类挟持进山腹，再也难见它悠长自在流动的身影了！于是，我时常想象并且梦见鱼的可怜处境：它们囚禁在在削山凿崖修筑的水库中溯源迁移或沿河而下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有时误入山腹里埋藏的管子，高高跌落，绞进轰鸣的机器里，化成几缕血水，而身后更多不明就里的族群还在奔涌向前；在深沟大壑中，将河流拦腰剁成一节节段落里生活的鱼群，相互间再也不能互通信息了，它们各自成为封闭世界的孤独群类，种群将就此退化或最终消失；而在更多的断流的河床里，水生物种焦渴死亡，连两岸的植被也日甚一日地显出老态——开发商承诺的无论如何都会泄尾水以确保河床不干涸的诺言在仅兑现几天之后终于成为一纸空话；无法肉眼观察的许多改变还在悄没声息地进行着……鱼啊，你的呜咽是众多生灵的一部分，只是你生就没有舌头，永远无法说话罢了。我行走在人间，奢望化成一个鲜活的鱼，开口向人类说话——假若我是长有舌头的，而人类是理智的族群，理当善于倾听来自异类的声音。‘我们的家园已经肢解，某一天，你们的家园也会千疮百孔。’这是一条黑脊短尾的母鱼对我托梦之语。我如实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的确，当现代人开发河流时，他们能否聆听一下鱼类的呐喊？能否考虑一下鱼类的生存权利？当鱼类的家园濒危时，人类的家园又如何能够完好如初？格绒追美为鱼类呐喊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康巴藏族人深远的文化传统的支撑，那是对众生平等、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深切渴望。
结语：康巴藏族作家生态书写的意义、局限与展望
在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频发的时代，大部分康巴藏族作家已经确立了自觉的生态意识，能够主动汲取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把它转化为生态书写的精神资源。列美平措、尹向东、格绒追美等康巴藏族作家对生态问题较为敏感，能够尽力弘扬康巴藏族的万物有灵、敬畏生命、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对于推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敦促中国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就生态书写而言，康巴藏族作家中还没有出现像阿来这样的致力于生态文学又能产生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康巴藏族作家也许对康巴历史的传奇、神秘更感兴趣，试图以特异的边地风情在文坛上立足，例如达真的《命定》、《康巴》，尹向东的《风马》等长篇小说都有此文学雄心。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生态书写同样是康巴藏族作家可以聚焦的重要题材，因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而藏族人关于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关系的悠久传统恰恰是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因而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的生态启示价值。康巴藏族作家若能聚焦于此，获得康巴大地和康巴文化的深度支撑，必能创造出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巨作。应该说，当今康巴藏族作家对生态书写的聚焦还是不够清晰的。例如尹向东的短篇小说《草原》更多聚焦于汉族派出所长洛彭措和盗牛犯索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而把藏族小孩曲扎和牦牛夺罗之间的情感联系仅作为次要故事，这样就极大限制了生态书写的艺术魅力；与之相比，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就更具有生态文学的魅力，因为它专门聚焦于藏族老人和放生羊之间的情感故事。此外如雍措的散文《凹村》虽然也有不少生态书写，但是和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相比，就大为逊色，主要是因为生态书写不够自觉，不够集中。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康巴藏族作家能够依托于康巴大地贡献出真正卓越而独特的生态文学力作。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3辑
汪树东，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研究、生态文学研究。已经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和《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