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抉择
索朗班觉(人们习惯称他为索班)出生在拉萨的一个并非贵族却也不愁温饱的家庭，父母只此一子，爱若掌上明珠。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靠给贵族办事诸如购买食品、用品、操办宴会等赚钱养家。因其会办事，雇他的人不少，也因此而结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贵族。正因为家道还算殷实，从9岁起索班就进了私塾开始读书。读书并不是件很有趣的事，因为要挨打，并且打得名目颇多。背不好书要打，写不好字要打，不听话要打，打架斗殴更要打。天资聪颖的小索班并不怕背书写字，但却颇顽皮。使他没齿难忘的是挨过四次鞭子，其中只有一次是因为没有写好字，其余3次都是因为打架。教师打得狠，第一鞭落在肉上是一道白印，接着见红，继而转黑，第四下就见血了……。一顿打过后，常常是几天不能起床。
20岁之前，索朗班觉一直在读书，从拉萨读到昌都，又从昌都读回拉萨。私塾读完了，一般的教师已不能满足索班那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开始寻访高师。这期间，教过索班的教师不少，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一位是曾经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副经师的察珠·阿旺洛桑，另一位是僧官学校的文化教师洛追曲桑。索班的学习科目极为广泛，从天文地理到民俗民情，及至历算、医学、文学、历史、宗教……凡藏族文化所能涉猎到的学问，他也全部涉猎。无疑，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年近20岁的索班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件大事：他结婚了。对妻子，他是相当满意的，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认为，如果说平生有什么最得意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娶了如此令他满意的妻子。
1951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拉萨街头不断流传着关于"红汉人"的种种谣言。此时，索朗班觉已经学成在家，如何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事业，成为他及他全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凭着他的满腹学识，他可以到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任职，不能当官也可以做吏。他也可以出国经商，赚大钱，孝敬父母。但是，随着解放军的进藏，他一家与"红汉人"的接触多了起来，他们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不折不扣，亲身体验了这世道的变化，而且越变越好。见多识广的父亲义不容辞地成了索班前途和命运的设计师，他告诉索班："现在世道变了，将来的前途属于新的时代，你应该尽早参加革命工作，才有前途。"此话正中索班下怀，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希望的索朗班觉，正盼着这一天呢。
这一句话，决定了索班的前途，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抉择。

桃李花开
1952年，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在拉萨成立，谭冠三任校长。刚刚参加工作的索班被分配到该校任教，满腹经纶的索班有了用武之地。全校一千多名学员都是经过选拔的藏汉族优秀军人，目的是经过培训能够更好地在藏族地区工作。然而，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快便见山高水低。仅分高低班已不能满足部分极优秀学员的要求。为此，学校又从高级班学员中选拔出20名出类拔萃者成立专修班，索班从任教的高级班转为在专修班任教，并兼班主任。
索班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但年轻的索班好像老有使不完的劲，对新生活的热望成了现实，常常使他激动，振奋。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成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员之一，同时，他与其他藏族同学一道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文。此后的若干年中，他始终坚持业余学习汉语文，不断充实自己。
以后，虽然结束了专职的教师生涯，但索班教书育人的经历始终未曾中断过。1973年，他奉调西藏人民出版社，为出版社的编译人员办培训班，讲授藏文文法《三十颂》、《字性配法》。不仅教本社的工作人员，还有闻风而至的其他单位诸如拉萨中学的教员等。1979年，索班调入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身处北京的索班，天地更广，名声也更大，请他授课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先后曾为中央民院的在职人员讲授传统的藏文文法《司土文法大注释》。此文号称文法大全，是最权威的文法书，中央民院慕名而请索班授课，足见索班的藏文造诣之深。1990年，为普及藏语文，中国教育电视台专为藏区组织录制了节目，索班应邀为其讲授藏文文法50讲，诗歌50讲，很受欢迎。1992年，翻译局又为五省区编译人员举办培训班，索班为该班讲授藏语的规范化等。
作家的作品写在纸上，而教育家的作品则体现在学生身上。索朗班觉的成功在于他培养了一批藏族的优秀分子，这些人包括先后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的洛桑赤烈、娜真，西藏军区副政委杨世喜少将，黑河军分区司令员索朗旺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念念不忘恩师，这是颇令人欣慰的。

在劫难逃
人生有得意，也有失意之时。索朗班觉的不得意，始于"文革"之初，终于"文革"之末。对于这场劫难，索班显得很豁达："这毕竟木是我一个人的事，这是全社会的灾难"。
无休无止的揭发批判，搞得索朗班觉精疲力竭，气愤又无奈。
与口诛笔伐紧紧相随的，便是劳动惩罚。这可把索班高兴坏了，因为他得到了心理上的解脱。在三年多的劳动期间，他干过木工，打过土坯，盖过房子，种过苹果树，烧过木炭，修过水渠……无论干什么，他都干得出色，因为他不仅舍得出力气，并且喜欢动脑子，其中最劳累也最讲技术的活是烧木炭，索朗班觉堂而皇之地当了"技师"。他愿意劳动，每天的劳作都是伴着歌声度过的。在这里，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因为大自然毕竟是洁净的。木炭虽黑却不肮脏，草木无情却与他的心相连。
口诛笔伐与劳动惩罚，并没有将索班压倒。逆境中，索班仍念念不忘他的专业，为他重返工作岗位补充了"能量"。

一译"红楼"雪域闻
索朗班觉曾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文教厅、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过，经他翻译、编辑、编写、审定的各类稿件、书籍、教材等多达几千万字。
昆明有座大观楼，其之所以能享誉天下，实与楼前所悬的180字的长联分不开，这幅长联，思想内容深刻，艺术形式完美，是我国丰富的对联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如何将其译成藏文，向藏族人民介绍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文化，颇使索班费心。他对这幅对联一见倾心，立即抄录：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河，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无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时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祖国各地》专题节目要将此联译成藏文向藏族人民介绍，他们毫不犹豫地想到索班。找到索班，索班也欣然允诺，悉心研读，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终于面世，而且藏文译文别具一番神韵。
《天安门诗抄》，是索班倾注心血颇多的又一佳作，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天安门诗抄》介绍给藏族人民，北京民族出版社集中了藏文翻译界的24名译坛高手来完成此事。索班在高手云集的翻译班子中，自然是大梁独挑，终于不负重望，完成了这一历史性重任。四川大活佛毛尔盖·桑木登盛赞此书是解放以来诗歌翻译得最好的一本书。
然而，作为一代名翻译家，索朗班觉曾参加《水浒全传》的翻译并审定了第一卷。但他最为倾心、最为费力的还是对《红楼梦》的翻译，这一巨著也是索班最具代表性的译著。
谈到翻译《红楼梦》的初衷，索朗班觉坦率而真诚地告诉我，《红楼梦》这部巨著不仅反映了清朝内部的各种制度、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其写作方法也相当独特。藏族的传统文化是辉煌的，但在继承和发展上已落后于汉族，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藏族当代的小说创作很需要一些借鉴和启发。二是增进藏汉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因为民族的最大特色是文化特色，民族间的相互沟通往往是通过文化来进行的，因此，索朗班觉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这部巨著中去。无疑，《红楼梦》的翻译是成功的，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年昂"体诗文，颇具嚼头，让人不能忘怀。
索朗班觉专门就诗的翻译作论，虽名为"谈谈诗歌翻译"，却不仅是简单的"谈谈"而已。他认为，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是产生最早、语言最精炼的一种体裁，诗最能表达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生动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风貌，也是一个以创造性的语言为媒介的直观的情感与表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情感、欲望、思绪，人在客观真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本质力量，得到了创造性的展示。可以说，诗能最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最精炼的规范的民族语言，最鲜明的自律和节奏等特点。因此，要想译好具有这种特点的诗篇，就必然关系到两种不同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特色等等方面。离开了这些，译诗就寸步难行了。索班认为，译诗起码要做到三点：首先要准确表达原作的主题思想，第二要再现原作的神韵，第三要再现原作的基本形式。索班的这些见解，竟与原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姜椿芳先生(已故)"不谋而合"。姜老先生病卧在床上"拜读"了索班的"大作"，对其观点倍加赞赏，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姜先生认为"藏文藏诗成就甚高，容量很大，可译入不少异族诗词"，认为索班所译的《红楼》诗，"主题、形体、韵律的见解及探索颇深邃，可钦可佩"。姜先生在给索班的信中最后赋诗一首，诗中暗含索朗班觉的名字：

探索深邃诗境观，
语句清朗主题见，
班诗回藏传新意，
深觉格律应多变。

对索朗班觉的译作，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颇以为然，认为"索朗班觉是位翻译家，他通晓藏文化的各个学科，……其译作文笔优美贴切，令藏族读者了然易懂，其味犹浓，有《红楼梦》第一卷译本为证。"《红楼梦》译本问世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轰动了藏族知识界，为藏族文化史填补了一项空白，藏族知识分子和藏文专业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读红楼梦的。无疑，这是解放后最好的文学译著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索朗班觉调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副总干事，开始组织领导并实施藏研中心的藏学研究工作。在繁忙的行政组织工作的间隙，他曾撰写过若干篇颇具影响的藏学研究论文，其中"藏戏的产生及其特点"很有见地。文中不仅追溯了藏戏的产生源流，还就一些偏见进行了校正，突破了过去那种仅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研究藏戏的方法，认为藏戏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必然会打上藏族文化固有的种种烙印。这些烙印(诸如舞蹈、民歌、仪式等等)仅仅是一种文化积淀，它们并不能直接成为一种导致藏戏产生的动力。因此，为了使研究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研究的角度应该重新回到西藏古代的藏文文献和民间传统上。
索朗班觉曾数次出国，或率团出访，或率队参加学术会议，或随国家高级代表团出访作学术演讲。除此之外，索朗班觉还对西藏文化的诸多方面均有所涉猎，并多次演讲，诸如：西藏的建筑艺术、唐卡艺术、戏剧艺术、藏医史、西藏天文历算等文化艺术及西藏民俗等等，等等。
索朗班觉除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之外，尚有许多社会职务，他是中国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理事等。为社会工作，也是他的一大乐趣。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贡献，1993年索班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在笔者搁笔之际，索朗班觉正病休在家，名为休息，实却笔耕不止。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祝索班先生病体早日康复，完成他的诸多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