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格萨尔》史诗搜集、整理、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格萨尔》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学术化。新时期以来，《格萨尔》学逐渐受到中外研究者们的重视，成为一门显学。《格萨尔》学得以建立，是几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因此，撰写《格萨尔》学史就显得尤为迫切。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藏族学者所著的《〈格萨尔〉学史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及时填补了这一学科空白，将《格萨尔》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深广的理性思维空间，再现了《格萨尔》学史的全貌。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场景壮阔、人物众多、卷帙浩繁、伟大而优美的英雄史诗。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作为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文化研究的视角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二位学者深谙此道，举凡对《格萨尔》学研究有益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有审美价值的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理性地审视着史诗及其研究成果，把多少年来对《格萨尔》的传唱、搜集整理、研究都视为藏族的精神文化现象，或精神文化现象的投影。沿着这一视角关照史诗，作者将《史稿》分为4编。第一编，搜集、整理与抢救。在这里，著者为我们勾勒出史诗的流布概况以及搜集、整理与抢救的历史原貌。土、撒拉、裕固等民族地区传唱的《格萨尔》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普米、纳西、白等民族地区关于《格萨尔》遗迹、遗物与风物传说的故事，得以进一步发掘。研究者们通过这部《史稿》，可以领略到史诗研究的最新动态，也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中去研究史诗中沉潜的精神文化现象，在更深层次上去理解史诗。第二编，译介与编纂、出版。著者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上对《格萨尔》的译介、编纂和出版为纬，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史学世界。第三编，多学科研究。著者之一的王兴先研究员是这一方面的身体力行者，他极力倡导并推进多学科研究。《史稿》以对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情形的阐释为切入点，对史诗的文学研究、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艺术研究、宗教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比较研究、艺人研究作了史学性形态分析。第四编，人物与成果。著者向我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藏族、蒙古族和土族《格萨尔》优秀艺人及其说唱部本。同时，对国内外代表性研究者及其成果给以概述，为后辈研究者踩着"巨人的肩膀"拓进作好铺垫。值得一提的是，《史稿》的绪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为研究者全面地展示了"格学"学科"缘起与建立"、"体系与意义"以及"现状与前景"，是"格学"学科建设的纲领。《史稿》以上述4编详尽地勾勒出《格萨尔》学研究的全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格萨尔》学史。
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学者不仅将《格萨尔》说唱文本，同时也将《格萨尔》研究的历史进程叠加在一起，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格萨尔》学史。作为藏族人民历史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格萨尔》研究，不仅在藏族文化史、学术史上，而且在世界史诗研究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从标立"格学"学科入手，宏观上描述"格学"的发展史，又从学术的高度反思"格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等等，但充盈全书的，始终离不开一个个研究者，一部部、一篇篇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语境中的研究成果，作者都牢牢把握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基点，不仅在原材料的取舍上丰俭有度，而且力戒主观随意性。可以这样说，一部《格萨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藏民族的精神承传史。《格萨尔》在传唱的过程中，不断融进藏族人民新的生活体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史诗的历史容量。"格学"研究者所探寻的问题折射出"格学"研究历史中几个层面的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同格萨尔精神一脉相承，更丰富了史诗的精神文化现象。《史稿》以16世纪为时间切入点，开始对史诗的勘探和搜集整理进行评点；从曾任四世班禅经师的洛桑促辰（约16世纪时人）在《印度八大法王传》中对格萨尔王其人的考察入笔，开始对格萨尔王与佛教的亲缘关系进行疏证。显然，宗教与格萨尔王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萨尔王在传承中其原型意象及其置换变形有着鲜明的神话色彩。但是，《史稿》并没有囿于这一层面，而是以科学审慎的态度，拨开《格萨尔》学研究的历史迷雾，充分肯定了以往对《格萨尔》具有某种科学意义的研究。例如：18世纪时，松巴·益西班觉尔（1704-1788年）在1779年之前2次回答了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1738-1780年）提出的有关《格萨尔》的问题。作者充分肯定其可贵的学理见识，认为松巴·益西班觉尔对《格萨尔》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参见《史稿》第237页）一部好的学术史少不了"史识"这个灵魂，"史识"鲜活与否、圆融与否、深刻与否、新颖与否，决定着一部学术史的生命与品级。史家面对的"史料"虽然是历史的客观遗存，但作为人的主体创作却表现出生命的活跃性和流动感，这也就是说，其中凝结着历史主客体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内涵。这就决定了学术史的写作，实质上是史家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对话。当然，史家要获得一种圆融独到的"史识"，必须借助于主体思维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适应性与整合性。在这部《史稿》中，作者始终较好地贯穿着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种历史的、思想的逻辑统一性就体现为《史稿》生命的整体感和有机感。
二位学者的《史稿》以格萨尔研究中学理化的问题为核心，以学理精神的生发、初步建立、有效拓展、遭遇挫折、再次复兴和全面升华等构建起全书的骨架。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先要找到一个支撑点，才能获得整合力。藏族人民精神文化的巡礼就是《史稿》的支撑点和制高点。他们把《格萨尔》史诗看做是藏族人民的一道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文化奇迹之一。他们从心灵深处敬佩这些真诚的研究者，包括新时期以来《格萨尔》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二位学者抓住了研究者群体的精神脉搏，在取与舍、褒与贬，甚至在择取再研究的切入点上都用心良苦，既突出学理精神，又焕发出感情色彩。在新时期格学研究学理精神的重振、反思与升华中，作者有意突出多学科性。《史稿》第三编就辟为多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视野充分肯定了研究者的不朽成果，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不忘从精神文化现象的角度，指出他们的超越性。这也是这部《史稿》成功和独异的重要原因。
当然，一部50多万字的《〈格萨尔〉学史稿》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难免的。对20世纪上半叶的格学研究成果，可能由于历史沉潜太深，阐释和评价显得不够深入。二位学者试图以撒网式的打捞方法，把格学研究的"大海"尽收网中，结果一些有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整部《史稿》的学术脉络不够清晰。笔者期待着著者在以后的修订中能够弥补。
另外，《格萨尔》史诗作为一部广泛流布于民间的口传文学作品，它的真正的栖居之地是广阔的民间大地，民间才是它生命的源泉。其实，活的《格萨尔》更多地存在于民间，民间有很多优秀的说唱艺人。这些艺人对《格萨尔》有着切肤的领悟，对格萨尔形象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他们对格萨尔感性的认识、粗浅的研究，事实上是一笔宝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藏族人民对格萨尔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著者如果能将这些问题收入《史稿》，也许会使《史稿》更趋完备。

作者：朝伟，兰州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彭钧，兰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