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还是会想起他。
我们同岁。两家的房子紧挨着，打小一起长大，十五岁之前几乎是形影不离。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唯一的一部电话还在乡里。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可能也有姐姐，印象里几个模糊的影子，簇拥在一部红色的电话旁，电话的另一头是身在遥远异乡的舅舅。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阿坝，也是他生命结束的地方。
他跟我一样，从小在寺院和学校两头跑，利用周末的时光学习藏文。后来，小学毕业后他就辍学了。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玩耍。村里的寺院坐落在半山腰一个凸起的山坳上，村子分别往寺院的两边延伸。每天，暖阳初生，寺院经堂的金顶随之金光四射。老人们说，那是佛每天睁开双眼散发的光，关注着世人的所作所为。后来上了初中，老师说那只是光的折射，是一个很常见的物理现象。
他和师傅住在金顶下方的一处垂老的僧舍里，阳光从金顶下来后就照到了狭小的窗户、龟裂的墙皮和褪了色的木门，最后停留在磨出锃亮的门把上。这个时候，桑烟恰好到了袅袅升起的阶段，阳光穿过桑烟变得金黄金黄的。等到阳光把村子都覆盖完的时候，他和师傅已经用完早茶，开始了一天的功课。当村子里的男女开始三三两两出门的时候，一声清脆的诵经声就响彻在村子上空。我也会在此时出门，怀抱经文到寺院去。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他的片段一直与绛红色的袈裟有关。或者，在我的记忆里，他从小就是穿着袈裟在寺院里诵经。他的俗名叫泽仁东周，后来寺院里请了一位活佛为一尊新铸的佛像开光，顺带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智美更桑”。
记得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说，从此以后叫他“智美更桑”。或许是因为激动，急促的呼吸让他肩膀上下摆动着，脸颊上的红要比以往更加深。他说完那句话就头也不回地跑回寺院，清脆的脚步声回荡在村里的小道上。
时间很快流逝，四季山谷里轮番上演。转眼我们都到了十五岁，青春期的到来，使我们声音开始变得浑厚。陡然增长的身体，因为缺乏营养而摇摇欲坠。我们的脸上在褪去稚嫩的同时，长出了三两颗显眼的痘痘。青春期的思维是单一而鲁莽的，叛逆的思维让我们做出了一个出格的事。
一天傍晚，他望着远处的石峰，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跑吧！”
我说：“好啊！我们去县城吧？听说他们会招服务员。”
隔天早晨，当远处的天空悄悄窥出一丝惨白的时候，我们各自拿着为数不多的钱坐上了通往县城的面包车。
走之前，我还学着电视里跪别家乡的模样，朝着山腰的村庄磕了三个响头。离乡的面包车在蜿蜒的公路上穿行，随着离家乡越来越远，接触陌生事物让我们异常兴奋。
到了县城，司机收了六十块的车费。我们俩整合了一下剩余的钱，还剩一百二十块。我们失算了，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一股烧煤炭的烟味异常刺鼻。一直熬到下午，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去吃了两碗面。出面馆的时候，我刻意在嘴巴里叼了一根牙签。他问我原因，我说：“父亲他们下馆子后，出门的时候总是要在嘴巴里叼一根牙签。”
临近傍晚，阳光被西边的山脉切割，微微的凉风穿梭在古城里。我们蜷缩着身子到处闲逛，走到一处城墙上，有一对情侣在约会，他们紧凑在一起。类似的场景我们以前只在影视剧里才看到过，现如今近在咫尺让我的脸颊不由自主地发烫。等到月亮悄然爬上东边的山头后，他说：“去找个旅馆睡吧。”躺在旅馆舒适的床上，我们没有说话，一天的奔走使得脚异常的胀痛，很快我们就睡着了。梦里，一只秃鹫追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饥饿感还没有那么强烈。我提议去找工作、去当服务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问了一遍，发现人家不要男生。到了中午，他说：“我们回家吧！大不了就是挨一顿打。”我有些犹豫，但脑海里炒洋芋的画面似乎有魔法一样把我拉出了城。
我们开始了回家的旅程。
走出县城，干净的街道换成了卷裹尘土的车轮。我们从中午走到了晚上，黑夜里许多座山峰黑压压迎面而来，让人不由的心生恐惧。经过一个村庄时，他看着路边的苹果树说：“我们摘点苹果吃吧？”我说：“小心点哦！别让人抓住了。”那棵树上结出的苹果垂出围栏外，吊在公路的一面诱惑着我们，但飘来的炒菜味，似乎更能吸引我们的味蕾。出了村子不久，我们就拦住了一辆货车，司机给了我们面包和水。善良的司机问我们这么晚去哪里？我撒了个谎说：“我们是去朝拜的。”
我们在去往老家的分叉路口下车时已是深夜，一轮焦黄的月亮挂在当空。小镇坐落在河谷里，岷江从中间穿过。奔腾的河水在月光下肆意翻滚，像是无数条鱼儿在翻滚着。深夜，寒冷被睡意笼罩，又或许是我们太累了，这样的美景使得我们更加浑噩。往回家的方向走了没多久，遇到一片洋芋地。他懒洋洋地说：“走不动了，要不我们进去睡会儿吧？”我说：“万一被抓了，让人当了小偷怎么办？”他倒在洋芋地里懒懒地说：“随便了。”
隔天早上，他醒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昨晚比睡在席梦思上还舒服。”出了洋芋地，我们继续朝着老家的方向走。河谷里的清晨阳光还在山坡上挣扎，林子里的树木似乎是被定住般纹丝不动。我和他边走边自嘲。他说：“回去了，我先要吃几大碗的面块！”虽然我也很想吃炒洋芋，但相比较下来更担心挨打。走了没多久，经过了一片玉米地，他说：“玉米苞谷可以直接吃吧？”随即他就跑过去，细长的手臂穿过柳树枝立起来的围栏缝隙，呲牙咧嘴地掰一个苞谷。突然，一条黄狗跑出来追着我们狂吠，我撒腿就跑顿时感觉双脚已经腾空。等跑到听不见狗的叫声，我们停下来大口喘气，缓过劲后我见他在前面不远处弯着腰，双手搭在膝盖上，嘴里还叼着的两个苞谷，随着身体的摆动摇晃着。
我们坐在公路边上开始啃生苞谷，新鲜的玉米粒汁水饱满，一粒粒玉米在口中爆开，甜极了。此时阳光也缓缓落在公路上，冷冰冰的公路顿时被铺成了一条金黄大道。阳光虽然刺眼却很温暖，远处一辆面包车驶来，阳光慢慢被遮挡。车停在我们旁边，门哗地一声被打开，一张熟悉的脸迎面而来——那是我的叔叔。接着，一个拳头掠过，倒下前我只记得许多星星在太阳周边跳舞。
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寺院里。我看见一根粗壮的棍子在师傅手里挥舞着，每一次都精准地落在他的背脊上，传出一阵阵沉闷的响声。我知道那根棍子很快也会临幸到我身上，只是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惩戒完后，我俩被拉进房间，跪着看《尊者米拉日巴传》影视版。师傅在后面怒吼道：“你们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
现在回忆起来，关于那天的记忆还是很清晰。虽然挨打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但那天的挨打是异于平常的。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身体逐渐放松后，剧烈的疼痛感如同决了堤一般直往心窝里钻。隔天早上，我发现右臂已经肿得无法穿上衣服。时至今日，我的右臂还是不能用力过猛。
自那天挨打后，我开始对寺庙产生了深深的抵触，特别是厌恶看到那面绛红色的袈裟。后来，在不断的反抗下，我终究没有再去寺庙。但他一直在寺庙里，我听母亲说他要被送去阿坝县的朗日寺。
后来的一天下午，我赶着家里的几头猪从山上回来。刚好在寺庙下面的一处草坪上看到他，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望着远处被夕阳镀成白金色的石峰久久没有说话。我看着他脖子的手指印和脸上新增的几处抓痕，像是在玻璃上刮出的几个痕迹，中间的血丝若隐若现宛若山中新开的樱花。
我仿佛在此时才认识了他，又或者是在此时才记住了他。
他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想成为什么？”
我说：“我想考大学，想成为大学生。”
他没有说话，只是站起来拍了拍“夏托”（僧服下身的裙袍），边走边说：“会的！你会的！”随即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是我们的分别，再见到时已经是六年之后。
那年，高考结束。当在手机里看到自己的分数线超过了本科录取分数线时，我非常激动，父母也很高兴。当我拿到全乡历史上第一个本科录取通知书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祝贺，我以为是电信诈骗，就没再理会。
转眼就是九月中秋，我怀着美好的憧憬开启了大学生活。与管理严格的高中相比，大学生活很是惬意，除了偶尔会饿肚子外。
有一天，我和室友正在球场打球，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浑厚而陌生的声音：“哈咯，听出来我是谁吗？哈哈哈……”我说：“额……我没听出来。”
“我是智美更桑。”他说。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面绛红色的袈裟和满是抓痕的脸庞。
他说：“我在你们学校门口，你出来一下。”
我跑到校门口，在人群中远远望见一个高瘦的僧人，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中间，仿佛从陈旧的时光里走来。
或许身上的袈裟，又或许是长相英俊他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
他见我走来，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脸上的抓痕隐约可见。
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他笑着说：“我问了你父母，他们说你在这儿。至于怎么来到这儿，哈哈，用手机导航嘛！”
在校外吃过一顿大餐后，我带他在学校周围转了一圈。因为疫情封控，学校里面是禁止外来人员入内。当晚我们一起在校外的酒店里休息时，他问我近况如何，我把学校的经历都跟他讲了一遍。
我问他：“你呢，你怎么样？那么多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长叹一声，像是扎了一个小洞的气球泄了一个长长的气：“我就那样，自从去了阿坝县朗日寺，什么苦都受了！”“冬天的时候，下了雪就要一早去扫僧舍周围的雪，然后生火做早饭。要是起晚了还要被骂，吃过早饭就是去学院上课，辩经、授课。到了中午还是得给他们做饭，晚上也是一样。那些人像是鸟窝里张着大嘴的雏鸟，只是会骂人。那种带有歧视性的词眼是直戳心坎的。” “后来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为奴十二载》，让我深感共鸣……”“到了夏天，就要去除草，院子里外、院墙周围的杂草都要去清理。因为一到夏天阿坝县本地的和尚们会去挖虫草贝母，那些活就得我一个人做，那个时候我会像一个任劳任怨的怨妇……”说到这里，他笑了笑。
我有些惊讶，毕竟僧人在我的认知里是正义、祥和、宽容的。
我问他：“真有这么刻薄吗？”
他说：“其实寺院有它独特的社会形式，建立在传统民俗和佛教理念之上。因此里面的僧人也是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精于佛教理论，潜心修行者；第二种是不破大戒，但对于佛理又不太熟悉，这类是多半只会念经文；第三种就是无所谓的了，但他们会念一些如《度亡经》这类寻常的经文。而在一座寺庙里第一种僧人很少，反而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僧人是最多的。这两类就是众生相了，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区别，多的是穿着袈裟和会念几句经文。传统文化占据他们的内心，传统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他们，佛教理念只会在大的决策上影响着他们。众生万象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刻薄的咯。”
我继续问他：“那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僧人存在的意义，就是精神寄托人格化的具象吧！相当于西方宗教改革之前的传教士，扮演着神佛的使者。虽然他们修为不足，但在信众眼里还是神圣的。”
我又问他：“难道不会有爱欲？”
他严肃地说：“也会有的，但是委婉，甚至有些肮脏的成分。”“在那个环境里，我也无能为力，好像折磨和挫折远离了就要枯萎。”“现在我只想寻找存在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他瞟了一眼窗外，可眼里什么也没有。
路口，一辆车转弯就遁失在黑夜里，像是从来没来过。窗外，嘈杂的人群已经在慢慢消失。
隔天，当刺眼的阳光将我唤醒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床头柜上放着的五百块钱，在阳光下格外刺目。
时间在山川河谷里穿梭，轻抚着人们的释怀。
转眼，我也来到了大四，放寒假后回到了家。
村里的同龄人，读书的已经毕业，没有读书的也都挣了钱。聚会上他们都会询问年后新的去向，可是每当问到我时，总是会得到同样的回答。
“你是要老死在学校里吗？”他们这样的调侃，似乎在隐晦地表达着什么。这种表达，从我上了大学开始就在耳边不断重现，到现在也不用再理会了。
他今年还是没有回来，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三年多。期间，我一直尝试跟他联系，可是每次电话打过去都是无人接听。
临近除夕，山河谷里奔腾的河流已经结冰了，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傍晚，我在寺庙下面的草坪上眺望着远处被阳光镀成白金色的石峰。电话响了，是同村里的一个堂弟。他说：“哥，你在那里？泽仁东周死了。”
我说：“谁？哪个泽仁东周？”
堂弟说：“就那个去阿坝当和尚的，你们邻居。”
我有些恍惚，感觉堂弟在开玩笑，但转念就意识到这种事情怎么会有开玩笑的必要。
堂弟继续说：“哥，快到村口来，村里要组织人去把尸体拉回来。”
坐在车上，我还是有些恍惚。死亡离我过于遥远，在今天之前我甚至没想过它。
车子在星空下飞奔，空旷的草原上公路沿着丘陵的脊线蜿蜒曲折。车里，所有人在沉默着。
他的父亲坐在副驾驶上，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或许在悲伤又或许在悔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喝醉后满脸通红的样子，还有智美更桑和他母亲的哀嚎和乞求声。
凌晨四点，我们到达了泽仁东周寄住的僧舍。僧舍里外都有许多僧人，也有一些穿着厚厚藏袍的男子。僧舍主人见到泽仁东周的父亲，急忙迎了过来。他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藏语跟泽仁东周的父亲说着话。
走进房间，一个阴暗的房门打开着。打开手机电灯，我见他挂在半空中，黄色的腰带一端挂在房间柱子上的一颗钉子上，另一端勒着他的脖子。他的面部已经浮肿，眼里充满血丝，舌尖透过微微张开的嘴向外探出。我把他抱了下来，紧接着他的父亲就用白布把他包裹了起来。把他抬上车后，他父亲从僧舍主人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小袋子。
回家的路上，有些人在车上念诵经文，有些在闭目睡觉。我看着昨晚没能看到的大草原，心里感叹着自身的渺小和脆弱。
到了村口，他的母亲被另几个妇女搀扶着，她见到车子驶来开始嚎啕大哭，用双手不断地抓自己的脸。
清理遗体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身上有许多旧的伤痕，也有几个新添的伤口，多数在下体部位。
丧事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是凶死者隔天就草草入了土。
超度法会结束后，师傅叫住我：“几天前我收到智美更桑寄过来的东西，里面有一本笔记本和一件袈裟，他让我送给你。你不要难过，我会为他念颂四十九天的《度亡经》。”
接过笔记本，封面是一个眺望远方的卡通人物。我没有打开笔记本，带回家后跟袈裟一起放在了衣柜里。
村子很快回归了宁静，他似乎是从来没有来过。
年后不久，他的父亲开着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回了村。此举一度成为村里新的热点，有些人说那是用自己儿子的命换来的；有些人说他的儿子已经走了，活着的人也要生活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母亲每天都会去寺庙里转经。
即将开学的前一天，天气很好。
上午，我带上了他给我的笔记本和袈裟骑着摩托车去了我和他经常从寺庙眺望的山上。在石峰下停好摩托车后，我艰难地爬上那座巨大的石峰。
从这里望去，灌木和森林从近到远逐渐浓密，寺庙和村子成了一个模糊的小点。
爬上山峰坐在峰顶的一块石头上，我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第一页的开头，他用藏文草书了一句：“佛看不见人世。”后面的页面，基本都是他写的诗句。其中一段是这样的：“请忘记我吧！就像从你指尖划去的晚风。”
一阵风吹来，袈裟随着风滚落下去，慢慢地在风中舒展开来，像是晚秋时节的银杏树叶翩翩舞动。
下山的时候，我看到那件袈裟挂在金黄色的石峰上，好似一抹鲜红的血液。
一只黑黝黝的秃鹫，在它的上空盘旋……
仁青顿智，藏族，原名罗吾。1996年3月生于四川阿坝松潘，毕业于阿坝师范学院藏汉双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现供职于马尔康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