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
宿舍门前的大杏树上全年结着麻雀。
我常常坐在宿舍门口的椅子上看它们：什么样的好话才能把麻雀哄下树？
父亲说过，最能的人，一粒粮食都不用浪费，光用几句好话就能把树上的麻雀哄下来。
我也说过一些好话的，譬如，机灵，活泼，可爱等一些意思差不多的好词，但终究一个麻雀都没有哄下来。非但一个麻雀都没能哄下来，有一次，麻雀还把我晒在窗台上的一把野葡萄吃掉了。那是我专门去了一趟山里摘来的，原本打算晒干了存下来泡茶喝。
我生了很长时间麻雀的气。
哦，还有，它在朝东伸出去的一个枝桠上，养了一个花蜘蛛。那个蜘蛛没有图纸，它用看似一阵毫无章法的走动，就给我教会“网”这个字的由来。那个腿上长毛的家伙对自己的魅力有很大的把握，总是一声不响地呆在网的一边，耐心地等待食物自己来找它。
我常坐在门口看杏树和蜘蛛网，“大凉山”不看杏树，他坐在杏树下的椅子上，要么想事情，要么唱歌。
千万支的火把照着你的脸，
让我看清楚你的容颜，
……
噢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
这个清瘦高个的小伙子叫周加，刚从西北民大毕业，十分爱唱这首歌。
上下课的路上，他唱这支歌；上厕所的路上，他唱这支歌；坐在杏树下，他还是唱这首歌。
要是喝了酒，他更是要隆重地唱这首歌。
坐在杏树下，他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再让一把掉了几片漆的深褐色的藏吉他斜躺在右腿上，然后垂着脑袋，边拨弦边唱，唱得忧伤绕树三匝，无比动情。
看起来，在这个世上，只有这首歌才能反映出他的心情和心事。
他天天唱，天天唱，到后来，他唱的时候，我们还能狗尾续貂地接上半截。
呷嫫阿牛请你闭上你的眼，
别说走后你会很想念，
噢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呷嫫阿牛”究竟是谁，为什么要闭上眼。
到后来，我们不再叫他周加，直接叫他“大凉山”。
这个蹲守在大西北还往西一个偏远旮旯里的小伙子，就这样有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名气不小的大山的名字当了自己的外号。我们叫得水到渠成，他接受得心安理得，好像他原本就应该这样叫。
得到这样的一个外号，让稍微知道一点地理知识的人这样问：这个娃是四川来的吗？
当然没有人会耐心地给他解释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我们只会嗯啊着，把这个问题含含糊糊地解决掉。
不懂一点地理知识的人会这样问：这个娃是从大凉山来的吗？大凉山是哪个山？
我们当然也不会多费口舌地解释上半天，让他明白大凉山不是这里的某个山，而是远在四川的一个名气很大的山，这个娃爱唱……
这么麻烦的事我们可不会干。
我们只会随便指一指远处的一座山，诺，是那座！就那样胡乱地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
反正我们这里山多，山外还是山，全是大山。
问了这个问题的人总会朝我们随便一指的方向看上一阵，好像真的见了一座叫大凉山的山，长了一点见识。
大凉山留着齐脖子的长发，牛仔裤松松垮垮地套在腿上，裤腰明显比他的腰肥。我非常担心，要是有人抓住他的裤脚，轻轻往下扽一下，他的裤子就会非常听话地褪下来。他的一件衬衫只扣最下面两个纽扣，好像剩下的纽扣都跟各自的扣眼闹了别扭。
除了唱歌，大凉山爱喝酒。
频繁的喝酒，使得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天天醉眼迷离，胡子拉碴，使得这个二十五岁不到的小伙子看起来大于等于三十，使得一个学生的家长好奇地问他的孩子多大了，使得大凉山很不开心并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
他觉得自己先得有一笔钱。
但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大凉山把几个月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和一个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年交道的年轻人在乡政府所在的小街上开了一家小酒店，专门出售青稞酒，店名很直接很朴素，叫“正宗青稞酒”。
他的朋友守在店里。
青稞酒小店里摆着几个大肚子的黑色酒坛子，肚子上贴着一条两三寸长的红纸条，一个上面写着头曲或者二曲。人们拿着自己的家什来买酒。
里面还有三个小桌子。如果你实在馋得迈不动腿了，也可以坐下来先喝上二两。
我每次走过小街道，总会多看几眼这个小酒店。
我总是幻想着从里面走出的人，男的穿着干净的长衫，清瘦的容颜，女的穿着淡雅的长裙，姣好的容颜，然而，事实是，男的穿着花里胡哨，女的穿着大红大紫。
他们多数骑着摩托车清清醒醒地来，然后，还是骑着摩托车醉醉哒哒地离开。
看起来，小酒店生意还是不错的。但几个月后，可能是四个月，或者五个月，酒馆关了。一个红脸蛋的年轻媳妇在这个酒馆里开了个卖酿皮子的，门楣上的字变成了“尕梅酿皮子”。
大凉山对于关了小酒馆的原因没有多说闲话，但他的那个合作伙伴之后好像没有再到学校里来过。
大约消停了半年，他又合伙他人，收虫草。
总之，大凉山觉得这个名叫尕隆的地方装不下他的梦想，他需要用不停地折腾来表示他对这个地方的不满意。
大概赚了一点闲钱，他有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黑色，嘉陵牌的。他把旧摩托骑到校园里，又捣腾了满满一个下午后，那辆摩托车的脑袋上就多了一个黑色音箱。从此，只要摩托车跑起来，音箱就跟着唱。音箱唱的最多的，当然是“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那时候，人们给乡村教师的标配是这样的：裁缝媳妇，破幸福。
就是说乡下的老师，娶的是当裁缝的女子，骑的是幸福牌的破摩托。
按照这个标配，摩托车大凉山已经有了，尽管不是幸福牌的。
现在就差一个裁缝媳妇了。
把裁缝媳妇放一阵，我先说说画匠才旦。
画匠才旦
才旦是学校后面天堂寺请来的画匠，因此人们叫他画匠才旦。才旦留着齐脖子的长发，自来卷。他的头发多，脖子里永远堆着厚厚一层朝上卷起来的头发。我要是多看他几眼，就会感觉脖子里开始发痒痒。
画匠才旦的汉语不太流利，因此他说话非常简洁。他说话的习惯也有些不同，喜欢把名词放到前面，
他去饭馆吃饭，一般会说：糌粑卖的有啦？或者，羊肉卖的有啦？再或者，炒面片卖的有啦？
一次，他去一家小饭馆吃饭，问老板，指甲面片卖的有啊？
老板一听，不就面片吗？有有有！
等面片端上来，才旦一看，不高兴了，这个是巴掌面片，不是指甲面片。
原来他说的指甲面片就是把面片揪得像指甲一样大，吃的时候，用小汤勺舀着吃。
这个山村小乡，只拥有一截最多一里长的小街，哪里能盛得下那么稀罕的面片，那么讲究的吃法。我们的面片，没有巴掌大，也差不多有半个巴掌大，得用筷子扒着吃。
不知道画匠才旦从哪里学来的这个吃法。
他后来常来学校的灶上吃饭，不再提指甲面片的事，只把巴掌面片吃出不小的动静。
才旦去买鞋，先试了一只右脚的鞋，也想试一试另一只鞋。但是“左脚的鞋”这么难的汉语他那时候说起来还有些费劲。于是，他想了一下后，指着右脚上的鞋说，“它的朋友——拿来！”
才旦是一个爱喝酒，喝了酒爱说很多话，酒醒后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也不相信自己说了那么多话的画匠。
因为酒，他很快和大凉山成了好朋友。
和大凉山一样，画匠才旦也有一辆摩托车，摩托车的脑袋上也有一个音响，他上到摩托车上，音响也会一直哇啦哇啦地唱个不停。和大凉山不一样的是，他的摩托车是深红色的，音响也不会唱“我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他的音箱里装了九妹，九月九的酒，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以及相约九八，就是没有大凉山。
他的摩托车经常唱着“来吧—来吧—相约九八，来吧——来吧——相约九八——”，风一样跑进学校门，后面紧紧追进来两股黑烟。
我想，画匠才旦大概深爱着和数字“九”有关的一些东西。这一辈子，他怕是要和“九”扯不清了。
据说才旦是一个天才画匠。
他原本是青海牧区的放羊娃一个，一颗字都不识。但鬼使神差，他居然喜欢画唐卡，居然还画得不错。天堂寺那时候正在修建千佛殿，请他来画壁画。
寺院里面不让喝酒，据说已经有一个画匠，因为不听寺院的话，和一伙酒友在寺院里喝了一场大酒后，寺院不让他画了。
于是画匠才旦常常在摩托车的屁股上绑着一箱子酒来学校。一箱子六斤酒。六斤酒，据说他和大凉山最快用一次喝完，最慢用三次喝完。
那是一种产自青海的青稞酒，长脖子的玻璃瓶，压了裙边的铁盖子。
倘若是在白天，他俩会在杏树下的那两张课桌上喝将起来。随便一个人把酒瓶放到嘴里，嘴一歪，瓶盖子就咬下来了。大凉山有一个简陋的蓝边搪瓷小碟子，里面有三个白瓷盅子，高脚细腰，喇叭口。
每次在进入猜拳环节之前，也就是瓶盖子刚刚被咬掉以后，他们照例要连碰三杯，“来来来，单智森巴，单智森巴”。说完，各自用三个“飓--”把三杯酒依次送到肚子里。喝酒嘛，都各有讲究。这里的讲究是敬酒要敬三杯酒，朋友间不用敬酒，但也要先碰三杯。为什么是三杯而不是一杯两杯？因为“单智森巴”！单智森巴是个藏语的音译词，大概就是“情深意长三杯酒”的意思。
最讲究的时候，他俩用手抓羊肉下酒。不济的时候，他俩用学生灶上的酸菜下酒。最不济的时候，他俩拔来地埂上的土萝卜下酒，每人一根，边转着萝卜的身子啃，边喝酒。
他俩喝倒一个又一个酒瓶子，喝空一个又一个酒箱子，喝醉一个又一个小镇的夜。
看起来，没有酒，画匠才旦一天都活不下去。
有时候，夜半三更时分，从大凉山的房里传来藏歌，被兰州烟和青稞酒浸透的嗓子，散发着它应该有的沧桑和醉意。
大凉山的床底下，桌底下，窗台上，都是空酒瓶子。
我要了两个空箱子，一个装衣物，一个装鞋。
同事的媳妇不断收拾他的空酒瓶，最后换了一摞碗。
画匠才旦这么爱喝酒，让我觉得他应该有天大的破烦事，因为只有心里塞满破烦的人才会天天借酒烧愁。
而事实上，才旦看起来一点破烦事都没有，不但他没有破烦事，连他的摩托车也好像已经把所有的大事和重要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天天唱着歌奔走在路上。
渐渐的，画家才旦来学校的次数少了。
他的摩托车照样每日从学校门前跑过去，依然唱着“九月九的酒”，只是摩托车后面的酒箱子变成了一个理发店的女子。那个女子喜欢穿白色的高跟鞋，掐腰的红衣裳。
很多时候，画匠才旦从校门前跑过去的时候，对着大凉山大声笑一笑。
大凉山站在校门上，右手夹着烟，右胳膊腋窝下夹着左手，烟从嘴里出来一部分，嘴里盛不下的烟，从两个鼻孔里钻出来。
裁缝姑娘朵希竹
再说裁缝姑娘。
真的有一个裁缝铺跟乡政府站在一排，铺子里的主人恰好是个未婚姑娘。裁缝姑娘有个好名字，叫稀竹，全名叫朵稀竹。
裁缝姑娘朵稀竹常常拿着一卷软尺，在人们的身上上下左右地比划一阵后，用一个圆珠笔在一个生字本的背面写下一些阿拉伯数字，然后根据那些数字做出一件件衣服或者裤子。
朵稀竹有姊妹总共四人，分别是朵稀梅，朵稀兰，朵稀竹和朵稀菊。把四个名字最后面的字连起来，就是梅兰竹菊。
多么别致而意义深远的四个名字。
当然，这不能说明朵家阿爸是个有文化的人。事实上，朵家阿爸是个朴素的牧民，最大的特长是放牛。
那时候，朵稀梅已经嫁人，朵稀兰正准备嫁人，裁缝姑娘朵稀竹是老三。老四朵稀菊在我所在的学校里上学。
朵稀竹的阿妈大概是想要个男孩子，所以一口气生了四个丫头。我常常无端地为她家操心：要是再生下一个女儿来，会取什么名字？朵稀花，朵稀红还是朵稀香？都不好，都配不上梅兰竹菊。
我觉得朵家阿妈再没有继续生下去，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好像再也取不上更好的名字了。
朵家四姐妹都是矮墩墩的身材，圆脸，模样有点拙，但顺眼。
朵稀竹的开裁缝铺的这个地方比街上其它地方都要高出来一点，好像专门等着这个胖丫头来这里开上一个裁缝铺，以便把街上走着的男青年看个清清楚楚。我说这话，绝不是胡说，有她阿妈的想法做依据。
朵家阿妈把她的老三丫头安顿在这里开一个裁缝铺是有想法的：让老三丫头找一个吃商品粮的。
这个想法也是完全成立的，因为乡政府，粮站，林站，兽医站都在这里。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个愿望不好实现。
当时乡政府里只有一个未婚青年，但他太好看了。我们校长的媳妇用“就像一根葱一样”这句话来夸赞他，说明他身材直端，相貌诱人。
事实上，他的确是个英俊倜傥的小伙子，他从小街上走过，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专门来我们这个乡野之地观光来的，他很快就会走掉。朵稀竹当然知道自己和那个青年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所以从头至尾她在那个英俊后生的身上一分一厘的心思都没有花。
事实证明，朵家老三姑娘没有在他身上花费那怕一丁点心思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个“就像一根葱一样”的年轻人很快就调走了，据说去了县委。
我们学校里当时有两个未婚男青年，一个已经有了对象，一个就是大凉山。
大凉山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要娶一个裁缝女子回家。
几个男老师有时候会结伙去裁缝店里聊天，他不去。
有的男老师会在朵稀竹那儿做裤子穿，他不，他的裤子都是牛仔裤，尽管看起来只有一条裤子在辛辛苦苦地从春到冬地陪着他，竭尽全力地支撑着他在嘎隆的日月。
他好像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人们给乡村教师的那个标配打破。
秋天的时候，信用社里的新来了一个姓麻的男青年。他中等个，瘦，喜欢穿一件青灰色的背带裤。当他把双手插在背带裤的裤兜里站在信用社门前时，表情深沉，目光又长又远。这让我觉得他迟早也是要离开，因为看起来，他也差不多“就像一根葱一样”。
但一年后，朵家阿妈开始操办朵希竹和麻后生的婚事。
据说那个小伙子原本有对象，但朵稀竹很厉害，已经不动声色地怀了一个他的娃娃。谁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好办法。
大凉山还是孑然一身，依然唱着他最亲最爱的大凉山。
画匠才旦不怎么来找他的那段时间，大凉山喜欢骑着自己的坐骑到贼娃沟口转一转，他说喜欢贼娃沟口的风，但我觉得他喜欢的其实是贼娃沟口的牧羊女尕俊。但尕俊不是随便就能喜欢的，或者说，喜欢也是闲的。
有两个原因。
一是尕俊家是养羊大户，贼娃沟周边的羊中，最大最白最气派的羊全是她家的，据说家产有好几万。尕俊并不直接放羊，她只是骑着她红色的摩托车随便看看她家雇用的两个牧羊人有没有在认真放羊。
二是尕俊长得俊，圆脸大眼睛，个子高辫子长。最重要的是据说已经有一个在县城工作的英俊后生打发媒人来过了。
尕俊可不是一般的牧羊女，她的眼睛不光大，还很厉害，一只囫囵能宰多少斤肉，她只看一眼就能说清楚。
很明显，月工资只有三百多一点的大凉山没有多少追求她的资本。
果然，不久以后，大凉山不去贼娃沟吹风了，站在校门口狠狠地抽烟，好像烟惹他生气了一样。
白大夫
白大夫是噶隆村的大夫。他的药铺是嘎隆村唯一的药铺。
白大夫原本不是大夫。但据说他在七十年代当完三年兵，回乡后，就不声不响地变成了白大夫。
白大夫家和我所在的学校只隔着两块地。
药铺就在家里，是进入门道后右手边上一间屋子。小药铺有一个小木格窗和一个单扇门嵌在土墙上。木窗户的正中间镶着一块玻璃，剩余的地方糊了白纸。尽管这样，小药铺里还是很黑，人进去先得等一会儿，小屋里面靠墙的中药架子，架子前的一张写字台，以及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白大夫才会慢慢地一一现出身来。
有一年开学后，我发现白大夫的药铺开在了大门外。仔细一看，原来他在外墙上挖了一个正方形的洞，装了一个大格子的玻璃窗户，又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安了一个单扇门。
看起来，这间屋子这么多年一直面朝里站着，终于站烦了，现在转了个身，又面朝外站了下来。
白大夫还有一个名字，哦不，还有两个，一个是“白馊馊”，一个是“馊馊鬼”。
关于他的馊，村里的人能说出几个主要的方面。
比如，吃米饭不炒菜，只撒一撮盐；吃面条，大锅里只下大约半碗面条，然后下多多的洋芋疙瘩，多多的白菜片片，多多的萝卜条条；吃拉条子……哦，拉条子直接不吃，因为吃拉条子费面，一顿拉条子的面能吃三顿汤面条。
再比如，白大夫一家在吃饭的时候，要是你有事恰好进去了，他就会把锅盖得严严实实，连饭味道都不舍得叫你闻。
又比如，他家厨房得灶台上面的一根横木上挂着一条一条的腊猪肉，但他家做饭的肉是定量的，他要亲自切成块，每块三指宽二指长，一顿饭放一块，媳妇要是不听他的话，擅自多放一点，他就会生气得不吃那顿饭，还要把媳妇大骂好几顿。
这还不算，他家有一棵很大的李子树，李子熟的时候，你要是看他的李子，他就看别处，叫你也不敢再继续看他家的李子。
等等。
总之，白大夫是个“白馊馊”，也是个“馊馊鬼”。
我小时候背过一个村谣：
馊馊鬼，
干吃馍馍不喝水，
喝了水，变成鬼。
我后来非常怀疑这个村谣有误，常常这样质疑：馊馊鬼为什么干吃馍馍不喝水？水又不要钱。应该这样才对：馊馊鬼，不吃馍馍光喝水。
白大夫的伤风胶囊一小袋一块钱。这让生活同样节俭的昝同事十分生气。
医院里才要三毛，你要一块，你这里面装的是灵芝吗？
白大夫也很生气，我的药是部队上来的，好，才贵，医院的药便宜，便宜没好药啊！（可是，白大夫从部队上下来已经二十几年了呀！）
昝同事又捏着袋子数了一数，说，你看你看，才八个胶囊，医院里的里面有十个胶囊啊。
白大夫不再理他。
但是，白大夫的药铺离学校近，方便。
哪怕只卖一小袋板蓝根颗粒，白大夫也要在一沓白色的处方单子上写一个规正的处方。
他会边写边骂，啊呀，上面的那些怂，要求越来越严，买逑一片子安乃近都要把处方开好，检查得严得很，不开处方还不行，罚款哩。
他骂完，拢共就几个字的处方也写好了。
然后，唰，撕下来，也不给你，身子朝后仰一点，拉开肚子前的抽屉放进去。
上面的这些怂啊，这张处方就要三毛钱，不要还不行。
于是，他极不情愿地收走三毛处方钱。
白大夫的舌头压不住那怕一丁点事情，一个秘密要是让白大夫知道了，那就等于全村人都知道了。
白大夫的侄子结婚两年了，但没有要当父亲的迹象，这让白大夫的大哥很着急。
他经常急匆匆地从学校门前走过，去找他的大夫弟弟。
白大夫给他的大哥一点面子都不给，有时这样数落他：是强子生不下娃娃，又不是你生不下娃娃，你天天跑，跑逑给三百六十五趟也是闲的。
有时又会这样说：儿媳妇生逑不哈娃娃，把个当公公的忙坏了，忙也是白忙。
他的大哥只好抽着烟看别处，假装没听见他说话。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强子自己勾着头去白大夫家。
白大夫见人就说，强子的精子全是死的，他正在救，准备把强子的精子救活，让强子的媳妇怀上个娃娃。
于是，强子的精子是死精子的事，人们都知道了，碰到强子就想：这是一个死了精子的可怜人。并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他。
强子吃他叔叔白大夫的草药，吃完一大包，又吃一大包。
我调走的时候，强子还在不停地往家里提药包。
六十一两口子
学校大门出来，往围墙外右手的地方一看，就会看见一块空地，学校的篮球场就在那片空地上。篮球场才用了大约三分之一，其它地方长着青草，石头和牛粪。
学校的围墙似乎忘了把那一块起码有六七亩的空地围进来。
春天的时候，学校下面一户人家的那个叫六十一的男主人，扛着䦆头来到这块空地上挖。他每天来挖一点，好像他这样不停地挖下去，总有一天他就能挖出一坛子金子或银子出来。
校长跑去看究竟。得知他正在开发一块地，准备种上庄稼。
这么好的地方，你说我咋就没有早些想到开一块地？六十一问了一个让校长很难回答的问题。
校长绕了十万八千里，才告诉他，这块地是学校的，不能随便开地。
学校的？你看学校的围墙在哪里？六十一指着稍远一点学校的围墙大声说。
打篮球的这个地方都应该种上庄稼。干啥要到外面来耍篮球？学校院子那么大，还不够几个娃娃耍的？六十一又指着篮球场大声说。
看那个架势，校长要是再多说一句话，六十一就会把学校的围墙搡倒。
之后，挖那块空地的变成了两个人，六十一，和六十一的女人。
之后，校长和喊了其他几个老师一道去说服六十一。一个男老师说，啊呀，一个人就够受了，这会又多加了个婆娘。
我们跟着一块儿去虚张声势。
果然，那个婆娘厉害得很。
她一听这块空地是学校的，就把手里的铁锨“唦”的一声插在挖起来的土上，抖了抖衣襟上的土。我以为她接下来会把双手叉在腰上，像个夜叉一样对我们破口大骂。她却背起了双手，像个大人物一样，慢条细理地问：谁说的？
是啊，谁说的？我们几个一下子乱了方寸，赶紧看校长。校长也没有急。这个当初建校的时候上面就说了!
婆娘还是没急。你把说了的话拿来，我这会就走。
当然，这个矮个子的胖女子要的是文件之类的，能够起作用的东西。
她的男人依然撅着屁股一下一下地在挖，好像只要他的女人在，他连一个标点符号都用不着动用，安心地挖着就好。
上面的人肯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但说了的话肯定是撂在说了这个话的地方，然后让风吹跑了，这会当然没有办法去拾起来，拿给她看。
女子重新拿起铁锨干活，我们只好原路返校。
校长说，当初上面的人是在口头上说的。
校长能做的就是把上面的篮球架子朝上挪了半截，和六十一两口子正在干活的地方隔开一张课桌的距离。
到秋天的时候，紧挨着篮球架，一块梯形的地拾掇好了。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一对脑袋上系着几条红绫子的犏牛，以二牛抬杠的古老姿势在那块新地上辛勤耕耘。
原刊于《飞天》2022年第9期
费晓莉，女，教师。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22年10月入选甘肃省第三届“儿童文学八骏”。作品散见《文艺报》《中国校园文学》《延河》《飞天》《十月少年文学》《佛山文艺》《北方作家》《黄河文学》《儿童时代》《儿童文学选刊》《太阳河》《甘肃日报》《西藏日报》等刊物。2017年获《飞天》全国征文中散文《一个王朝的侧影》获散文类二等奖，2018年5月，散文《我们的北坡》获首届“小十月”文学奖，2018年10月获“红棉”文学奖；2021年小说《灌醋来—麸子醋》获“儿童时代文学新势力”全国征文佳作奖；2022年7月《嗨，你们这些动词》获《中国校园文学》年度散文奖；2022年获甘肃省“行走陇上用心感受你的美”征文奖。部分文章进入多个年度选本。现居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