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组和采访队一茬接着一茬来,如闻见了鲜草味的牛羊。我和村干部嗓子眼里冒烟,喝口水都不得空。但我们内心高兴啊,小康示范村可不是张嘴就来的,没点实诚东西脸上可挂不住。

        我们村以前也有点名气,这是介绍里的第一句话。四面八方流浪乞讨属我们村里的人最多,第二句更是实话。听到这儿,人们竖起耳朵,唯恐错过任何一个字。光就这点,调研组和采访队的材料写起来,决不会逊于其他小康村。

        喀嚓咔嚓,除了听,他们也不放过村里的任何角角落落,当然也包括我的卧室。傍晚时分,一个女记者跑来说,微信群里有人对我书架上的遥控车感兴趣。那还真不是一般的遥控车,我说。有故事的遥控车?女记者的丹凤眼发着光。这双丹凤眼配了一张伶俐的牙齿,并不亲切,但成就了她的生活。

        下面就是我给“丹凤眼”讲的故事。


        那是春天的清晨,风凉丝丝的。我迈着小步,踢踏踢踏跟着妈妈。我想打个盹。眼角干硬的眼屎咯到了眼皮,我把这坨眼屎甩到地上。

        拐个弯,妈妈停下来,这是第一站。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微弱的光洒在身上。茶馆一大半的位置上,坐着转经的老人、送孩子的家长。茶馆慢慢煮沸,城市缓缓苏醒。

        妈妈进到茶馆靠窗桌子跟前,递过左手,三包小纸巾被推到客人面前。因为只是一包纸巾一块钱的事儿,客人们头也不转地把一块钱放在桌边。也少不了一些正聊到兴头上的客人,这头还没走近,手臂老早不耐烦地挥起。  

        穿过狭小的过道,我走到一排桌子跟前。挨着桌角,伸出手去,手里是妈妈早晨给的一块钱,皱巴巴的。这是一群年轻的家长。一个女人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的人,两人掏出一些零钱递给我。她们问我的名字、岁数,继而自叹艰辛的付出后,数落自家孩子的种种不争气。她们的话题继续着,我转到下一桌。这里坐着两个矮胖子叔叔,油乎乎的额头上顶着个帅气的墨镜,桌上摆着精致的烟盒,他们的肚子像一团发面,在粗短的大腿间肆意摊开。脸冲着我的男人,递过一支烟,对面的男人放声大笑起来,笑声里夹杂浓浓的酒味。

        我在茶馆最后一桌转悠时,精瘦精瘦的妈妈已经走到了外面。我不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更不是最后一个。我有两个姐姐,但她们不太喜欢我。前不久,我发现妈妈皮球似的肚子,突然泄了气。姐姐们讲,一个小弟弟没生下来就走了,我有点沮丧,因为我想有个伴。

        里间大多数是附近学校的家长,每桌前我都不会空手。而外间完全不一样。

        九点过不久,上班的人们东西南北的各自去了,转经的人们陆陆续续走进,节奏慢了下来,笑声变沉了。

        对于冒着满身热气的转经老人们来说,外头的凉风恰好。银的、铜的转经筒摆放着,他们大多不喝藏面,背包里备有糌粑,就着甜茶,早餐就这样了。我在每桌跟前站一会,瞧他们不同的表情,他们会挥挥手,并不说话。白胡子爷爷和他的朋友们坐在老位置上,“早,小卷毛。”他大声向我打招呼,我冲他走过去。他大高个,宽宽的脸,粗重的眉毛,厚嘴唇,说话有洪钟的效果。我还没走到他跟前,那张宽大的手伸过来,我像小鸡一样被他抬到了面前。

        白胡子爷爷也有个孙子,但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释放着遗憾的信息。他包里的糖、小饼干包装亮闪闪的,我舍不得剥开,可总被姐姐们抢了去。他送过我一个遥控车,车身小巧,黑亮黑亮的,跟真的汽车似的。我一直装在裤兜里,偶尔拿出来握在手里看看,从不让他东跑西窜。一来怕买电池,二来怕姐姐们又来抢。

        白胡子爷爷和朋友们有聊不完的话,微风带远了他们的笑。

        妈妈不见了,我们要赶在中午之前转完几个茶馆。而我在想白胡子爷爷的孙子。

        太阳晒暖了城市,汽车鸣响接续不断,人们迈着充满激情的步伐,街头巷尾拥堵起来。人们匆匆消失在背影让我好生羡慕。我没有想过将来我要干什么,很多事情会是注定的吧。这个城市、这条街给我一种亲切感。走在一个个茶馆间,躺在狭小的板房里,我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姐姐们有满腔怨恨,埋怨着人们的自私和空虚,以及美丽面孔下的恶毒。每当这时,妈妈就会大声斥责,她又数错了零钱。两个姐姐喜欢漂亮的衣服,为了一件别人身上的衣服,她们可以聊到很晚。夜里她们一定梦见了那些华丽的衣裳已经披在自己身上。

        听妈妈讲,姐姐们出生在老家,我出生在城里。别以为生在这里,就是城里人,姐姐们口吻满是嫉妒。听说老家的墙上贴满了牛粪饼,那里可以爬牛背,逗小狗,玩弹弓,家门口还有一条小溪!我梦见过老家,那是彩色的。我的脚丫在小溪里扑腾,阳光透过树荫照到水面上,亮闪闪的。

        茶馆,可以容纳所有的烦恼和包袱。人们表情丰富,畅谈愉悦,有一种过节的氛围。无论怎样的话题有种天然的渲染力,能穿过烟熏缭绕的空气,进入人们的思维。热面端着,甜茶品着,故事讲着,认识的,陌生的,不分你我。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每个人又都和别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妈妈说,我们和这茶馆里的人,就像云和风。云的舞姿需要风来衬托,风的飘逸也离不开云。

        后来的一天凌晨,当我们从睡梦中被敲醒并拉上一辆面包车时,我也没明白我们和这城里的关系。三位叔叔,恶狠狠地和妈妈说话,可转向我的目光却是柔和的。就像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他们也都会摸摸我的脑袋,然后笑着喊我小卷毛。

        车子载着我们开向不知名的道路,又塞上了几个人,全是女人。她们的嘴巴又好像裂开了似的,叽叽喳喳。许久之后,哈欠连篇,整车安静下来。不知多久,车子停下来,女人们稀稀拉拉下车往路边的简易厕所走去。天边一道余光,给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披上了一层冷淡的薄沙。

        车子顺着河流奔跑着,那山那水还有那树,被我们远远甩到老远。远处,一片片云朵懒懒地斜挂在山尖上,一转眼飘散,零零碎碎的,像有风在吹赶。我是第一次坐汽车,自然成了车里唯-满脸掩饰不住兴奋的人。

        我终究敌不过睡衣,昏昏睡去。等我在嘈杂的叫声中醒来,车子停在了一个大院门口。下车时,午后的阳关射进我的眼里,透过我眯缝的眼睛,我看见早已等候的几个人。我跟随大家踏进乡政府大院,一不小心踩住了前面一个人的鞋后跟。那人回过头:“小鬼,你有意见?”我冲他吐了吐舌头。

        乡政府会议室里,一圈矮桌配着一圈藏式床,乡里为每个人准备了一瓶矿泉水和两个饼子。我昂起头把整瓶水倒进肚子,撑得我打起隔来水要往外冒。长着干部模样的几个人,让我们一一回答问题并在纸上摁了手印。被我踩了脚了人一直在打电话,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不一会儿,两个村村长就到了。他们被那个被踩了脚的人狠狠训了一通,村长们谦卑地笑着,转过身朝自己村里的人吼:“还不回去,净给村里丢脸。”说着一起走出办公室,被踩了脚的人还不忘对着他们的背影大叫:“下次再让我逮着,你这个村长就别当了。”

        那两个村的手扶拖拉机都走远了好一会儿,会议室里就剩下我和妈妈,还有两个陌生人。被踩了脚的人剪着手,歪着脑袋扫视着我们,而后跺着脚走近,双手抵住矮桌,盯住我们,好像要瞧出点什么来。

        “手脚都齐全的嘛?家里那几亩地等着长草呢?非要伸手要!”他犀利的目光像道光直射我妈妈。她低着头,手揉搓裙角,我听见口水在她咽喉里重重地滑下。

        “安心种地,当个有尊严的农民有啥不好?你想让他也跟你似的这辈子游手好闲?”他把身体靠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精瘦,双眼皮,鼻子小巧,脖子很白,脸被晒得发红发黑。那双纤细的手指上带着白戒指。年龄不大,长得不凶,但显得老成。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他让一个女孩给大家下挂面。那碗挂面碗底放了点酱油、葱花和红烧猪肉,搅几下香味就开始四散了。我吃得很香,被踩了脚的人又让女孩再下一锅。第二碗时,他把我叫到外面,我们并排蹲在院子里吃起来。他从自己碗底把罐头夹给我,我学着他的样大口大口吃起来。

        “家里只有你和阿妈出去吗?”我闻见这句话带着葱花的气味。

        “嗯。”我们才上车,妈妈就预见性地告诫过我,怎么回答。

        “你想上学不?”他咕噜咕噜喝完剩下的汤,

        “......”

        “下次妈妈还带你去,你怎么办?”他盯着我。

        “不知道。”我说。

        “城里很多人,是从农村里走出去的。有些在工地上,有些自己开茶馆,有些蹬三轮车,有些清扫街道,有些坐着办公室,有些开着大餐馆,还有些当着单位的领导。更多的一些人,还在寻找活下去的办法。只要他们肯吃苦,肯学习,这片天空下,总能找到一条路。但是,天下没有一种活法,不需要劳动,不需要动脑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辈子。你看那颗桃树,不打理,不浇水,不赶虫,坐等是结不了桃子的。”被踩了脚的人望着前方。

        “你去过城里吗?”我断定他是不了解城里的。

        “我是从城里来的。”他回过头。

        “……”我哑然。

        一阵优美的歌声响起,一个白净的年轻女人从手机里看着他,他们问候着。女人的头发微卷,发际很高,白色的珍珠耳环,天蓝色的小领外衣。小脸带儿,鼻子挺直,嘴唇鲜艳的像红珊瑚。披散的头发盖住了半张脸,女人着印花短袖衬衣,坐在凉亭里,背后是一串串青色的葡萄。女人告诉他,爸爸今天的状态不错,让他放心。她把手机转了个方向,一位老人在手机里笑眯眯地盯着他。我蹭地站起来,被踩了脚的人诧异地看着我。

        “白胡子爷爷。”我惊叫。

        “什么?”被踩了脚的人瞪大了眼睛。

        我转身从包里拿出遥控车,拿到他面前。

        “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他把手机对准我,要我和爷爷说话。我还从来没有和手机里的人说过话,又紧张又兴奋。

        “小卷毛。”白胡子爷爷比我还要高兴,“这就对喽,回家好。”

        爷爷有些气喘,女人递过一杯水。他起身走到院子中间,他们继续聊着。这是个神奇的事件,我有些按奈不住的兴奋。

        被我踩了脚的人叫洛桑,是白胡子爷爷的儿子,白胡子爷爷的孙子就是他的儿子。我手中的遥控车是洛桑送给儿子的三岁礼物。我有整整仨月没见过他了,他很调皮,不怎么喜欢我,他说。你很凶吗?我想肯定是这样的。我和他相处时间太短,我们很生。他皱着眉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伤心的大人,只是坐在他旁边。一阵沉默后,洛桑拿过遥控器,熟练地玩起来,小车在院子里快活地跳起舞来。

        村长终于来接我们了,村长认真听完乡长洛桑的一顿狠训,吐着舌头,问起乡里去年答应给村里落实灌溉地膜的事情。洛桑示意一名干部明日就把地膜给村长送过去。村长裂开大嘴,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用那黑粗的手紧紧握住洛桑的手。我爬上手扶拖拉机,听见洛桑给村长下达任务:“这小鬼我交给你了,让他上学。再让我看到或听到他又跑了,我不饶你。”洛桑没有和我道别,另外一个干部告诉他,明天新来的援藏县长要来乡里调研。

        拐过一个小山头,乡政府连影都不见了。细长的柏油路像条蛇蜿蜒着,路边新栽的柳树瘦弱但坚强地朝天长着。

        “等几年,乡长啦的这些树长起来就舒服了。”村长对拖拉机手说。

        “我今年经幡杆子就是从江东削来的,那一片也是乡长带着大伙儿种的。”拖拉机手对村长说。

        “是啊,种了七八年了。听说乡长要调走,咱们福薄。”村长脱下帽子,挠了挠长势不好的头发。

        “咱们可以请求县里让乡长留下来。”拖拉机手说。

        “人家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咱不能总顾着自己。”村长说这话时,瞄了一眼我和妈妈。

        进入村子时,天边的云彩烧得通红,村子是彩色的,和我想象的一样。村长冲组长咆哮了半天,警告组长,再让我们跑出去,就要新帐旧账一起算。组长厚嘴唇,大眼睛,宽脸庞。矮墩墩的身子上架着个大脑门,一直在喘着粗气。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他给村长递过来一瓶可乐,村长一股脑喝了个干净,“咣当”把可乐瓶仍进拖拉机里。

        我终于进了家门。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房子。那一夜,我没睡踏实。早晨,我听见了鸡叫,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多久,组长把两个姐姐也送回了家,她们牢骚不断,埋怨太阳太晒、干活太累。喂牛的时候,把铁桶踢得咚咚响。背水的时候,把水桶晃得水花四溅。就连梦话都撒着气。

        组长几乎每天傍晚都来我们家坐坐,有时也给我带铅笔和橡皮檫。还不忘查看我的作业,除了藏语文,他居然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组长走路,脚一深一浅,身子一摇一晃,很滑稽。据说组长曾是一名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勤奋好学,体育成绩尤其出色,高中时参加内地市级运动会,拿了铁饼和标枪项目男子组第一名,市长还接见了他。不幸的是,大一时右腿不慎受伤,落下毛病,只得辍学在家。学校少了名优秀的学生,但我们村就多了位能干的组长。村长偶尔也来,但我只见过几次。妈妈每天和家里人一起下地干活,她明显地结实了,再也没提去城里的事情。

        这之后,我没见过乡长了。听说他没调成。遥控车我还存着,也不知道白胡子爷爷怎么样了。有一年一家电视台来拍我们村的望果节,后来村里组织我们集体收看,我看到了乡长。他仍旧那么瘦,带着个墨镜,头顶仅剩一小撮头发,格外抢眼。

        我们欣喜地送走一个冬天,迎来又一年春天,日子就像磨坊里的转盘,转啊转的。虽然单调,但还是起劲。两位姐姐的牢骚如同房顶上新挂的经幡,年初迎风猎猎飘飘,慢慢儿色彩褪尽,激情不再。期间,她们还几次半夜搭车离家出走,还没到城里,就被检查站给扣了下来。工作队的车子半夜把她们接回了村里,在村委会会议室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早早赶来的组长铁青着脸,见到蓬头垢面的姐姐们,自然少不了往屁股上揣上一脚。姐姐们的一番努力,最终抵不过乡、村乃至组长的铜墙铁壁,便也不再幻想去城市。过了两年,小姐姐嫁到了另外的村里,她出嫁时满心欢喜,一脸终于解脱的神情让妈妈为难了一阵。大姐姐也嫁人了,家就安在我们村里,她经常回家帮着妈妈干农活。他们出嫁第一次回家,抱着我就哭,仿佛有万般的不舍。我说不清我们之间感情是否真的这般深厚,但我也哭了。后来,乡长也抱过我,那温暖的感觉的确很幸福。

        这年六一,我毕业了。我穿着新衣服,准备上台领奖。和组长一样,我喜欢运动,全校没有人跑得过我,我还参加过县里的比赛,拿回一个玻璃奖杯和一个电饭锅。等我回到学校时,组长和村长都已经在班里了。他们高兴地拍打着我,他们劳作的大手落在我的后背、脑袋上,我有些摇晃也有些痛。 组长把奖杯拿给村长看,村长问都不问我,就把重重的奖杯摆在了村委会会议室。电饭锅我拿回家,妈妈连同纸箱摆在了柜子上。

        村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送给我一个新的足球和一支钢笔,我高兴的想尿尿。村长讲话了,他说这是乡长专门买了送给我的。还说,以后谁学习好,爱运动,乡长都会买东西奖励。班里瞬间沸腾起来,有种过年的味道。

        我在乡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总是想去看看乡长,但又不敢。学校守大门的大爷告诉我,乡长白天忙,要见只有晚上。他办公室的灯会亮到深夜,下了晚自习大爷可以帮我开门。可我始终没去,我也不知道见到乡长自己能说些什么。于是,几年前的乡长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不久,一个悲惨的故事笼罩了我们的村庄,我有了远望乡长的机会。

        乡上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县城去读中学。家里有人在县城读书,就像孩子已经是城里人一样令村民们骄傲。村西的仁青夫妇大儿子再有一年就从县城毕业了,这孩子年年往家拿奖状,家里的墙壁上已经没处贴了。隔往常放假时都是仁青开着大卡车去接孩子,顺道把村里其他孩子也一并搭上。这天,仁青大哥新盖房子封顶,按照习俗,大伙喝着青稞酒唱着歌儿庆祝,兴致很高。仁青让小舅子去接孩子们,这小舅子是真正的喜欢开车,这趟差事美得他心里乐开了花。他吹着响哨,孩子们互相打闹着,好不热闹。出了城,小舅子开得更溜了。路两边,村庄像羊儿般散落着,不时有一两头牛从路边冲出来。小舅子为了躲开一头小牛犊子,翻了,据说滚了好几个跟头,最后撞上了路边的一堵老墙。周围的人们赶来时,仁青的长子已断了气。这小舅子只是右腿骨折,听说孩子没了,当场就晕了过去。其他的孩子有胳膊折了的,有脑门流血的,被吓坏了孩子哇哇大哭,怎么也止不住。警车打着鸣赶来,把乡长、村长也都叫来了,火急火燎的家长嚎哭着,眼泪鼻涕一把,围观的人们也抹着泪,狼藉一片。

        小舅子没有驾驶证,被警察带走了。车子翻了几次,车体惨不忍睹。仁青老婆披散着头发,想要给仁青一个拳头,可即使众人扶着,两腿却打软。仁青蹲在孩子身边,双手狠劲敲打着脑门,他的手上沾满了头发,眼泪啪哒啪哒落到土里,两名警察站在他身后。精明能干的仁青,如同一座被洪水冲刷的老宅,瞬间垮塌,老去。

        那段时间,乡长就住在了村里。放假在家的我,整天爬到屋顶,靠着经幡杆,望着被太阳晒蔫的村委会院里那棵藏柳,大树下乡长、村长们在合计村里大事。我看见村长老婆背着竹篓进村委会大门,可一会儿,她又匆匆出来,头也没回一下。我急忙下去,风也似的追上她。小孩子家别碍事,她直冲我甩手。我一路跟着她,这女人强壮的不带喘,村长的老婆也不是随便哪个人当得了的。女人几乎是把大门撞上去的,三步并作两步踏进里屋,从柜子里抓出一个发黄的布袋,我都没看清是什么,她已经把东西放进了怀里,又转身出门。我连跑带跳在跟着她,远远见到村委会大门了,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我想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乡长病了,我给他拿药,滚一边去。女人把这句话和我的手同时甩出,像电影里视死如归的英雄般跨进了大门。

        乡长病了,我难过极了。我沉闷地回到家,爬到经幡杆子旁,盯着夕阳把那棵柳树都染红了,夜幕又把它涂成了可怕的黑色,我还是没见到乡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喊妈妈去瞧个究竟。妈妈从来不是一个有点主见的人,她喊上了我的大姐。乡长在星光中赶往乡里准备第二天开会,车子在一个拐弯的山路边掉进了沟里,沟不深,但却带走了乡长和司机。没有人知道,乡长是怎样离开我们的,这种未知撕碎了每个人的心。

        大姐带回来的消息很快传进村里,男人们集中到了村委会院子里,女人们点起了酥油灯。很快拖拉机一个接着一个开出村子,渐渐地听不见突突声了,没有男人的村庄寂静得可怕。咱们乡长有没有买保险?村里单身汉次扎的话没落地,村长的巴掌已经在次扎脸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记,这之后大家再也没听见次扎说话,这是后来我听说的。我的妈妈点了盏小号的酥油灯便睡去了,我一晚上焦躁不安的心,更加肆无忌惮地狂跳,我把自己裹进被窝里,沉沉睡去的世界里没有痛苦和迷茫。

        日子慢慢走着,云彩拖拖拉拉飘过村庄,有时候懒得竟然久久在一个地方不肯挪动。人们常常念起乡长,感叹老话果然没错,好人命短。又听说上面给了乡长什么荣誉称号,但大家还是伤感,甚至不屑一顾。大家开始为乡长年轻轻的离去惋惜,也开始为不认识的乡长家人担忧,太阳落山了,各自悠悠回去,乡长终将只是记忆,生活还得继续。

        秋天,我回到学校,学习越来越难,但我的名次却一直在升。国庆期间,我踏上了去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在一个僻静的小区里,我见到了有着白皙皮肤的乡长老婆。我说我来自村里,乡长生前最后还在我们村里。她先是惊愕而后泪水涟涟。家里只有我和她,屋子里静极了。这是一件漂亮房子,女主人精心地装饰了屋里每一处。我说您到过我们乡上吗?她点了点头,我看出她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去过,还不止一次。乡上除了空气好,其他应该没有她喜欢的,我琢磨着。她长呼了一口气,呼气中带着颤音。许久,我问乡长儿子和白胡子爷爷呢? 她说儿子去补习班了,一个小时后下课,她要去医院给老人送饭顺路接儿子。我,我能帮您什么不?我说。她摇了摇头说,这些事我能够应付。我瞄了她一眼,这是一个精致的女人,没带什么首饰,但干净,气质很好。

        我得去医院了,她看了看表,起身麻利地拎起一大盒保温桶。我跟您去看白胡子爷爷,可以吗?她没有吭声,我跟着她出了家门。

        躺在病床上的白胡子似乎被施了魔术,他的脸和几个月的娃娃一般小,颧骨突出,嘴唇干涩,密密麻麻的管子插进他的身体。病房里门窗紧闭,一丝丝凉风都吹不进病房。我想握住他的手,喊一声白胡子爷爷,但我喊不出来。有个中年汉族女护工在照顾爷爷,乡长老婆问了问今天的情况,俯下身在爷爷耳边轻轻耳语了几句,爷爷一直在沉睡,他的世界宁静悠远。

        “嗡嗡,嗡!”乡长老婆她走近窗户背靠着我们接听电话。她的声音轻,声音柔和。不用了姐,我自己可以,您腿脚不利索,就安心在家呆着。原来乡长老婆有个姐姐,我想。

        走出病房,乡长老婆淡淡地说,以后别再来,希望你不要介意。她坚定地转了身,我似懂非懂地望着她,我是打算以后常来看爷爷的。您,您……我冲她的背影喊道。她停下脚步,转过半张脸。我只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着我说。这个请交给爷爷,我把捂得热呼呼的遥控车递给她。请您把它放在爷爷床头,爷爷醒来看到它,就会知道乡长的穷亲戚们来看他了。我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她。他终于是我的了,你们就让他安静会儿吧。泪水滴落在伸过来的手臂上,滚到地上,接着我听见旅游鞋踩在塑料地板上嘎叽嘎叽的声音。我望着女人渐渐模糊的背影,消失在长长的走廊里,我头一次责怪起乡长来。

        这之后许多年,学习、工作、生活,我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困难和喜悦和长大。在我想要放弃的日子里,白胡子爷爷和他的孙子时常会出现。多年以后,下乡回来的我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那个遥控车。我把它放在办公室书架最上层,说是办公室,这间屋还兼着我这个乡长的卧室。

        过几天我们的乡就要宣布脱贫了,我每天亢奋着,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白天奔波在各个村庄之间,夜里我不由地想起我的乡长,于是我爬起来,捣鼓遥控车。握着遥控车的手,不再光滑,黝黑粗糙。二十多个年头了,老乡长的样子依稀可见,而且越发清晰。院子里那棵藏柳年年范绿,我在树下想,应该以什么方式告诉我的乡长,这些年的成长,我始终有他的陪伴。家乡的富强,一直有他的付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我顿然激动不已。等到宣布脱贫,我要拿着遥控车,去找几位我牵挂的人,他们遥远但常在我心中。

        这不因为你们的到来,我的行程才一拖再拖。我笑着对“丹凤眼”说。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一发您的卧室,有人就注意到遥控车了,您能猜到是谁吗?她问我。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她是我的老领导,曾经是一名乡干部的爱人。她说。

        下面是“丹凤眼”讲给我的故事。

        邱志国到镇上报道当天,下了一天的雨。一双崭新的布鞋溅满了泥巴,他好生心痛。这是一所小学,只有三个班的学生。加上邱志国,学校就五个老师。您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汉族老师,您从部队来,就给孩子们讲汉语文课、数学、体育吧!校长真诚地欢迎他。学生们大多不会说汉语,邱志国开始转变策略,自己学起藏语来。邻居扎桑是个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藏文和音乐,她的声音和人一样美。扎桑帮邱志国整理房间,帮他洗衣服,带他到镇上买东西。邱志国不知道是喜欢扎桑呢,还是喜欢藏文,他频繁地寻找机会请教她。扎桑做的咖喱土豆很好吃,但除此之外,没见过她做别的菜。这下,邱志国在部队学的一手厨艺派上了用场,他常常做菜给扎桑吃。一来二往,扎桑纯洁美丽的样子揪住了邱志国的心,他大胆地向扎桑表了白,这下把扎桑吓坏了。和一个汉族人结婚,她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不久,扎桑要嫁给镇上驾驶员的消息让邱志国慌了神,他跑去恳求校长和其他老师帮忙,但扎桑还是成了别人的新娘。婚后的扎桑依然帮邱志国洗衣服,教他学藏文。难过的邱志国回了老家,老母亲早已病逝,兄弟姐们各自有了家,邱志国像个客人在几家打着游击。当他再次见到扎桑,扎桑当了孩子妈。孩子咿呀学语、满院小跑、背书上学,岁月过往,邱志国发现自己比之前更爱眼前这个女人。

        邱志国婉拒了所有的相亲。他远远守着扎桑,操着流利的藏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和镇里的乡亲们混成了家家熟。在扎桑儿子六岁时,邱志国从内地买回来一辆红色的小汽车,赢得镇里孩子们好一阵羡慕。长年的高原生活,越发让他对家乡有种陌生感,他把学校当成了家,把扎桑一家当成了亲人。尽管扎桑夫妇不肯,但他每月都要交伙食费,其实是在帮助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们。他和扎桑爱人玩藏式掷股子游戏,说的令词让镇上的人们刮目相看。人们佩服他的智慧和耐心,管他叫洛追啦,久而久之,镇上再也听不到邱志国三个字了。

        学校拆了又建,建了又搬,学生多了,年年有新老师来。扎桑没通过转正考试,和两外一名代课老师离开了学校。邱志国想法设法找借口给他们送米面油,给扎桑买雪花膏,送扎桑老公大前门烟,少不了给扎桑儿子买糖果。扎桑一家没把他当外人,配了把家里钥匙给他,这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也少不了几个把不住嘴巴的人,镇上的闲言碎语经常打从扎桑家门口经过,若说没点影响,那是假话。有一阵子扎桑的爱人还真就当了真,可转眼想想邱志国这个人,这些年,这些个事,这个只上过一年多学的男人放下了心,他需要这个掏心窝的汉族兄弟。

        扎桑和爱人私底下设想过,洛追啦老了,就搬过来一起照顾他。他们都老去了,就让儿子照料他。可未曾料想,生活多变。

        天下很多的家庭,对平淡的日子并无多少切肤之感,可一旦祸从天降,这种无常绝对可粉碎一个强壮的心。扎桑突发脑溢血,晚上睡去,清晨就没醒来。两个男人失去了最心爱的女人,家里变得空荡荡的,他们常常无言以对。

        时间催老了人心,也治愈了伤痛。扎桑爱人又结婚了,女方带着一个九岁的男孩嫁给了他。

        在扎桑儿子洛桑去留问题上,两个男人争执不下。无奈,亲生父亲带走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了。洛追还是常常带着东西去看他们,只是这个家却少了以往的温暖。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各类花销开始压得夫妻两人喘不过气来。两人常常拌嘴,话越说越难听,甚至都会扯到死去的扎桑和洛追。

        洛桑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常常跑回学校看洛追爸爸,有时也住上一晚上。等到洛桑该上初中了,家里决定先供哥哥上学。那几天,镇上都在说洛追啦和洛桑阿爸吵起来了,也有人说他们打起来了。中间的过程没人知道,但洛桑上了初中,所有的费用是由洛追啦负责。洛桑初中毕业,去了城里读高中,洛追啦每个周末都要搭车去看他,带去烧饼和包子,再把孩子换洗的衣服拿回家洗。他不要洛桑周末回家,一是担心路上不安全,二来可以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读书。回到镇上,洛追啦先跑到洛桑家里,把他在学校的情况告诉他的父亲,拿来奖状转交给他们。洛桑继母在背后总说他不安好心,镇上的人们听见了,保持了沉默。

        洛桑寒暑假回家,都要直接到学校来找洛追爸爸。这孩子,你该回你家的,洛追总这样说他。

        洛桑有了个小妹妹,短暂的快乐后迎接他们的是生活的艰难。洛桑阿爸找到洛追,我想把洛桑交给您,这也是他妈妈的心愿。说完,这个男人头也不抬走出了门。洛桑没有伤心,这结果他想到过。他和洛追爸爸经常去看阿爸,阿爸的脾气越来越怪,因为他酗酒,继母管着家里的钱袋子,阿爸生活得没有地位和尊严。当有天洛追爸爸告诉他,阿爸没了时,他脸上什么表情没有,也没说什么话。

        这爷俩的生活平静、温和,他们都不谈起过去,但过去像个家人和他们生活了多年。洛桑工作后,陪洛追爸爸回了趟内地老家,那里一切是生疏的,祭拜完老人,他们回到高原。之后,洛追阿爸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老家成了到不了的远方。

        我的这位老领导就是洛追阿爸的媳妇,洛桑的爱人,他们结婚后,洛桑几乎都在基层工作。是洛追阿爸帮着她带孩子,料理家务,比自己的父亲还要亲。她一直在跑洛桑调动的事情,手续差不多了,可听说当地老百姓不肯。这些老百姓哪里知道,这可是一家子人眼睁睁盼的事啊!

        后来的故事,你都知道了。

        我一直想写他们的故事,可惜洛桑走了,洛追阿爸也走了,我还是不打扰人家吧。

        丹凤眼陷入了深思。

        眼看着入冬,调研组和采访团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村里变宁静了。丹凤眼发来了微信,说她来到洛追阿爸生前的学校,打算写他的故事。

        爱在家园上空,这个标题可好?她问我。

        是的,爱在家园上空。我回道。


原刊于《西藏文学》202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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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娃央金,女,藏族,媒体人。有小说、散文发表于《西藏文学》《章恰尔》《中国西藏》《西藏日报》等刊物。获第八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