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上午，色尔寨的静谧不同以往，所有日常的声响都沉寂了，就连最爱在高高低低的土楼间疾飞聒噪的麻雀，也集体没了踪影。从厨厅小窗望去，对面楼顶冒出的炊烟，在阳光里摇曳出几缕绚彩。
阿爸披着有几处破洞的羊皮袄，盘腿在厨厅窗前的一地阳光里吃早餐，茶碗里热气腾腾。我凑到阿爸身旁，占据了阳光的一角，伸手从火塘边缘的白灰里捡起一颗浮炭，把对面壁板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几个汉字往地板上临摹。
阿爸瞪大眼睛，一口糌粑含在嘴里，半天也没咽下去。
我暗自发笑——清茶揉的糌粑最容易粘住上颚，这一打岔，就更难吞咽了。
那几个字，据说是早年间红军长征来到乡城，路过色尔寨时，用毛笔写在我家壁板上的。寨子里最老的老人阿尼久久说起当时依然记忆犹新。他说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纪严明的队伍，从硕曲河下游而来，往硕曲河上游而去，行色匆匆，无犯百姓。
后来为纪念红军长征，地区报一位帅气的长发男记者来色尔寨采访。阿尼久久把给我们讲过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记者还在不耻下问，让他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事。阿尼久久抠了半天头，蹦出来一句：“青稞地边，到处都是他们的粪便。”
这句大煞风景的话逗乐了在场所有人，从此流传于色尔寨，成了人们打趣阿尼久久的话。当然，这话不会出现在记者的文章里。
记者看了我家土楼壁板上的标语，沉思良久，得出一个结论——当时借住我家的，应该是红二六军团宣传队。他让阿爸阿妈和我站在标语前拍了几张照片。阿妈要换新衣服，他没让。阿爸说以后把照片给我们一张，他答应了，但之后并没见谁送来照片。
那天上午，我侧身靠在阿爸膝上，照着板壁上被熏成浅褐色的字，一笔一划描。最后描到感叹号的点时，手里的黑炭只剩一点碎末在指间了。我用拇指把碎末用力摁下去，感叹号的点就成了一朵黑色的花。
阿爸费力咽下嘴里的糌粑，舌头在口腔里扫荡一遍，对阿妈说：“这孩子可以上学了。”
阿妈停下手里纺羊毛的活，伸出手掌抚我的头，粗粝的皮肤划过发梢。
她说：“孩子还不到六岁，会受大孩子欺负。”
阿爸皱起了眉头，小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为他清癯的侧脸镶上一道汗毛的金边。他不是在犹豫送不送我上学，而是在考虑如何说服阿妈。在他看来，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不满六岁的我，能写出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一定和什么他乐于接受的神秘启示有关。
他说：“男孩子不管到多大，都少不了和人争斗，总不能因此而缩在家里，误了天赋，误了学业前程。”说到天赋时，他指了指躺在地板上的黑炭字。
阿妈不再吭声了。对她来说，地板上的字比阿爸的话更有说服力。
2
“还不到六岁？”背对着教室门，在斑驳的旧书桌上埋头写字的男老师抬起略微谢顶的头。
他说的汉语，旁边一位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女老师是翻译。她的漂亮，是小孩都会迷恋的漂亮，并不是眼睛鼻子或嘴巴好看，而是整个儿透出的清雅和亲切，像一枝春天的山梨花，让人置身于眼睛都能看见的芬芳。
男老师甩手把钢笔朝脚边抖抖，再把笔尖举到额前对着阳光眯眼瞅，说：“不行，上面有规定，七岁才能上一年级。”
他这话像是对钢笔说的。也像他的那个“上面”就住在笔尖。
阿妈抓着我的手，把身体微微前倾，声音虚弱如面前的旧书桌上飞起的一只病蝇。她说：“他可以写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谁也没教过他。”
女老师凑近男老师嘀咕几句，像是把那只“病蝇”吹进他耳朵。
男老师哦了一声把目光从笔尖转到阿妈身上：“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当年红军留下的？”
阿妈使劲儿点头。
男老师看看我：“那可是繁体字哦，中学生都写不了。”但他眼睛里并没有这时该有的讶异或赞赏。
他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铁超。”
“铁超？铁超是什么意思？”
自记事起，这名字就长在我身上。就像不用去想为什么手叫手脚叫脚，我从没想过要弄明白它的意思。可现在，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了。我扭头看阿妈，期待她能有一个非同凡响的解释。
阿妈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脸胀得通红，一丝尬笑浮现唇角。
“就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的意思！”突然，她提高了嗓门，仿佛要以此掩饰什么。
女老师忍俊不禁地翻译。
男老师噗嗤一声笑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报名的大人小孩都跟着笑了。我对阿妈的话无比失望，甚至觉得这个可笑的名字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关于我的身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自己是个灰头土脸的孩子了。阿妈的双手在我肩头不停摩挲。这回，她手掌的粗粝，我是用衣服感知到的。
男老师说：“这名字，像是给捡来的孩子的。”
女老师怔了怔，照译了他的话。
河谷藏语的“捡来”，和垃圾一类的邋遢词汇更搭。男老师意识到失礼，吐着舌头看阿妈。他看见的是阿妈一脸灿烂的笑，还有阿妈身后那些高高低低的同样灿烂的笑脸，像一垅傻乎乎的向日葵。
看来，除了名字的主人，没人介意这样一个糟糕的解释。
我有些泄气。
男老师伸出沾着红墨迹的手摸摸我的头，说：“没啥，孩子，这样的名字汉地也有，什么猫啊狗啊的。父母把名字取得贱一些，其实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
女老师用手掩了嘴哧哧笑：“这没有什么，我的名字也差不多，太吉梅朵——灰尘里的花。”
啊，我的名字和美丽的太吉梅朵老师如出一辙，这是多么大的幸运啊！我欣喜不已，大有找到知音的感觉。铁超这个名字，立马变得不寻常了。
我不用转头就可以感受到身后那些孩子羡慕的眼神。
男老师说：“不过，就算他可以写红军万岁，上面的规定也不能破。你们明年再来吧！”
阿妈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苦求。她本就是个腼腆的人，况且，在我上学这事上，她并没有阿爸上心。
我转身从阿妈腋下看过去，校门内侧的土坡上，几棵新绿的垂柳在阳光下轻轻摇摆，于方寸天地间舞动清新透亮的春意，被还未返青的荒凉远山映衬得醒目而高贵。那些树瞬间让我爱上了什么，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它们。
我抬头看着阿妈的脸，使劲攥住她的衣角往下拽。我说：“我就是要上学！”
阿妈愣神了，眼中闪起白花花的东西。
她用手指着自己，说：“刘江老师，你不认识我啦？”
原来阿妈认识男老师。她说的是不太流利的汉语。刘江老师疑惑地上下打量她，半天不说话。我觉得此刻他的魂魄已经离开旧书桌前的身体，飘到往日时空里的某个角落，从地上捡起遗落的物件，一件件吹开灰尘审视。最后，他张大嘴巴。我知道他找到了记忆中的阿妈。
“你是央珍？”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央珍。这么多年了，你一定是认不出我了。”阿妈使劲点头。
后来阿妈告诉我，刘江老师是第一批骑马进入硕曲河谷的乡城的汉族教师之一，在桑披岭寺马厩改造的教室里教过阿妈他们三年书。三年后，因为外公去世，外婆又病着，家里成了生产队的“超支户”，阿妈不得不退学务农。
刘江老师感慨道：“央珍央珍，时间过得真快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太吉老师笑着看看阿妈，又看看我，对刘江老师说：“收了这孩子吧，就写成七岁，分到我班上来。”她笑的时候，嘴边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逗留在垂柳上的春意，此刻，到了她的酒窝里。
于是，不满六岁的我，成了乡城城区小学的一名学生，并且，在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凭空长了一岁。那一岁里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都在那天被摆动的柳枝和太吉老师的酒窝一网打尽。
3
上学以后，临摹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聪明劲儿，并没有在我的功课上有特别的显现。拼音、算术每次都只是及格而已。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体育课跑步时，跑最前面的男同学整整把我落下一圈。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
我想，我长一岁，同学们也长一岁，难道我要因此一直落后吗？这是个不容易想清楚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上学是一件无趣的事！除了枯燥的课堂和写不完的作业，每日还要起早摸黑，难得有玩的时间。学校里的老师们，除了太吉老师，几乎都是忧心忡忡的模样，少有展露笑颜的时候。后来我回想，那年月，无论是老师干部还是农人牧民，谁的日子都过得艰难，不易找到开颜一笑的理由。
季节进入夏天。
那天，吃过午饭，我出门上学。烈日下，路边几丛牛耳大黄把宽叶子耷在茎秆上，散发出阵阵苦香。
阿尼久久戴着塌了边的旧礼帽，弓着腰在前面蹒跚独行，一种和时间和生命有关的隐约的悲凉，就游荡在他身边的热浪里。
我加快步伐从他身侧走过。我知道要被他叫住说话，那可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阿爸去哪儿了，阿妈去哪儿了，问县城和学校的新鲜事。他是寨子里好奇心最强的老人，总试图用一次机会摆脱老迈带给他的闭塞。
“铁超！”阿尼久久从身后叫住了我。
我暗暗叫苦，不得不停下脚步，把脸上的不耐烦调整成谦恭的笑，问：“阿尼久久，你有事吗？”
阿尼久久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这问题却刺痛了我。
他问：“孩子，上了这么些时间的学，听说你还是只会写红军万岁？”
我知道如果我说我还能写别的，他一定会叫我拣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给他看。眼下，无论他在等待什么，我都不想叫他得逞。
我一拧脖子：“你听谁讲的？”
阿尼久久笑呵呵地：“当然是寨子里的学生。但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
我没再理会他，拔腿走开，对之前给了他好脸色追悔莫及，心情低落成了牛耳大黄耷拉的叶子。
阿尼久久的声音从身后追来：“我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迟早会出息，好好读书，不要贪玩！”
我想，他操的心可不比太吉老师少。我又想，我学习不好的事连老成这样的阿尼久久都知道，那一定是寨子里公开的秘密了。我知道那会令寨子里的人们兴奋。对于和自己并不亲密的家庭和人，他们更乐于看见的，是失意和失败。
我开始埋怨自己，为啥该玩的时候不去玩，偏去临摹那些字。我也埋怨当年的红军，把这些字写谁家不行，偏要写在我家。现在，它们成我的负担了。
我最早学会的汉语就是“万岁”。与其说是学会，倒不如说是听会。大人们在充公的地主家宽敞却昏暗的“年绕”（聚会厅）里开会时，驻村干部带领他们振臂高呼的就是什么什么万岁。有时前面还会加个打倒谁谁。
当我得知厨厅壁板上的字里有耳熟能详的万岁时，就有了异样的感觉，把它照描到地板上，像是把一位站着的朋友唤到身边坐下一样自然，没想因此开启了我的上学生涯。
在我上学这件事上，阿爸阿妈操了第一次心后，就很少过问我的功课了。他们像寨子里的其他家长一样，给予学校和老师的，是无条件的信任。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把上学的我和写红军万岁的我当成同一个儿子。
慢慢地，我成了“不求上进”的孩子。好脾气的太吉老师有时也会把我带进她的办公室，叹着气数落一通。我对那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毫无兴趣，她似乎也并不指望我能听进去。她只是像一位大姐姐般自顾自地语重心长。而我却渐渐迷恋上了她，只要能见着她的酒窝，闻着她身上的味道，别说站办公室挨骂，就是挨打，我也乐意。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对她的感觉，是否就是关于男女之情的初心躁动。那种感觉，有时像一场阵雨之后，站在蒸腾着水汽的野地里看一弯新虹；有时像夏暮牧归时，循着暖风里的炊烟回家；有时像坐在林间开满各色野花的草甸上，听噪鹃一声空灵悠远的清啼......满是童心与自然的交织与缠绵。
太吉老师成了我童年里无可替代的风景。如果不是写这篇小说，它或许应该成为我一生的秘密。
4
阿爸从乡信用社借了三千元，从硕曲河上游的益戎草原买来十几匹马，赶到下游大雪山那面去贩卖，恰逢“严打”，因为没有路条，被关进了监狱。
县公安局和乡政府的人把那个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坏消息送到家时，阿妈用昏厥展示了她的惊愕与悲伤。那位大胡子副乡长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忧虑和关切。他说：“可惜，他卖马的钱没来得及转回乡信用社。”
副乡长是阿爸的好友，阿爸从信用社借钱就是他给张罗和担保的。或许，贩马的生意也有他一份。他抽着烟，等阿妈稍微恢复平静，又说：“没事儿，如今农民跑生意不犯法，乡里已经给那边去了信，证明他是遵纪守法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出来。”
副乡长的目光缥缈如他鼻孔中钻出来的青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其实对于父亲被抓的突发事件和“严打”这样的大形势，他这个本来就没多少文化和见识的副乡长，也和普通乡民一样发着懵呢。
阿妈将信将疑地看看他，又转头看看公安局的人，无助的目光就快耷到地上了。每个人都在点头，每个人的眼神都在游弋。
阿妈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娘俩可咋办哦？”
她说：“愿佛祖保佑，我家几代人谁也没伤天害理过，我们不会摊上厄运的！”
她又说：“他就是个不知足的人，老想着挣钱挣钱，这下好了，钱没了，人也进去了……”
接着，她开始语无伦次。但她在强作镇定。
人们走了以后，她把我搂进怀里哭。我看见厨厅灶台上方的墙洞透进来的光里，一只灰色的小蜘蛛吐着丝吊下来，蛛丝泛着水线般的亮。
我说：“阿妈快看，蜘蛛！”
寨子里谁看见吊丝的蜘蛛，都会认为是好兆头，遇上小如黍米的蜘蛛，还会念着祈运的话，小心翼翼地把它接到手上，再放归于墙角或草丛。
我又说：“阿妈快看，好运蜘蛛！”
阿妈终于抬起头来，顺着我的手指，把目光移向灶台上方。我知道在那里，她能看见的只有黑暗和悲伤。我不想再费口舌了，只觉着无论她看向哪里，都看不见希望。
果然，一阵持续的抽泣之后，她又放声哭起来。她的嗓子已经沙哑，我心里也有什么隐隐作疼的东西在结痂。
我了解阿爸。他是个直性子，是拥有好口碑却又令人不愿亲近的直。他常为此碰壁，却从不见改观。
他和阿妈是包办婚姻，他是上门女婿。听他讲，促成这桩姻缘的，除了阿妈的家道中落，还有另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的故事。
故事里，阿爸的先祖是个不走运的赌徒，在牌桌上把房产家当都输给了阿妈的先祖，不得不搬离色尔寨偏安一隅。因而阿爸的倒插门带着家族使命——回到曾经的家园，做回那里的主人。而他面对的，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养成急性子，或许多少和此有关。
我开始有了对阿爸的牵挂。这牵挂里却有着一丝隐秘的快感，好像终于得到机会体验一段没有阿爸管束的日子。
而真少了阿爸这个顶梁柱，日子很快变举步维艰了。
阿妈成天苦着脸。从知道阿爸进了监狱那天开始，她也把自己关进了心底一个阴暗的地方。她是那种把哀楚都写在眼睛里的女人。我觉得她随时可能抱着路边的树或者别的什么哭诉一场。
寨子里的乡亲和风尘仆仆赶来看望的亲戚，给我们的同情和安慰，虽都出自真心，但我依然能从言谈间闻出他们幸灾乐祸的味儿。我是个敏感的孩子，知道这多少和父亲平日的我行我素有关。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悲悯，仿佛集体破译了关于我悲惨命运的密码。这种眼神汇聚成一只无形的大手，摁在我后脑勺上，推着我狼狈奔走。
这天下午放学，太吉老师让叫住我，让我给阿妈带个东西。我跟着她去了她家，她说：“你吃完饭再回家。”
我有些手足无措。她简陋而干净的厨房里飘荡着一股永远不会出现在我家里的清香，就连钢炉烟囱挨着的玻璃窗上，都找不到一点阻滞目光的尘垢。
她让我洗了手，坐到钢炉旁的小凳上。我手上全是香皂味儿了。钢炉里的火呼呼响着，不一会儿便烘暖了小屋。
她端来一盘白馒头，把一块附着薄薄一层白肉的猪皮丢到钢炉上，肉皮滋滋冒着油沫在炉皮上卷拱。不一会儿，屋子里都是诱人的肉香了。
我这才想起，我和阿妈已经有日子没尝到肉味儿了。阿爸坐牢后，阿妈把三楼廊檐下的几块风干猪肉取下来锁进了木箱子。她这是在为阿爸回不来做长远打算呢！
也许，她是对的。阿爸啥时能回来谁也说不准，我们得尝试着过精打细算的苦日子。
看我把肉皮就着馒头吃那么香，太吉老师眼睛开始湿润。临走，她把一件半新的碎花衬衫包在报纸里给我带上，说：“回去告诉你阿妈，不要太苦了自己。家里有啥难事，你给老师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从此，肉皮在钢炉皮上冒着油沫滋滋卷拱的画面，成了我对美味最好的记忆。而太吉老师的话，也成了童年里有肉香烘托的最暖心的话。
吃了一顿香喷喷的下午饭，我满心欢喜地带着衬衣回家，原以为阿妈会高兴，没想她却抱住我哭了个够。一直到晚上睡觉，她脸上也没露出一丝笑容。
5
第二天上学时，我头上依然罩着拨不开的愁云，无论慢行还是疾走，都走不出阿妈的忧伤。
寨子里出奇地安静。我走到寨口的老柳树下，一条从大道上岔开的小路伸向低矮幽静的灌木丛，牵着毛茸茸花球的藤蔓爬满灌木枝头。我知道这小路通向长势荒芜的荞麦地，只要我走过去，就会离学校越来越远，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就没法跟着我。我相信荞麦、山坡、树林、小溪……都会慷慨接纳一颗焦虑的童心。
我踏上了那条小路，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在给第一次逃学添加注脚。那样的心境，那样的岔路口，上学和逃学之间，我几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露出黄土的干芜的荞麦地边，除了几丛蔫头蔫脑的荨麻，就是贴地的根须交织的酸叶草。酸叶草学称中华山蓼，可以喂猪，连根拔起时带起的松散黄土，只须甩手抖抖，就会细雨般落回它来的地方。
我躺在长满了酸叶草的荞麦地边，枕着瘪瘪的书包看流云，用目光在天幕上把太吉老师教过的想得起来的字都写了个遍。望着轻云起合的蓝天，我想起远方的阿爸来，眼前出现一个场景——阿爸和一群面相冷漠的人挤在一个小黑屋子里，脚臭和汗臭交杂，熏得人不断咳嗽。一声声咳嗽中，阿爸清瘦的影子靠着墙角，慢慢蜷蹲下去，越来越矮，越来越小，最后不见了。
我听见心里刺啦一声，好像一处有着坚韧质地的东西连皮带筋被撕裂了。为阿爸的事，我真正意义的痛从这一刻才算开始。我的心飘过荞麦地、色尔寨和大雪山，沿着阿爸赶马的山路飘向不知道多远的远方。
逃学的忐忑加上对阿爸的担忧，心情一下低落了。中午时分，我也没觉得饿。百无聊赖等到日沉西山，肚皮才开始咕咕叫。四野的鸟声在骤起的轻风中渐渐沉寂。
天色擦黑时，收留了我一整天的荞麦地和四周的景物都敛起了笑容，展露出萧瑟肃穆的模样，好像在无声地催促我回家。慢慢聚拢的夜幕和渐渐凉去的空气里，我有了惧意。我得回家了。但是，逃了学的孩子，该如何去面对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我没有答案。
6
我磨磨蹭蹭顺原路回到老柳树下。天已经黑了，面前高低起伏的土楼的剪影里，闪烁着几星昏暗的灯光。一弯残月高悬于巴姆山顶。
猝不及防间，阿妈从柳树的暗影里扑出来，抱住我哭嚎。跟在她身后的，是打着手电的太吉老师。
阿妈哭喊一阵，推开我扬手就要打，被太吉老师拉住。她们合力推搡拉拽着我回家。家里冷锅冷灶。母亲擦着眼泪数落我一番，半跪着点燃灶膛里干透了的青冈叶子。家的气息在青冈叶子燃烧的声响中弥散开来。这气息里独缺了父亲的味道。我不由掉下眼泪。
太吉老师拉住我的手，目光里满是怜悯。触到她手心，我打了个激灵。那手心虽和她的目光一样柔和，却已经凉透。
她冲阿妈说：“大姐，你别伤心了，孩子还小，会慢慢懂事的。”
阿妈直起腰来捶捶后背：“太吉老师，我听你的。如果没有你，他爷俩都让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话的尾音是在哭腔里落下的，一阵啜泣又接了上去。当着太吉老师，我知道她还有抱怨话没说出来。
太吉老师拍拍我的肩：“铁超，你阿妈已经够可怜了，你可不许再添乱！”
我点点头，阿妈没看见。我说好的，阿妈听见了。
太吉老师指指壁板上的标语问：“这就是你写的那几个字？”
我点点头。
“看一遍就会了？”
“看了好多遍！”
她绽开笑容，对阿妈说：“你看，这孩子不仅聪明，还很实诚，长大了一定能出息！”
她又问我：“阿爸不在，家里就你和阿妈？”
我点点头：“舅舅在巴姆山林子里拉大锯挣钱。”
阿妈脸上的愁云终于荡开，笑容不再凄切。在她转头的时候，眼睛里残留的泪水在低瓦数白炽灯下闪闪亮。我心里的口子又裂开了一点。因为阿爸的事，我对阿妈的真正意义的疼，也从这一刻才开始。
阿妈指着灶台顶上的烘架说：“老师，你看你昨天才给我带了衣服，今天又拿来这么些东西，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我抬头一看，一个簇新的竹篮放在烘架上，里面装着腊肉。竹篮的白和腊肉的红都很惹眼。城里身份的它们屈尊于黑乎乎的乡村烘架，似乎有着道不尽的无奈与委屈。
太吉老师抚着我的头，对阿妈说：“大姐，你就别见外了，铁超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了吃的。我虽然也不富裕，但总比你们好过。遇到难处就让孩子带话给我，我有的，你们也不会缺。”
阿妈又抹起眼泪。这一回，她的眼泪是因为感动。
太吉老师伸个懒腰：“夜深了，我今天就住这儿了。”
我头皮一麻——她要在脏兮兮的土楼里，陪我们度过一整夜！这将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夜啊！我甚至庆幸自己逃了学，得以把太吉老师招家里来。
但问题是，我们让她睡哪呢？
想到堆在“年绕”一角满浸汗臭、油烟味儿的棉被和毛毡被，我就心里打怵。我觉得就算挑出家里最干净的被子盖在她身上，都会是一种冒犯。
阿妈也和我一个心思。她说：“这怎么成？这里太脏，你会睡不好的。一会儿喝过茶，我娘俩送你回县城。”
太吉老师绽开笑容：“大姐你别跟我客气，我也来自乡村，你们睡得好的地方，我怎会睡不好？”
阿妈问：“老师，你老家是哪个寨子？”
太吉老师没有回答她，歪着头看看我，说：“同样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铁超可以睡好，太吉梅朵为什么就不能？我明天还想‘押’着铁超上学呢，免得他又中途开溜。”
7
那夜，我迷迷糊糊做了些短梦，却一个也没记住。清晨起床，想到自己要在同寨孩子们艳羡的目光中，和美丽的太吉老师一起走路上学，我就开始心尖发颤。
然而早饭时阿妈的一句话，让我的好心情回到了冰点。
阿妈说：“一会儿，我也得赶着‘嘎乐嘎’去畜牧站配种，我们一块儿走吧！”
嘎乐嘎是一头漂亮的花母牛。阿妈前几天就念叨过，说县畜牧站新近从遥远的汉地引进了一头大公牛，如果给嘎乐嘎配上种，来年开春，就会生出品种优良的小牛。她说寨子里已经有好几家去配过种。她还嘀咕了一句：“这种事，女人怎么好去呢？”
阿妈似乎在太吉老师住在家里的这一夜，变得坚强了，要去做本来指望阿爸回来后做的事了。
于是，上学路上有了这样一个画面——我在前面背着书包牵着牛绳，阿妈和太吉老师走在后面，中间隔着漂亮的嘎乐嘎。因为去畜牧站得穿过县城主街，阿妈特意穿了那件过节才穿的暗红色的灯芯绒外套，里面是太吉老师送她的碎花衬衫。我怎么看都觉得她是按嘎乐嘎的样儿打扮的。
同行的孩子们侧身让到路边，放我们先行，打量我们和相互对视的眼光里透出戏谑和嘲弄。毕竟，畜牧站引进大公牛配种的事，在孩子们中也不是秘密了。
我脸上热辣辣的，拽紧牛绳加快脚步。阿妈和太吉老师紧跟在后。我知道她们也有些难为情。只有蒙在鼓里的嘎乐嘎，哞叫声里透着新奇与欢快。
我唯一一次和太吉老师同路的美好清晨，被阿妈的糟糕主意给彻底毁掉了。
畜牧站墙皮斑驳的小窗里，一位吊着脸的黑瘦女人收了阿妈一块五，递出来一张纸条，朝配种小院方向努努嘴。她全程没说一句话。我想，她会不会是个哑巴？不管是不是，看来这是一份哑巴都可以胜任的工作。
牵着嘎乐嘎走进配种小院，三位戴黄军帽的工作人员正在露天里围着一张旧桌子聊天。看见阿妈和太吉老师，他们窃窃私语几句，眼睛里多了一种光芒。
岁数大点的那位接过阿妈手里的纸条，草草看看，拉开抽屉丢进去，眼光又睃回阿妈和太吉老师脸上，吩咐另两人：“把大公牛牵过来！”
那两人懒洋洋起身朝院内的一个小铁门走去。
他又问了阿妈几句话，夹杂着汉语，咬音滑稽，吐字笨拙，像嘴里含着个嚼不烂的东西。他是本地藏人，却用蹩脚的汉语说话，以此展示吃着公家饭的“幸运儿”的高人一等，哪怕干的是并不体面的活。当然，也有点在阿妈和太吉老师面前卖弄的意思。
长大后，我发现这些人大多把这种半生不熟的汉语作为了家居用语，把孩子们一个个养成不会藏语的藏族人。有的还会以自己名字的首字为姓，不管与汉族百家姓是否相符，给孩子叫个“爱东”“晓红”之类的汉名坠在后面，附庸自己并不太了解的时代。
如今回想起来，有时我会庆幸自己没出身于那样的家庭，得以拥有铁超这个尘味浓烈的名字，任何时候，都能让我在命运的洪流中不费劲儿地找到自己的影子。
那两人一前一后把那头健硕高大的公牛牵到嘎乐嘎身后。阳光刚刚照进小院，公牛的影子占据了小半个院子。它雄赳赳跃上嘎乐嘎的后背，嘎乐嘎几乎被压塌了，发出一声惨叫，四蹄在三合土上不停划拉着调整姿式。
阿妈红了脸对我吼：“拉紧了它！”
我死死攥住牛绳。
太吉老师远远避开，脸上也是和阿妈一样的红霞。
拉住公牛的一个人对阿妈喊：“我们腾不开手，你得把母牛尾巴拉开，逮住公牛的东西送进去！”
另一个说：“对啊对啊，孩子都这么大了，啥没见过？”
这话他们是用藏语说的，语气可以用欢快来形容。我脸上滚过热浪，恨不能就此撒腿跑开。
阿妈怔了怔，捂着脸跑到太吉老师那边去了。
拉牛的两个人等待的好像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俯下身去，把交待阿妈做的事给做了。
离开畜牧站时，太吉老师扳着脸，背对着还在发笑的两人骂道：“不要脸，当着孩子对一位母亲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你们就不是母亲生出来的！”
一人接过话头，声音却少了底气。他说：“我们这是工作，每一句话说的都是工作！”
太吉老师轻蔑地笑道：“是啊，工作，你们就这么工作吧，姐妹妻儿会为你们骄傲的！”
那人突然提高了声调：“我们也不想干这个。要不，你给县委大领导说说，把我们调别处去？”
太吉老师胀红了脸，咬着唇不说话。阿妈撇下我和嘎乐嘎，拽上她就走。我牵着步履蹒跚的嘎乐嘎跟在后面。
踏出畜牧站满是锈迹的大铁门时，我长长舒了口气。太吉老师停下脚步，对阿妈说：“大姐，我找人说说，尽快让铁超的阿爸回家。否则，你一个女人家太难了。”
阿妈瞪大眼睛看她，好半天才问：“你能行？”惊诧的嘴型如同一个问号。
太吉老师说：“能行！”
阳光越过一排低矮破败的平房铺到了县城唯一的主街上。匆匆而行的三个人一头牛，在狭长街道上投影出一幅仓皇逃遁的景象。
8
阿爸是跟着第一场冬雪回来的。他从寨子外的小路远远过来时，寨口老柳树下的泉眼边汲水的人们停下手里的活，交头接耳地等他走近。
初雪染白了墙头、树梢和远山，却泥泞了地面。阿爸踩着泥泞，背着简单的行李，以蒙着薄雪浮着淡雾的远山为背景，一步步走进寨子。
人们老远就认出了阿爸。等到他走近，他们纷纷发出惊叹——他身上只穿着单衣，料峭的雪晨冻得他瑟瑟发抖。
人们围住他嘘寒问暖。他说：“这不算冷，昨夜坐了一晚上的邮车货箱，那才叫冷，差点没冻死，好在有邮包可以堆在身上挡风。”
有人问：“你怎么就穿这么点？”
他竖起大拇指朝肩后一直，说：“本来有一件毡袍，送给狱友了。”
阿爸说到狱友的口气，和当过兵的人说到战友时差不多。
内心波涛翻滚的阿妈，站在人群的最外围，默默流泪。阿爸的突然出现，最欢喜最有一肚子话要说的，就是她。而这个时候，即便人们不把她挤到外围，她也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波澜该从什么地方冲开一个口子，把这些日子的忧愁、苦闷、委屈释放一空。
那几天，我上学放学的时候，常看见阿爸坐在寨子里的石臼、圆木或谁家门槛上，给围住他的男女老少讲他贩马和坐牢的故事。没几天，他的故事就在寨子里传得人尽皆知。他的狱友里，用牙膏皮刻象棋的“老刘”，见天就知道哭的“小李”，都为寨里人所熟知。他们转述父亲的经历时，提起这些人就像提起交情至深的朋友。
在巴姆山老林子里拉大锯的舅舅得到阿爸回来的信儿，连夜赶回家来。他和阿爸阿妈围在灶膛前聊到深夜。太吉老师送来的腊肉，在缺了一只耳朵的铝锅中咕嘟作响，厨厅里香气袅绕。我睡在了厨厅一角看得见他们的地方。
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得知，贩马生意让阿爸赚了可观的一笔钱，可惜坐牢时被没收了；舅舅拉大锯改木板的东家是县武装部，部长喜欢舅舅老实，事事都关照着他。
阿妈也讲到我的逃学和太吉老师的帮助，说着说着哽咽起来。我能听出她的哽咽里已经没有了忧伤。她说多亏太吉老师托了人，阿爸才得以提早出狱，而且，把乡信用社欠款的还款日期帮着延后了一年。
阿爸闷了好一阵，问：“她一个年轻女孩怎么这么大本事？她托的谁呀？”
阿妈停顿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清楚，她没告诉我。再说了，咱不需要知道她托的谁，记住她的情就是。”
阿爸说：“是啊，我们得记情。可是，我们又还得了人家的情吗？”
在灶膛里火星炸裂的噼啪声中，他们陷入沉默。
9
舅舅要出家了，成为政府恢复宗教政策后，乡城桑披岭寺首批收皈的僧人。剃度前一天，我们在家里给舅舅试穿从拉萨带回的僧袍。舅舅拉大锯的手显得十分笨拙。
忙乱间，太吉老师突然到访。她提着一小篓苹果，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得舅舅红了脸。
阿爸对太吉老师说：“老师你看，以后我们家也有尊者宗喀巴的弟子了！”
阿妈说：“是啊，我亲爱的弟弟一直不愿接受姻缘，命中注定就是等着这一天呢！”
太吉老师轻叹了一声“真好！”。这话只有我听见。
舅舅把耷下来的僧袍搭回肩上，偏着头打量自己。他在极力掩饰他的拘谨。
阿爸退后几步，指着舅舅笑道：“瞧啊，真是一位‘扎巴洛道’。”
“扎巴”是指僧人，而“洛道”则是形容身躯矮小圆滚。
我自作聪明地把父亲的话缩成一个精炼的词。我说：“舅舅是个‘扎洛’。”
话一出口，气氛就不对劲儿了。阿爸紧抿住嘴，把已经冲到喉咙口的笑死死关住。阿妈也憋住笑，伸手打一下我的头：“这孩子瞎说什么呀，快去写你的作业。”
太吉老师用手捂住嘴，轻踢了一下我。
后来我才知道，“扎洛”一词，专指犯了色戒的僧人。我居然在舅舅刚要皈依佛门的关头，说出这么一句不吉利的话来。好在童言无忌，大人们不会计较。
送太吉老师走的时候，阿妈装了一篓子鸡蛋，死活让她带上。刚出院门，阿妈站了下来问她：“太吉老师，你今天到我家还啥都没说呢，是不是铁超又闯祸了？”
太吉老师摇摇头：“没有，我听铁超说他舅舅明天出家，特意过来看看。”
阿妈点点头，有些动情了：“看见你，我就像看见自己的亲妹子。”
太吉老师揽住她肩头：“大姐，我真把这里当我家了。也不知为啥，看铁超的舅舅穿上袈裟，我和你们一样激动。”
到了村口的老柳下，太吉老师让我们留步。目送着她孤单的影子消失在视线，阿妈自语了一句：“这姑娘，家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呢？她不说，也不好多问。”
10
阿爸贩了一次马后，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往日被生活埋没的经商才干，并按这不尽靠谱的发现，又跑起了生意。
当然，他如果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小买卖，有朝一日，或许可以还清信用社的欠款，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但他不是安分的人。用他后来的话说，老想一夜间让财富像夏日的硕曲河一样翻涌。于是，我们的命运又一次被他拽着转向。
舅舅出家了，阿爸去跑生意了，伺弄包产到户的十余亩地的任务，就落在阿妈头上了。这地里种点儿啥，怎么种，全凭阿妈自己做主。
阿妈说女人干农活得有人搭把手。好像拉上我和她一块儿做农活，只是为了搭搭手。但事实上，没过多久，耕地、起垄、薅草、割麦、打场等等，她都把我训练成了好手，农忙时节，甚至还得向学校请一两天假。
那时候，生活中不断冒出的新奇和诱惑塞满了人心，大人们对孩子的功课就更加无暇关心了。我上学前就能写红军万岁的事，不再有人提起。我也乐得卸下这个包袱。
嘎乐嘎的肚皮有点儿动静的时候，春节快来临了。但是，当我们沉浸在等待过年的幸福中时，阿爸又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他因贩卖猎枪子弹再次坐牢。
他和益戎草原的生意伙伴根秋，在大雪山那面卖完长途赶去的牦牛后，走私两箱猎枪子弹，拿到益戎草原去倒卖。
根秋是个盘着大辫子英俊男人，见天笑模样。来我家时，还把腰上的短刀解下来送给我。阿妈不让我收，她说：“像根秋叔叔一样经常出门的人才用得着刀，你一个小孩子，要刀做什么？”
根秋对阿妈说：“藏家男人的肩是点佛灯的肩，腰是别利刃的腰，孩子虽小，但总要长大。”
那是一把刀鞘没有任何纹饰，内刃却锋利无比的好刀，我特别喜欢，吊在屁股后嘚瑟了几天，却在根秋离开我家的第一天就被阿妈收去藏了起来。
那是我和根秋唯一一次相见，在我记忆里，他的气息就如同没有纹饰的刀鞘般与众不同。
阿爸后来回忆，那趟生意，他和根秋带着两箱子弹，到了益戎草原一个四面环山的偏僻牧村。根秋让阿爸在牧村对面的小草丘放马啃草，他带着两箱子弹去找朋友寄卖。
阿爸说他永远忘不了根秋牵马走过冰溪上的木桥的背影。那一刻，夕照中的小牧村静得连一声犬吠也没有，阿爸心里隐隐有一丝不安。
等到天色擦黑，也不见根秋返回。阿爸起身准备进牧村探个究竟时，村口突然蹿出几个黑影，直奔他所在的山包而来，边跑边放枪，子弹“噗噗”钻进身边的冻草皮。阿爸跃上坐骑飞驰而去，逃离了那座要命的草丘。
阿爸逃出来后，知道根秋凶多吉少，径直去牧村所在的乡政府投案。他给家里带了信，说自己豁出去坐几年牢，也得给根秋报仇。益戎县公安局查实根秋被牧村里的三兄弟所杀。他们居然是根秋的生前好友，身上还背负着几桩命案，都被判了死刑。阿爸虽然举报有功，也被判了五年徒刑。
阿妈得到消息时，又一次陷入昏厥。这次，阿尼久久把她的人中掐破了皮，她才醒过来。我放学回家时，阿妈躺在床上，身边围着一圈抹泪的女乡亲。
阿尼久久和一帮男人坐在厨厅灶膛前，压低了嗓门儿说话。我进门时，就听见阿尼久久咂着舌夸阿爸：“三尊者佛在上，什么叫血性汉子？他就是！舍却身家性命，也要给朋友讨还公道！”
赢得好口碑的阿爸，被押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农场劳改。舅舅带阿妈去探望过一次。阿爸见阿妈伤心加晕车整个人都变了形，就嘱咐他们以后别再去了。阿妈又一路哭着晕着回来，到家还大病一场。
阿爸这一次的坐牢不同于第一次，三年的服刑时间，让我们断了很多念头少了很多焦虑。病愈后的阿妈，表现出少有的坚韧，每日聚集于村庙转经的爱嚼舌头的阿婆们，说起她时总会竖起大拇指。
我对阿爸的再次身陷囹圄，并没有特别的伤怀。毕竟，他的义气和担当，令我自豪。但是，当我想到盘着辫子的笑眯眯的根秋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心底便会升起苦涩。这苦涩与其说是给逝者的，倒不如说是给孩子视角里的莫测命运。
11
日子一天天熬到深秋，地里的元根该收了。
这天是星期日，我和阿妈起了大早，摸黑去地里拔元根，天亮时，已经把偌大一块地里的元根全拔出来散堆于四处，元根叶上的霜露打湿了裤脚和鞋。
我们坐在地边吃干粮，看着满地的元根犯愁。靠我们娘俩，要把根叶切分，再一篓篓背回家，到天黑也做不完。阿妈不说话。自从阿爸劳改，她的话越来越少，做事总像发着狠和自己较劲儿。我也没说话。我知道眼下寨子里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活，谁也帮不了我们。
我捡起一块土坷垃朝远处的桑披岭寺扔去，心里暗骂舅舅：一个厨殿里的粗使和尚，难道比活佛住持都忙？家里都这样了，也不说回家帮忙！
当我的目光追着土坷垃落地时，一群花花绿绿的影子闯入眼帘。仔细一看，是太吉老师和一帮城里同学，后面还跟着武警中队的五六个战士。太吉老师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扇着风，正向路人打听什么。她顺着路人指的方向看见了我，兴奋地喊起来：“铁超，我们帮你来了！”
同学们也跳着脚地朝我招手，踩着别人家的地，一窝蜂跑了过来。这一天，我家元根地里的劳作成了风景，过往人都来瞧热闹。
闲不住的阿尼久久也拄着拐棍来了。他看着山雀般闹腾的孩子们，对阿妈说：“多好啊，看见他们，心就会飘起来！”
他看着挥汗如雨的中队战士说：“多好啊，部队的孩子干起活来就是比别人利索。是谁把他们派来的？”
阿妈朝太吉老师努努嘴：“当然是铁超的老师请来的。她可真是个菩萨心肠的人啊！”
城里同学没一个会干农活，尤其几个女同学，抄着手站在元根堆前，不知从何下手。
太吉老师见状，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分成男女两组，女孩子由她和阿妈带着切元根，男孩子跟着我和战士们把切分开的根叶用竹背篓背回家。这一下，事情变简单了，同学们也安静了。
太吉老师把外套脱下来拴在腰上，挽起衬衫袖子，风风火火给女同学们做示范。她熟练的动作把所有人镇住了。
阿尼久久问阿妈：“这孩子可真不像城里人。她是哪儿的人呢？”
阿妈直起腰捶捶后背，说：“我还真不知道！”
地里蒸腾的雾气中，交杂着潮湿的土香和被切割的元根的气味。埋头劳作的太吉老师额上一缕汗湿的头发，在和煦的初阳下闪闪发亮。三三两两的女生在她身边穿来穿去，偶尔冒出一两声银铃般的笑语，让清寒的空气多了一串彩色的音符。
春意裹住的秋天，多么令人惊喜啊！
太吉老师一行走的时候，我和阿妈把他们送到寨口。日落时分，空气中有了凉意。同学们七嘴八舌和我道别。太吉老师把阿妈和我叫到一边，说：“我托人给信用社打了招呼，铁超阿爸欠的钱，啥时有啥时还，从今年起不算利息。”
阿妈抚着太吉老师的手，笨嘴笨舌地表达感激。太吉老师摇摇头，说：“大姐，啥也别说了，我们都是苦命人。你说过我像你的亲妹子，姊妹间能帮一点算一点，有啥可谢？”
阿妈满是汗迹的脸僵住了。她一定十分纳闷，眼前青春美丽的太吉老师，明明是上天眷顾的宠儿，怎么会说自己也是苦命人？
12
学校大门边的几棵柳树才冒出新芽，开春的第一场雨就冒冒失失飘下来。操场和土路上的细尘刚被浇湿，雨停了，停得像来时一样突兀。除了这细雨，树梢的绿，风里的暖，一切都是浅尝辄止。也许，初春就该这样，也许，时令的交替和变化，就该这样。
一个和春色一样含混暧昧的消息，在校园里传开了。传到我耳朵里的，是同学小扎西。小扎西的父亲也叫扎西，是县里的副县长。他在教室后门的花台边，神秘兮兮地凑近我耳朵说：“我给你说个事，可不许告诉别人。”
我们平时并不算亲密，这个秘密，我不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我说：“什么事，说吧！”
他说：“我爸说太吉老师要离开学校了！”
小扎西的消息来源于当官的父亲，应该不会错。我脑海里嗡的一声！我这才想到已经几天没见太吉老师了，她的课都是刘江老师代上的。
太吉老师就要离开学校，离开我了？
小扎西四面瞅瞅，又说：“听说县委大领导要把她从学校调走。”
“县委大领导？”这话有些耳熟。我愣了愣，想起去畜牧站给嘎乐嘎配种那天，那人冲着太吉老师说过这话。
小扎西盯着我的眼睛：“是的，县委大领导，听说是太吉老师的那个。”
“那个什么？”我不解。
小扎西笑得很诡异：“是情人。我妈说那人岁数比太吉老师大很多，这叫老牛吃嫩草！”
“什么？”
“老牛吃嫩草！”
我一把抓住小扎西的胸口，把他拖倒在地，举起拳头吼道：“你再乱说，我打死你！”
小扎西抱住我一使一扳，反把我压在花台上。我这才领教到，他大我一岁可不是白大的。
小扎西骂道：“别以为我好欺，让着你不知道啊？”
我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他按住我，拳头落了下来，嘴里骂道：“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太吉梅朵是你姐还是你妈啊？”
13
我和小扎西挨了刘江老师一通训，站在他办公室门前，等着家长来一起认错。脚边的草坪上，冒着星星点点的嫩芽，许多小虫蚁在其间穿梭忙碌。
小扎西沮丧地说：“都怪你，本来好好的，你非要动手，还像女孩子一样，把我的脸都挖破了！”
我心里有些愧意，嘴上却不服软：“谁让你那样说太吉老师？挖你算什么，你把我眼睛都打肿了！”
小扎西沉默片刻，说：“我说太吉老师那些话，你刚才没告诉刘江老师，够朋友。一会儿也别说出来，不然回去我爸会打死我的。”
他几乎在哀求。他得在家长到来前赶紧摆平我。
就算他不求我，我也不会让亵渎太吉老师的话再从我嘴里出去，哪怕只是一句。
我说：“好，但你得保证不再对人说那种话。”
小扎西连连点头。
我揉了揉胀痛的眼睛想，太吉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心里却有一块石头没落地。
这场风波眼看就要落幕，却因为小扎西母亲的到来，有了新的演绎。
舅舅比小扎西母亲先到。他在刘江老师面前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还抽空笑着冲我抠下巴。我知道他的意思——打不过人家，该！
一切都在小扎西母亲到来后变糟了。
那年头，身上散着百雀羚香气，烫着卷发，蹬着高跟鞋，还系着红纱巾的女人，可谓难得一见。小扎西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远远从学校大门进来时，走路的姿态便与众不同。那姿态里有优越感，也有着与身边世界不搭调的忐忑。
她把小扎西拉到刘江老师跟前说：“你看看，把脸都挖成这样了！学校怎么管的学生？你们得负责！”
刘江老师准备好的话都被这一句给堵回去了。他皱皱眉头，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对不起，的确是学校没管好。不过，学校有四百多孩子，老师们有时也照管不过来，尤其这些男孩子，个个像撒欢的牛犊。”
小扎西母亲一听这话就来气了，突然提高嗓门：“班主任太吉梅朵呢？怎么不见她？”
说着，她还转着头四处看，仿佛太吉老师就躲在她视野里的某个墙角或树后。
刘江老师说：“她休假了！”
小扎西母亲从鼻孔里喷出几个“哼”，连成一串冷笑：“休假？我看是休别的什么吧？恐怕是只顾着攀高枝，忘了孩子们吧？年轻轻的，真有她的！”
刘江老师一声怒喝打断了她。他正色道：“请你说话注意分寸，老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当着孩子说这话，不合适吧？”
小扎西母亲似乎也意识到什么，不再和刘江老师争辩，
只把小扎西的脸扳来扳去地端详，嘴里唠叨着：“我得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乡下孩子的指甲脏，千万别感染了！”
一直被她忽视的舅舅，终于等来插话的时机。他也从鼻孔里冒出几个“哼”，转头对我说：“小子，咱的指甲脏，你应该用拳头或者石头，那样才像男人！”
小扎西的母亲转身怒视舅舅。这是她进入校园以后，瞧舅舅的第一眼，好看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几乎就要喷出火来。
舅舅并不理睬她，继续说：“是啊，咱乡下人只是外表脏，但有的城里人却是心里脏，屎一样的话都能从嘴里出来！”
我第一次见舅舅说这样的话。这位寺庙里的粗使和尚，惹急了还真有些刻薄呢！我知道这也是因为小扎西母亲说了太吉老师的坏话。
后来的剧情不难想象，小扎西母亲连哭带闹，把校长都招来了，也招来许多好事的学生。
小扎西死死拽住母亲的衣角，“妈，妈”地叫着劝阻，偶尔扫过我脸上的目光，带着深深的无助。他一定巴不得拉上她逃回家去。刘江老师虽然不时解释和劝慰几句，但听不出丝毫的真诚。他似乎并不想平息事态。
校长安排刘江老师把我和舅舅带到另一间办公室，并让我们的数学老师陪小扎西母子去医院。
校长说其他事以后再说。
校长是个老练人。这事其实并无“以后”，小扎西母亲从此没在学校露过面。我的眼眶消肿时，小扎西的伤也好了。我的乡下指甲并没让他感染。
14
再见太吉老师，是半个月以后了。
上课铃响，我们回到座位上，安静地等着她。这是一群人抑住内心波澜的安静，随时可能因为什么事而闹腾起来。值日生刷过的黑板，不知被谁又用湿毛巾擦了一道。从窗口看出去，清晨的阳光下，校门边那排柳树透出浓烈的绿。太吉老师推门进来，我似乎听见同学们的目光落到她身上时纷乱的窸窣声。
我们都知道这是她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
我们都知道她就要走进关于她的流言里了。
我心里有困惑，有痛苦，有不舍，也有鄙视和不屑。
我对她的情感已经变得复杂了。
她什么也没说，直接开始上课。那头新烫的和小扎西母亲一样的卷发，让她多了一份妩媚，也多了一份陌生。
她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把紧身黑裤子包着的小巧的圆屁股对着我们，不由让我想到她传说中的当官的情人，想到那个吃嫩草的老牛，想到他和她睡在一起的情景。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为什么会爱上那样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把男女之事想到睡觉上去，而且，是从太吉老师的屁股开始的想象。这让我陷入深深的绝望。我并不为自己的龌龊想象而自责，在太吉老师即将告别我们的最后关头，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太吉老师回不来了，那枝芬芳的山梨花，已经凋零了。
离下课铃响约有十分钟时，太吉老师停止了讲课，埋头收拾讲桌上的备课本和粉笔盒，动作那么慢，那么轻。教室里出奇的静，她手下每一个细微的响动，她吞咽口水的声音，窗外的微风，远处山坡上的鸟叫，都清晰地传入我耳朵。
太吉老师抬起头来时，已是泪眼迷蒙。她一开口就带出了哭腔：“孩子们，我知道刘江老师已经告诉你们，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们的老师了。”
教室里呜咽渐起，几个女孩子跑上去抱住她的腿。
那天，我们的教室，就是太吉老师再也不会出现的地方，成了课本里写的“悲伤的海洋”，每个孩子都是海洋中悲伤的浪花。太吉老师张臂拥住围在身边的女同学，痛哭流涕。
我想，既然哭成这样，为啥还要离开？那时的我不能明白，很多时候，人生就是不想离开时离开，不愿去往时去往。
我尽力平复情绪，情绪也在尽力对抗我。
太吉老师让同学们回到座位，用手抚着胸口说：“孩子们，我们过去是师生，以后，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谁也不许忘了谁！”
悲伤的海洋又躁动起来。太吉老师才擦干的眼睛里，闪烁起晶莹的泪光。
下课铃响，该最后道别了！同学们离开座位跑向她，桌凳磨在地板上的声音不绝于耳。全班只有我坐着没动。我不会跑向一个即将转身的身影，也不会对一位不舍的人说再见。我宁愿用沉默掩埋我的悲伤，用漠然掩饰我的失落，也不想在她的记忆里留下我的眼泪。
太吉老师和同学们哭哭啼啼告别一阵，突然发现一屋子空桌椅间孤零零的我。顷刻间，教室里一片寂静，几十双狐疑的眼神扑向我。
太吉老师在同学们的簇拥下，一步步走过来，伸手抚我的头。那只纤柔的手，像是破雾而来，沾着寒露，拈着愁绪。
我把头伏在课桌上，从纷沓的声响中捕捉她离去的脚步，听着它踱过课桌间的通道，在教室门口盘桓片刻，最后消失。
回到家里，阿妈哭丧着脸坐在院子里，神情和阿爸出事时没两样。我心里一惊，莫非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我问：“阿妈，怎么啦？”
阿妈叹口气：“嘎乐嘎死了！”
“怎么死的？”
“那牛犊子随畜牧站的大公牛，个儿太大，嘎乐嘎生不出来它，难产死了！”
我说：“太吉老师离开学校了。”
“什么？”阿妈还沉浸在失去嘎乐嘎的悲伤里，听得漫不经心。
我又说：“阿妈！太吉老师从学校调走了，再也不是我的老师了！”
阿妈抬起头看我，瞪大眼睛说：“铁超，咱娘俩到底是个什么命呢？”
15
我和小扎西成了好朋友。代替太吉老师教我们语文的刘江老师说这叫不打不相识。刘江老师最爱用汉地古人的话来说眼前的事。这让我有时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古人把一切都经历过了，我们做的，不过是无聊的重复。
我们都不太爱听刘江老师的课。小扎西说：“他怎么能和太吉老师相比？”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是的，和山梨花般的太吉老师比，他就像一棵枯树。但是，不能不说刘江老师教书可是一把好手，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课堂，居然收到了奇效，期末考试，我们班的语文平均成绩达到了八十多分。这是太吉老师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想到太吉老师，我心里总不是滋味儿，每次打开语文课本，被翻旧的纸页间，就会浮现出她的面容。我甚至惭愧于刘江老师麾下的我们，把试考得比她教的时候还好。
学校组织作文比赛，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太吉梅朵》，出人意料地得了全校第一。副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朗读我的作文，臊得我把头埋进了两膝之间。更让我难为情的是，太吉老师也戴着红领巾坐在主席台上。听小扎西说，她现在是团县委书记，是以领导的身份参加学校的活动。
我的害羞和难堪除了作文的主角就在台上，也怕台下的刘江老师多心。我侧眼瞅瞅不远处的刘江老师，他听得笑眯眯的，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至今记得作文里的几句话。“我知道她的名字也是灰尘的意思时，就想，啊，原来她是我姐姐！”副校长读到这一句时，四周一片笑声。“但是，她的家乡不在我们色尔寨。姐姐和弟弟不在一个家乡，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灰尘。我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她却是灰尘开出的花。我真想知道她的家乡是哪里，去看看那个灰尘也像花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起过那里。”“太吉梅朵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很伤心。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愿意当我们老师了。不过我想，她一定有更重要的事。”作文的最后一句，我没有按一般惯例抒情，而是写了一句“我每次想她的时候，就看教室外的树和花，看着看着，就觉得她又站到了讲台上。”
当然，作文的很大篇幅是写她怎么关心我的学习，怎么改掉我逃学的毛病，又怎么帮助我和阿妈干农活等等，因为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虽然不一定如小扎西所说的感人至深，但还是能触动人心，否则，也不会获奖。
上台领奖的时候，校长特意请太吉老师给我颁奖。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她的脸也和我一样红。
因为这篇作文，我没上学就会写红军万岁的事，又传开了。有好事者添油加醋，略去了我临摹的细节，说我打娘胎出来就会写字。也有人说太吉老师是我的远房姑姑，那篇作文，是她一个字一个字辅导的。
我一度成了学校的名人。放学路上，经常有不认识的孩子和家长对我指指点点。一开始我有些不自在，我不习惯成为焦点。但没过多久，当我穿过县城街道，踏上那条通往寨子的土路，不再有关注的目光射到身上时，心里会掠过一丝失望。看啊，人要适应虚荣，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
阿妈帮我把被小伙伴们传看得脏兮兮的奖状贴在“年绕”壁板上，为把撕破的一角贴好，还多用了几颗从旧年画上取下的锈图钉。
阿妈说：“铁超，我真高兴，你用太吉老师教你的知识写了她，还得了第一名。”
我理解阿妈的心情，因为我的高兴，也多半在于此。
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太吉老师又到学校来了一次。这一次，她是和一群年岁相当的青年到学校进行慰问演出。
那天，在老师的安排下，我们从教室搬来凳子，一个班一个班地坐在阳光里的操场上。对于我们来说，过不过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用上课，而且还可以晒着太阳看节目。
太吉老师他们跳的是一曲改编的乡城锅庄《德嘎布》，古朴舒缓的舞曲一起，天地间便多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悠扬。
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太吉老师。她脸上挂着的微笑，舞姿间透出的愉悦，那么亲切，又那么陌生。她看起来很幸福，但这种幸福离我很远，远到风雨飘摇，远到山穷水尽。
不知什么时候，我悄然被一种情绪所笼罩。恍然间，喧嚣的音乐消失了，嘈杂的人群消失了。世界就像被清了场，只留下我和她在一片清寂中遥遥相对。甩着水袖旋转的她，是天地间唯一的一抹亮色，凄美，孤独，高贵。我开始泪目，心疼得发颤。这些，并不只为起舞的太吉老师，也为观舞的自己。
这一刻难以言说，这一刻刻骨铭心。
我居然会心疼，心疼找到了幸福的太吉老师。多年以后，我回想那一幕，突然觉得那就是爱情。我很吃惊，但当我试图用爱情来解释时，却又觉得毫无说服力。或者，是我所理解的爱情里，没有关于它的答案。后来我想，那其实是命运的写照，我和她在一个并不遥远却又无法拉近的距离里，舞着，看着，爱着，疼着，美好着，无助着，和世间太多的情感一样。
16
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停到寨口的老柳下，那通身的油绿，不同于周围世界里的任何一种绿。太吉老师站在打开的车门前，远远朝我招手。一件束身的高领灰毛衣，让她显得窈窕时尚。
我已经几个月多没见着她了。一阵惊喜之后，我迟疑着走过去，心砰砰跳起来。我有些害怕吉普车那抹诡异的绿，仿佛一靠近，就会陷入无法掌控的境地。
太吉老师走过来几步，把我拽到吉普车边，敲了敲前窗。随着几声碜牙的吱溜声，车窗摇了下来，露出一张黝黑的中年男人的脸。他就是太吉老师的男人，乡城县委书记，硕曲河谷最大的官。
眼前的他，不同于我之前的想象，既和小扎西口中吃嫩草的老牛对不上号，也和我在课堂上想过的和太吉老师睡觉的人对不上号。他的出现，就和他的吉普车一样突兀。
他看着我，话却是冲太吉老师说的：“他就是铁超？小伙子作文写那么好，有出息！”
太吉老师拍拍我：“叫杨叔叔。”
我说没吱声。他一笑，说：“没事儿，熟悉了再叫。”笑意一闪而过，浅得像黎明的天光。他是个心事很重的人。
在闲坐寨口的人们错愕的目光中，我被太吉老师拉进小汽车后座。汽车开动了，车窗外，眼睛能看见的景物都在快速后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太吉老师一只手攀着我的肩，另一只手掏出手帕掩住鼻子。
我小声问：“老师，我们要去哪？”
过了好一阵，她才拿开手帕说：“你不是一直想去我的家乡吗？还把它写进作文里！老杨今天刚好要去那里，我们跟着去看看。我已经让人给你阿妈带了话。”
坐前面的老杨转头说：“这段路可不近呢，你们要是晕车就告诉我，我们把车开慢点。”
我不知道什么是晕车，只联想到太吉老师用手帕掩鼻的动作可能和它有关。而那位不苟言笑的司机一听老杨这么说，车速明显慢下来。
我一阵兴奋——太吉老师喜欢我的作文，还要带我去我想象了无数次的她的家乡！
老杨在前面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呢！我是个没有根的人，太吉梅朵长大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从话语间听出了温情。这一刻，我对他有了莫名的好感，好像一下成了知晓他天大秘密的朋友。
老杨都说太吉老师的家乡是个好地方，那会好成什么样呢？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连尘土都带着花香？会不会和色尔寨一样，一座座土楼相依相邻，间或挺立着树冠巨大的老树？会不会有一股清风，赶着狗叫声和孩子们的笑声满世界乱跑……
还没等想出什么结果，一股突至的晕眩让我陷入从未有过的恶心发慌。我猜这就是老杨说的晕车，学着太吉老师用袖口捂住鼻子。
太吉老师说：“闭上眼睛会好一些。”
我闭上眼睛。果然，看不见那些移动的景物，直往喉咙口蹿的酸水便慢慢沉了下去。
太吉老师把我揽进臂弯。我几乎就靠进她怀里了，后背是一片无边的绵软。从她的呼吸里，我闻见了麦浪涌动般的温润香气，也听见了富有层次的灵动的鸟鸣。又一阵眩晕扑来，这次，不是因为晕车。
我不晕车了！那刚出寨子时短暂的晕，成了我人生对晕车的唯一体验。太吉老师的那一揽，治好了我的晕车。
汽车颠簸于群山之间的土路，山、树和天空在车窗外起起伏伏。我的心飘了起来，飘到视野里最远的地方，俯瞰绕了无数弯的土路和车轮卷起的烟尘，俯瞰绿色的吉普车和车里的自己。
行了约莫三四个小时，吉普车喘着粗气翻过一道山梁。山梁上有一片狭长的草坡，零星分布着一些矮柏，东侧是一色的青冈，西侧是齐整整的白桦林。那些挺直的白桦树像拥挤着喧哗着长途跋涉而来，突然面对一片碧绿，最靠前的树不忍落脚，张开枝丫挡住了后面的同伴。
“停车，我们在这儿下。”太吉老师说。
“什么？”老杨像是没听明白。
“这里可以看见热卡寨，我们就在这等你们回来。”
“这怎么行？荒山野岭的！”老杨满脸的不解。
“我不想再往前了！”太吉老师大声喊。
吉普车靠着路边停了下来，一阵令人不安的肃静之后，老杨摇摇头，拉开车门下了车。他把军大衣脱下来给太吉老师披上，关切地看着她的脸。
我这才有机会把老杨打量全。他个头瘦高，瘦削的脸棱角分明，眼睛里满是血丝。
他让司机从后备箱拿了一件半新的棉衣和一个装了军用水壶和干粮的黄书包给我，抚了抚我的头，说：“小伙子，你是男子汉，太吉老师就交给你了！太阳落坡前我们会回来，记得就在这里等。”
我点点头。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太吉老师都不想往前了，老杨为啥不一起留下来？
吉普车鸣一声喇叭，顺着下坡路一溜烟驶远了。我和太吉老师原地站了一会儿，直到听不见吉普车的轰鸣声。
我们沿着草坡走到高处一棵虬枝厚冠的老青冈树下。眼前一片开阔，蓝幽幽的硕曲河在交叠的青峰间蜿蜒流淌，河谷蒸腾着隐约的蓝雾，沿河散布的藏寨，被它像佛珠般串了起来。
太吉老师把军大衣铺在青冈树下带着尖齿的落叶上，招呼我坐了上去。我们就那么坐着，好一阵没说话。树林里鸟声渐起，放歌的，低吟的，高亢的，婉转的，急切的，慢悠的，一层层一浪浪涌到耳边。
17
“你看，”太吉老师指着硕曲河上游的山脚，“那里就是我老家热卡寨。”
其实我们一坐下来，我的眼睛就在山水间搜寻太吉老师的家乡，因为她对老杨说过这里看得见。而我心里的猜测，也正是那一处隐身于绿野间的寨子。
鸟声交鸣中，我再把目光聚焦于远方的热卡寨。
这时看热卡寨，我可以透过模糊的影像在心里勾勒它的细节。毕竟，我是在色尔寨长大的，硕曲河畔的藏寨，有太多相似的特征。
我从一片囫囵的青稞地间，闻到了麦芽抽穗的气息；我知道座座土楼和麦田交界处，桦木枝交叉搭成的篱笆上会爬满各色藤蔓；我也知道在寨子和硕曲河之间，应该有几条野草覆没的崎岖小道；河边的一片葱茏，是沙滩上的沙棘林……我看见了童年的太吉老师奔跑嬉戏于巷陌中的身影，像一只微风中的蝴蝶，轻盈，羸弱。
太吉老师说：“铁超，我就是在那里长大。”
我问：“都没多远了，我们为什么不去？”
她沉默了几分钟，说：“我也说不清，本来决定去，但一到这儿，就走不动了。”
我不解：“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她看着前方小声自问。
一阵微风吹过，她回过神来，把我朝她身边揽了揽，说：“看了你的作文，我就一直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你。当然，你不一定能听懂。不过没关系，你现在只需要记住，长大了自然会懂的。”
我没说话。是的，此刻，眺望着她突然不愿靠近的故乡，是应该有故事给我解惑了。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只有父母和我。我家本也算热卡寨的大户，但被爷爷赌博败了家，到民改那年，家里只剩两头骡子十亩地，爷爷也死了，没想因祸得福，没被划成地主，划为了富农。富农虽比地主成分好，却也是贫下中农的改造对象，没啥地位。我到你家收元根那天，色尔寨人看我农活干得好都很吃惊。其实，乡村里的活，我啥没干过？”
“我母亲很漂亮，她一直瞧不上老实懦弱的父亲。从我五六岁开始，她就和大队支书相好。富农父亲对母亲都不敢动一个指头，更惹不起大权在握的支书。我永远忘不了，母亲夜里去私会支书，支书满嘴酒气把她送回家，盘腿坐在灶膛前的獐毛垫上，吸着鼻烟和父亲闲聊，走时，父亲还举着松光火把，陪着笑把他送出院门。”
“我十二岁时，有一次，母亲去县城交公粮。寨子里的人第三天就回来了，她回来却是半个月以后。后来寨子里风传母亲被支书带去打胎了。回来后，她瘦了一圈，整日里恍恍惚惚，不怎么说话，家里的活也不做了，总爱在日暮时分，站到三楼的天台上，倚着独木梯，哼着山歌小曲发呆，流泪。父亲得空的时候就远远地守着她，有时眼里也会噙上泪。当时的我，多么希望父亲能走到她身边，拉起她的手，把她带回二楼温暖的厨厅。现在想来，其实那时的他们要相互靠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十四岁那年，支书得了重病，命悬一线。寨里人都说是报应，就连他的亲兄弟也这么说。支书自己也放话出来，说他这辈子最有愧的就是我父亲。这话在父亲听来，应该是再次的伤害。但让人不齿的是，父亲用驴蹄草包上新鲜酥油去看望将死的情敌，向依然在位的他提出一个荒唐请求，请求他推荐小学毕业的我为大队青年积极分子。据说支书含泪点了头。父亲带着好消息回到家，母亲却把自己反锁在阁楼里哭了一整夜。后来，靠着积极分子的名分，我幸运地得到了去师范学校进修的机会，成了你们的老师，也成了热卡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干部。”
“你看，我这老师就是这样当成的，是不是很狗血？那时，我恨母亲的放荡，恨支书的无耻，恨父亲的懦弱，恨热卡寨人的冷漠和无情。我一参加工作，就把父母接到县城，逃离给了我痛苦记忆的热卡寨，一家人再也没有回过。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老去的岁月里，父母却活成了另一个样，每日牵手相伴拜佛诵经，谁也不能从他们身上看出昔日的苦难与哀愁。仿佛他们谁也不曾辜负谁，谁也无须宽恕谁。如果把逝去的日子比作浑浊的河流，那时，他们像是涉水上了岸。他们的去世只相隔几天，走得异常安宁。”
太吉老师掏出手帕擦眼泪，却老也擦不干。沉默许久，她说：“离开热卡寨那天，我也是坐在这个地方回望，当时我以为那是我此生看它的最后一眼了，在我心里，那里，就像是一处废墟。没想到读了你的作文，热卡寨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路每一个人，又都一一从我的血液里复苏了，我才有了回去看看的念头。我也想明白了，在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下，父母的卑贱是因为别无选择，作为儿女，至少可以原谅。我甚至都不恨那位支书了，毕竟，有他才我现在的人生。”
“这次我本想着带你去我小时候玩过的地方，喝喝那里的泉水，吃吃那里的野果。但到了这里，我退缩了。没事，我们今天就从这里看看，以后你再陪我进去，好吗？”
我茫然点头。的确如她所说，她的故事，并不是我完全能懂的，但是，凭着听懂的部分，我双眼发潮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怜惜和酸楚，只想张开双臂拥住眼前的太吉老师，融化所有逝去的蹉跎。
太吉老师攀在我肩上的手没挪开，我也把手扶在她的腰上。我觉得这时的我们，就像一对苦命的恋人，如果我站起来离开，就会只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面对偌大一片空旷虚无的世界。
她说：“有时候，远观或许是最好的回家。”
我知道这话她是说给自己的，并不指望我能听明白。
我问：“老杨为啥不跟咱们一起留下来？”
太吉老师打了我一下：“这孩子，老杨是你叫的么？他一直想把硕曲河拦起来发电，让乡城老百姓都点上电灯。他这是去看哪个地方适合把河拦住，是大事呢，哪有时间陪我们闲坐？”
我抬头看她。这时，她脸上没有了悲戚，有的，是藏着笑意的神采。她看看我们下车的路口，又把头转向空旷幽深的河谷。
18
高山无盛夏，阳光还铺在山野间，午后的风里就有了凉意。我和太吉老师各自披上大衣和棉衣，就着军用水壶里的热水吃干粮。
“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老杨吗？”太吉老师问我。看来，她是想把她的所有故事都讲给我听。正如她一开始说的，她明知我并不能完全听懂，但还是愿意我做她的听者。再或许，坐在这个地方，她就有了遏制不住的倾述欲，树叶、草株、野花都和我一样，是她喜欢的听众。
“老杨叫杨云才，是一名南下干部，大我二十岁，离婚多年一直没有续弦。他父亲就是一名从乡城路过的红军，说不定你家里写的红军万岁就有他父亲的份呢！我俩是在他到我们学校参加活动时认识的，他看上了我，托校长做媒。一开始，我并没答应。”
我记忆的大幕裂开了一道亮缝。我想起每次中午放学时，县城的广播大喇叭里放完“东方红”乐曲后，会在后面的新闻里时不时提到这名字，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在我听来，像是“洋芋菜”。
“老杨虽然大我不少，但我很爱他。”太吉老师语调平缓，像是从记忆里一瓢瓢舀出往事，“他很有男人味儿。我们刚开始接触，县里传出风言风语。有一次，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开回应传闻，居然承认自己好色，但只好一个人的色，那个人就是我。”
说到这里，太吉老师脸上现出由内而外的开心。
“我心里满满都是欢喜。不过，我不能否认，当时，比起他这人，我更看重的，是他的官位和权力。”太吉老师抬起头，目光显得飘忽，匆匆敛去的笑容的脸，像一面被快速奔走的云遮去阳光的草坡。
“我如果告诉你，我最后下决心嫁给他，是和你们母子俩去畜牧站给母牛配种那天，你会信吗？那些人的态度和我们的无助深深触动了我，促使我作出了决定。有时候，作出人生重大决定的诱因，可能就是一件小事。当时，我给自己说，太吉梅朵，你的遭遇还不够吗？你难道甘心像你父母一样，像你的名字一样沉沦于凡尘吗？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作出决定吧！”她沉吟片刻，“我自以为深谙世道艰险，认定穷人要没有别人帮助，想活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没想到她的命运竟然与我家的事有如此清晰的交叠。从她幽深的眸子里，我看见了那个上午，阳光正给街道旁破败的建筑披上金箔外衣，一头牛三个人在看不见尽头的空荡荡的街道上默默前行。
太吉老师说：“如果说我的婚姻就是投靠权势，我觉得没错，好多时候，我就是个俗人。答应嫁给老杨以后，我让他给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你坐牢的阿爸回家。他和你阿爸坐牢那地方的县委书记通了电话，亲自做担保，让他放你阿爸出来。他还找来县信用社的负责人，要求宽限你阿爸的还款日期。你阿爸第二次坐牢，我又打着他的旗号，让信用社再次放宽还款时限。如果我说我帮你们，就像在帮自己，帮自己苦命的父母一样，你相信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点头。我记得阿妈曾说她就像她的亲妹子，如今想来，就是她有个亲妹子，也不能这样帮我们。
“但是，我想说，我真的爱老杨。你现在不懂爱情，以后，你会懂得它的悲哀，也会懂得它的珍贵。在认识老杨之前，我有过一个男朋友，叫达瓦，是我在师范校的同学。我们同乡，他父亲是县粮食局长。从入校到毕业，我们交往了三年。我不知道那叫不叫恋爱，因为除了在没人的地方牵牵手，我们从没有一次拥抱或接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城区小学，他在父母的关照下进了县委机关。”
“可是不到三个月，他家突然不许他和我来往了。次年春节，他结婚了。”太吉老师把人生的重大转折讲得风轻云淡，“新娘是县林业局长的女儿。我知道这是他父母的安排，门当户对嘛！那个年代，像他们那样的人家，不和乡村穷户结亲，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我有思想准备，也理解他们的做法。我唯一不能释怀的是达瓦本人，他没有给过我一个字的解释。”
在这个缺失了大部分细节的爱情故事里，我一时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我没接话。
“他没有，一句也没有。有一天傍晚，我在学校门口偶遇他们小两口，他热情地招呼我，坦然得只像见到一位老同学。而他并不漂亮的新婚妻子，把新烫的头扭向一边，骄傲得像才下出蛋的小母鸡。她的骄傲里，满是阶层的味道。那一刻，我对达瓦的怨恨消失了，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爱过他。”
“你那么轻易就原谅了他的背叛？”我问。
“不是原谅他，是原谅生活。这事对我的刺激挺大，我开始反思自己，觉得如果自己一直安于贫弱，不仅爱情会丧失尊严，人生也会陷入泥淖。所以，后来我嫁给老杨，一定程度上是为改变命运。我不是有野心的女人，只希望通过婚姻，让自己不再卑微地活着，不再被生命里避不开的人漠视和轻贱。我很幸运，在有着如此初衷的婚姻里，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太吉老师笑了，透出由内而外的开心：“女人都希望能在爱情里开一次花，本来我死心了，没想老杨给了我绽放的机会。爱情到来时，人就像被蕊蕾顶开所有花瓣的花，整个儿透着清新。我现在想的，就是给他生个儿子，长大了也成为他那样的男子汉。”
老杨身上的男人味儿到底是什么，竟让太吉老师倾心至此？我心里升起迷雾，这雾里有妒意，也有欣慰。
“戏剧性的是，我和老杨结婚没多久，又在学校门口碰上达瓦夫妻。我主动握住达瓦的手寒暄。达瓦被他大着肚子的妻子拽着匆匆离开。他们几乎是落荒而逃。走了几步，达瓦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居然有一丝幽怨，像一只被小孩子捉住的惊惧的麻雀。是的，在我面前，他们曾经的优越感彻底消失了。我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达瓦的眼神，让我的心痛了很久。这个世界，不管谁沦为弱者，都值得同情。”
太吉老师结束了她的讲述，目光散漫地看向天边。风停了，那些树叶、草株、野花似乎都不再有兴趣倾听什么，纷纷垂头陷入自己的心事。
19
我和太吉老师在和老杨分手的路口从日暮等到天黑，也没等来他和他的吉普车。
刚开始，我们没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望的等候，每有一阵风在远处的林稍刮响，我们都会为之一振，以为那是吉普车的声音。当风呼呼刮到身边又奔向另一处时，心情便随着风声一起落寞。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我可以辨别风声了，而这时的等待，却更让人焦虑。
太阳一落坡，天光很快就暗下来。我这才发现，太吉老师已经好一阵没说话了。她一脸倦容，用军大衣裹住身体，斜靠在路边的草坡上闭眼休息。四顾沉入夜幕的群山，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慌。
夜空相继亮起一颗颗星辰，星光点缀下的远山近树隐入灰纱般的夜色，各自漠然相安。有那么一阵，风停了，四周没了别的声响，耳边全是空洞而连绵的嗡嗡声。我觉得这是夜的喘息。
我从老杨留下的书包里找到一盒火柴，就近拾了些干柴生起一堆火。火光一起，四周顿时暗了下去，夜的阴森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太吉老师睁开眼睛坐起来，招呼我靠过去，把棉大衣的一襟披到我身上。
她说：“铁超，不用担心，他们可能是车坏了。”
我说：“是的，应该是车坏了。”
我当然知道还有更坏的可能，但我不能说。
我双手合十，对着火堆念几遍六字真言，祈祷道：“山神保佑我的老杨平安归来！”
太吉老师突然泪眼迷蒙。
半夜，我们没有等来老杨和他的吉普车，却等来了从县城赶来的坐着吉普车的小扎西父亲扎西县长和一卡车民兵。两辆车一前一后在火堆旁刹住，弥漫出一股烧焦的橡胶味儿。扎西县长从吉普车上跳进交织晃动的火光和手电光里。太吉老师头也不抬，只机械地伸着手烤火。
扎西县长一脸急切，问道：“老杨没和你们在一起？”
太吉老师闷着头不说话，两行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淌下。
扎西县长转头看我。我鼻子一酸，说：“他去看河了，让我们在这等他，等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愣了片刻，说：“太吉老师，你和这孩子坐我的吉普车先回家，我带人去找老杨他们。”
太吉老师眼睛盯着火堆不动，开始抽泣。
“你放心回去，我保证带他们安全回家。”扎西县长伸手要扶她，被她躲开。
她说：“我得在这儿等他，我们约好了的。”
扎西县长无奈地摇摇头，留下两个人陪着我们，转身跳上吉普车，带着一卡车民兵，顺着老杨走过的下坡路走了。
火光映照下的汽车、人影，到来、离去，都像在梦境。不祥的预感四面扑来，让我脊背发凉，鼻子发酸。我不敢抬头看太吉老师，我怕眼神交汇的一瞬间，她会像暴雨中的泥堆一样坍塌。
老杨，这个认识不到一天的人，突然给了我别样的思愁。
老杨终究没有回来。他和那辆崭新的吉普车，还有他的司机，在匆匆赶回的路上，从一壁青崖前的高岸坠进汹涌的硕曲河，成了他拦河发电梦的第一块填石。
我后来回想，从色尔寨坐上吉普车开始，一切似乎都有预兆。我就像被太吉老师邀请的看客，听她把半生的故事讲出来后，见证她与给她最好故事的人永别。这个悲剧，像是早已预知又无力阻止。
20
太吉老师是老杨死后的第二年初春离开乡城的。听小扎西说，县里把唯一的内调指标给了她这个烈士遗孀，去的地方是省城，一个温暖而潮湿的大都市。
她是坐大邮车走的。那天，我和阿妈在邮电局门口的大柳树下，和送她的人们站在一起，阿妈提着一篮子用荞糠垫着的鸡蛋。绿邮车轰鸣着开出邮电局大院，停到大树下，太吉老师从副驾位置上下来了。
她戴着一顶黄军帽，把头发都塞在里面，十分消瘦憔悴。
她和一字列开的人们一一握手。我牵着阿妈的手站在最后，紧张地看着她越来越近。我没看见她流泪，也没看见她有多不舍。她就和我头顶初发嫩芽的老柳一样冷峻漠然。直到看见阿妈和我，她眼里才泛起一层泪光。阿妈上去抱住她，抽泣起来。我也流泪了，阿妈和她相拥的影像从此烙印在了我心底。一些已经和太吉老师道过别的人，又说着些琐碎的话，上去围住她们。
太吉老师对阿妈说：“大姐，我到地方以后，会给你们写信。大哥坐牢回来时，一定要告诉我。”
阿妈的抽泣变成了压抑的呜咽，气氛陡然变得凝重了。邮电局大门外的空气中，终于有了一丝离别的伤感。
邮车转过街道尽头的大弯，货箱篷布在风中急速抖动，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反射出一道亮光。在我记忆里，那也是太吉老师离开乡城和我们的样子，仓促，决绝。
擦干眼泪的阿妈牵着我的手走过街道，一高一矮两个影子投在地面，街道清寂如故，心情只剩落寞。我觉得我和阿妈也在离开一个地方，但这地方并不在我们所能感知的天地间。
21
我和太吉老师在省城重逢，是二十年后了。站在二十个三百六十五天汇成的河流下游，蓦然回首，满目的波光潋滟，满目的百转千回。
她走后的前三年，我们一直通着信。第三年冬天，阿爸出狱，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却被贴上纸签退了回来，纸签上用圆珠笔写着“查无此人”，字迹潦草却力道十足，把纸都划破了。
同样和她通了三年信的小扎西，也被退信了。我意识到太吉老师可能不在原单位了，并且，她似乎在有意隐瞒她的新地址。小扎西告诉我，他父亲出差时特意去太吉老师的单位问过，得知她辞职去了外地，单位里谁也联系不上她。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也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阿妈发了半天懵，说：“这孩子，好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她一定是遇上啥事了！一个女人家孤零零在外地，是多么可怜啊！她怎么不回来？咱们可怎么帮她才好呀？”
阿爸黯然点头，说：“事儿肯定小不了。如果她回乡城，就是卖房卖地，咱也得帮她。”
我为父母的话而感动，尽管我的担忧和难过远胜于他们。连续很多天，我一闭上眼，就会有个画面出现：太吉老师逆行于一条雨水成流的雨街，与满街神色漠然的男女迎面相错。人们都撑着伞，踮着脚尖蹦来蹦去，只有她披一件黑雨衣，趟着雨水摸索前行。纷扬的冷雨，阴暗的街巷，孤独的背影……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凭空想象出这样凄然的画面，也许，是积忧成疾吧，只不过这疾，是心病。
一年多以后，家里已经很少提及太吉老师了，父母偶尔说起，语气里的悲悯和担忧也淡了。我不怪他们，因为就连我想起太吉老师时，扯着肉连着筋的疼痛也在渐渐消失。当然，我也会为自己的健忘和无情愧疚。
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如风中的尘土般漂浮不定。这几乎是一代贫寒子弟的写照。从小学一路磕磕绊绊读完中专，我放弃到偏远牧乡教书的机会，闯荡社会七八年，最后应聘到省城一家都市报当起了记者。有时我想，我和这份职业的缘分，在小时无师自通写出红军万岁时就已经注定。多年来，我已经很少想起太吉老师了。
而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小扎西，在父亲的庇荫下，早早进了县计经委工作，如今当上了县矿产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命运，恰是一帮权贵子弟的写照。
去年，小扎西邀请我到他公司里任职，我婉拒了。他有些失落，说：“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成功的道路有多条。我走的是一条捷径，因此无论我多努力，成就感都会打折。而你不管如何选择，活出的都是自己的精彩。”
尽管我不认同小扎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但心里并无不快，反而有几分感动。因为他说的是朋友话。
22
那天，时值下午，我一个人走过省城的红牌楼街头，看见高架桥大门坊对面凹陷下去的小广场里，有一群大妈在跳舞。放地上的扩音盒里播着一曲藏歌，竟然是乡城锅庄“德嘎布”。毫无征兆间，“德嘎布”的旋律迸着星星火花，照亮我记忆深处一位美丽的精灵般的舞者。
我不禁轻唤出一个名字——太吉梅朵。这名字犹如咒语，刚一出口，眼前的舞池中便出现了记忆中的舞者。天啦，是太吉老师！她一袭红裙，排在环形舞队的最前面，轻盈踏出一串地道的锅庄舞步，依然如年轻时般窈窕动人。
一眼认出阔别的太吉老师，我并无惊异。就仿佛当年起舞的她一直没停下来，用一曲“德嘎布”荏苒了二十年光阴。
我一声“太吉老师”叫出，她停下舞步抬头看向我，也在瞬间唤出我的名字——铁超！我们似乎都把记忆快退到了遥远年代的同一时刻，这乍然的相逢，平常如一次路遇。
人车嘈杂的红牌楼街头，擦身的几率大大高于相逢。我们像是循着熟悉的气息到达了彼此。也像命运的原野里，只有我们是站立着的风景，抬头便可看见彼此。
两股同根同源的灰尘，奇迹般地汇合于红牌楼街头了。我握住她汗津津的手，感觉握住了一把指骨，只她清澈的眸子和浅浅的酒窝里，风情一如往昔。关于她，关于我，关于我们，关于旧年的美好和忧伤，如顶破浓雾的山峰，一寸寸从脑海中苏醒。
这个平常不过的炎热起来的初夏的下午，这个平常不过的人车交织的闹市街头，我和太吉梅朵老师宿命般邂逅，宿命般续上了前缘。
我们握着手，在树荫里的石椅上坐了下来，只相互打量着，并没有马上进入热烈的交谈。德嘎布的乐曲中，大妈们不时把目光扫向我们，把舞步踩得七零八落。
待到情绪平复，我问：“太吉老师，这些年过得好吗？”
这是一句俗套的话，但对于久别重逢的我们，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
她沉吟片刻，点点头说：“还行。离开乡城后，我在省城又找了个男人，是运输公司的调度员，姓李。他也是个好人，可惜，在一次车祸中死了。之后，我辞职去了重庆的一家企业，两年前退休回省城，独自一个人生活。你瞧我这命，死了一个老杨，又送走一个老李，都是那么好的人。我不想你们担心，也不想被乡城人议论，所以多年没联系你们。”
我听得愣住了。她把坎坷曲折的二十年，一股脑装进了干瘪瘪的一段话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静静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瞬，竟然走神了。我定定神，说：“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回乡城安度晚年吧，菩萨不会总亏待好人，我们都一直想你回去呢！”
她把脸扭向一旁，极力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白皙而松弛的皮肤，在脖颈处耸起一条棱来。她说：“走吧，回家喝茶！”
23
离开红牌楼，我们顺着人行道走了约十分钟，转进一个老旧的小区，大门口有几位穿着汗衫摇着蒲扇的老汉在下棋，看见太吉老师和我，其中一位抬头招呼她：“回来啦？”
小区里几棵高大的榕树遮天蔽日，树荫下有一个飘着水葫芦的池子，池壁上爬满湿漉漉的青苔。
走进单元，楼道昏暗狭窄，楼梯扶手上满是经年的尘垢。太吉老师住在五楼，开了门进去，客厅里的家具陈旧简陋，像是住着一位随时准备搬离的人。
太吉老师泡来两杯红茶。我们坐到客厅前的阳台上，一抹夕照映红了天边。这是饱受雾霾侵扰的都市难得一见的天气。梭罗说过，城市是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此时的视野里，夕照中的城市藏起了孤独，在一片蝉鸣中焕发出迷蒙而温馨的烟火气息。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起来，聊分别后的事情，聊亲朋的近况，慢慢地，变成我说她听了。
我说的全是乡城，把与我们共同的往事有关联，觉得她会感兴趣的事一件件说出来。不知不觉间，都市报记者的职业本能让我滔滔不绝起来。
我说乡城变化很大，县城已经有了十几条宽敞的街道，邮电局大院成了街心花园，种上了薰衣草，天气晴朗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铺天盖地；我说小学同学们个个有了出息，好多人都在县城周边盖了新房。他们都记着她说过的做一辈子朋友的话；我说城区小学铺上了塑胶跑道，办公楼里安上了电梯；我说虫草和松茸都能卖上好价钱，远近寨子里的家家户户都富裕了；我说色尔寨老人都用上了手机，转玛尼堆的阿婆们也会在歇气的时候刷微信和抖音……
太吉老师幽幽地冒出一句：“多好啊！”
我说硕曲河上架了一座新桥，十分钟就可以从色尔寨到达对岸的寨子。只是那种隔着河的乡愁，再也无处寻觅；我说县城中间的桑披岭寺，已经搬迁到城西的山坡上，远远就可以看见阳光下耀眼的金顶，只是出家人越来越少；我说新修的亚丁机场离县城只有一百公里，最险要的马熊沟公路也打了隧道，过去去省城需要三天，如今只用三个小时了，只是会错过山顶沿途的大美风光……
太吉老师凝神听着，眸子里映出晚霞。
我说硕曲河开发梯级水电，投资十几亿建起了拦河大坝，坝址就在老杨当初选的地方，只是热卡寨和那些青稞地、沙棘林都被淹没了，一排排输电塔明晃晃矗立于山野，看着让人堵心；我说拦河坝开工仪式上，政府专门为老杨举行了默哀仪式，只是在场的人大多已经不了解老杨和他的故事了；我说老杨真是个了不得的人，二十多年前就敢去想十几个亿的事……
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喝茶的间隙观察太吉老师的表情。
她并不像意料中那般情绪波动，只平静地说：“我每天都在手机上看乡城新闻。是啊，老杨的心愿变成了现实，热卡寨却成了水底的故乡。有时我想，除非我能成为一条鱼，否则再也回不去老家了！”
我打趣道：“我可记着你说过以后让我陪你回热卡寨。这么说来，我也得变成鱼了？”
她笑了：“咱们这么有缘，今生同为风中尘，来世共做水里鱼吧！”
我耳边响起一首歌——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这首歌叫《默》，正应此时的景。
气氛不再凝重了。我趁机问出心中盘桓已久的话：“太吉老师，这么多年了，你真不想回去看看？”
她说：“怎么不想？去年，在老杨祭日的头一天，我还真坐飞机回去了一次。本想去看看你们，再到桑披岭寺给故人供供灯，可刚到亚丁机场，就高原反应晕倒了，被航空公司紧急送回来。省医院的教授告诉我，如果再去高原，就有生命危险。突然之间，乡城，热卡寨，都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
她叹口气：“年轻的时候，我离开热卡寨，离开学校，离开乡城，每次都像在用撕裂成全自己。折腾大半辈子，从没想过有一天回家会比离家更难，连撕裂的机会也没有。”
我告诉她，这些年乡城也有很多人在省城买房养老，因为两地海拔悬殊太大，天冷出来的时候，得在海拔适中的中途住上十天半月，让身体逐步适应低海拔环境。天热回乡，又把行程反过来经历一道。他们活得就像一群候鸟，倒也乐在其中。
我说：“老师，你也可以这样。”
她摇摇头，笑了：“再说吧！”
这回，她脸上的笑容久久没有敛去，于渐浓的暮色中，如远处楼影里稀落的灯光般迷蒙而亲切。我仿佛又与她恋人般相依，并坐于高处眺望着热卡寨，河谷里的蓝雾，草地上的微风，天边的流云，林间的鸟鸣……一浪浪奔涌而至，涌进夜幕中的都市，涌上太吉老师的阳台，把此刻，把我们，把来路与归途，把一切的苍茫与悠远，尽数淹没。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2期
洼西，藏族，本名洼西彭错，1972年生于四川乡城，现供职于甘孜日报社。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西藏文学》《西部》《中华散文》《长江文艺》《贡嘎山》等刊物，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乡城》《失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