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藏民歌是西藏民间文学中瑰丽的花，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纵观西藏民歌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西藏民族社会历史、时代生活、风土人情以及文化艺术演变的基本概况。

早在西藏文字出现以前，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族形式，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了。藏文产生和运用后，不仅促进了藏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民歌也因此被文人充分采用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发现的藏文文献中看，古代藏族人民的语言交流，常用民歌作为表达方式。

西藏民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本身的演变，依然具有可诵、可唱并能随歌伴舞的特点。所以，人们往往一谈到民歌，便容易牵连到音乐和舞蹈方面，这是正常的。但有些人常常把民歌与乐曲、舞蹈在概念上混淆。事实上，西藏民歌与音乐、舞蹈是有很大区别的。按其结构和表达形式分，西藏民歌可分为“鲁”（亦称古如）和“谐”两大类。

“鲁体”民歌又分为“拉鲁”--山歌和“卓鲁”--牧歌。文人诗歌与“鲁体”民歌是相同的西藏的佛教经文“措鲁”也近似于“鲁体”民歌。“鲁体”民歌一般句数不等，有三、五、六句，多至址余名，每句的音节相等，一般六至十一个音节。其节奏特点是*** ** ***，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相互对应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式。这种民歌形式应用，早在八世纪的时候就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是西藏民歌中最早的一种类型。

“谐体”民歌品种较多。从地区划分，“堆谐”--流行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康谐”--流行于昌都以东的藏区；“巴谐”--即巴塘弦子。从内容与形式来分：“谐青”--颂歌专在仪式、典礼上唱；“勒谐”--劳动的歌；“果谐”--圆圈舞；“达谐”--箭歌；“热谐”--铃鼓舞中唱的歌；“酉仓谐”--酒歌等等。“谐体”一般每首四句，有时六句，但均偶句。每句六个音节，分三顿，每顿二音节，节奏是** ** **。

对藏族民歌的称谓，甘、青、川、藏等省区的藏族地区各有不同。就西藏来说，各地叫法也有不尽相同的，这仅是方言叫法而已，而内容与形式基本不外乎“鲁体”与“谐体”之类。
　
二

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比较起来，民歌更具有劳动人民的特点。从西藏民歌中，我们可以听到西藏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可以看出群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战争方面的思想见解和政治态度，并能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基本愿望与要求。

在长期的农奴制度及宗教特权的统治和压迫下，农奴们外要为官家支差，内要为领主头人生产劳动，繁重的乌拉差役和劳动，以及要交付多如牛毛的各种税收，象一条锁链，长期套在农奴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祖祖辈辈得不到翻身。但是，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必定会激起农奴们的愤恨与反抗，于是这种不满情绪，便自然地化为辛辣的讽刺与强烈的控诉。藏族的传统民歌就是这种血泪的凝结。

在藏族的民歌中，还体现出一种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丑恶的批判和强烈反抗。

揭露与歌颂，反对与追求，在藏族民歌中是比较突出的，这体现了藏族劳动人民对待整个社会的立场和态度。歌中除了反映他们对黑暗的不满与反抗外，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及对美丽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的歌颂，甚至还指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

西藏是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宗教稳定地占据着西藏的统治地位，已有五、六百年了。但是，西藏人民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逐步识破了宗教的伪善与欺诈，看穿了那些披着宗教外衣，道貌岸然的高僧活佛的狰狞面目。于是，他们用歌谣来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人民的麻醉和毒害。这类民歌虽然数目不多，但就思想性来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藏族民歌中，情歌占很大比重。情歌的主题，虽是反映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慕，其实也揭露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礼教对婚姻自由的羁勒，更反映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旧制度造成的爱情悲剧和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甚至在统治阶级里也有。十七世纪末，六世达赖仓央加措的“情歌”，就是突出的例证。但是，创作情歌的主体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这是必须注意的。如果以为情歌就是“哥呀”、“妹呀”的低级品，那就完全贬低了它的价值。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平叛改革胜利后，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变革，民歌也产生了一种新颖、热烈的反映新时代的内容和风格，这就是大家通称的西藏新民歌，以区别西藏传统民歌。新民歌与传统民歌无论在题材、思想和形式等方面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新民歌以颂歌为主，它用丰富而生动的语言，热烈而朴实的感情，歌颂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颂新社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歌颂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也是新时代的宣言，新长征的号角，鼓舞人们前进，推动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西藏新民歌平地崛起，类似《家乡变换新颜》、《北斗星光辉照高原》、《犹如甘露滴心窝》、《唱不完心中美意》等这样的民歌，到处都有，为大家所熟悉。这说明了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赋予民歌丰富多彩的内容。

三

西藏民歌中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容，是通过优秀卓越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西藏民歌中所具有的人民性、广泛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又正是使它的艺术性不断完美的重要因素。

西藏民歌在艺术手法上，和其它民族的民歌有着共同性，比如形象思维方法，比、兴手法的运用和朴素洗炼的语言等。所不同的是陈述方式和陈述对象，有它独到之处。下面，我们就西藏民歌中常用的五种艺术表现手法及其语言特色进行简单的分析。

比喻 这在藏语修辞法中称为“喻饰”--明喻，“隐喻饰”--暗喻。比喻在藏族民歌中运用很广泛，它使语言形象化，能收到具体、真实、鲜明的效果，起到取外事物的描绘来揭示本事物内部特征的作用，通过喻体表示人们对本事物的爱憎与褒贬。

藏族民歌之所以善于比喻，是因为民歌来自民众，人们通过日常的生活和劳动，接触了诸事物，认清了它们的本质特征；在表达自己思想时，往往就联系起自己所熟悉的具体事物，用外事物来表达内在的思想感情。常用的喻体，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山川河湖、风雨雷电，以至神佛鬼怪、历史人物等，在西藏民歌中，还经常接触到哈洛花、鹫鹰、杜鹃、巴桑星、皎月、甘露、雅鲁藏布、喜马拉雅、岗巴拉、羊卓雍湖、救度母、文成公主等，这些都是与生活的条件和环境有关。由于采用了生动有力的比喻，使民歌比其它民间文学作品更显得引人、易记、流传广泛。

西藏民歌的比喻手法，分“明喻”、“暗喻”、“借喻”三种。

拟人 藏文修辞法中称为“比拟饰”。拟人是根据想象，把事物（包括生物、非生物和抽象概念等）当作人类描写。这种手法，表现生动、揭示真理、寄托感情。在讽刺、揭露、批判、反抗的民歌中，这种手法大量采用。

西藏民歌中常用拟人手法，是藏族人民表达自己内心感情时惯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在劳动人民和其他阶层一些人中，拟人手法的运用，往往是由于处于无权地位，但内心又压抑着悲愤不满的怒火，便借助自然景物，来发泄情绪、寄托情思，实质上是对黑暗的旧势力和不公平的社会的批判和反抗。因此，确切的拟人，往往读后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触景生情，这就是拟人艺术手法的力量所在。

夸张 藏文修辞手法称为“夸张饰”。西藏民歌用夸张手法较多，它不是凭空胡想，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对所表现的事物进行夸大的形容，使人读后感到既生动准确，又入情入理。

双关 藏文修辞法称为“合诠饰”。这种手法则利用民歌中词义或全歌含义，构成双重意义，即外表是一种意思，内里又是一种意思。双关修辞法的运用，反映了藏族语言丰富的内涵和魅力。

藏族民歌中的双关手法，与汉语修辞学中的“双关”含义不尽相同。汉语中“双关”多数运用“语义”双关和“谐音”双关，而藏族民歌中的双关，一般是全歌意思上的双关。

联想 藏文修辞法称为“引伸饰”。这种艺术手法，是因物起兴，触景而发。由描写一事物而引起对它事物的联想，起到歌能穷而意不尽的作用。

藏族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除了上面列举的常见的五种之外，还有重叠、对偶、排比、幽默等其他手法，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谈到民歌的艺术手法，必然要谈到它的语言。西藏民歌的语言特色，可以用这么两句话概括：朴素洗炼、清新通俗。藏族民歌绝大部分是绘声绘色，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它摈弃花花绿绿的词藻，杜绝堆砌事实的现象，而是用朴素、明快的线条，深入浅出地描绘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西藏民歌的语言特色，是由藏族人民的历史和环境、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它来源于群众，经过人们的口领文传，被锤练得愈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