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土族是西北特有少数民族之一，约有20万人。土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土族聚居地。它是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语音等诸多方面的变异，较之于藏语安多方言也多有差异。土族《格萨尔》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严格的一套程序，近年来有不少的学者和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关 键 词] 土族《格萨尔》，搜集，研究，历程

一、土族《格萨尔》的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
土族《格萨尔》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严格的一套程序。我的父亲（更登什嘉）是目前在国内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能够说唱长篇土族《格萨尔》史诗的民间艺人，据他讲：“土族《格萨尔》的这些说唱形式和程序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如果在说唱土族《格萨尔》时不进行这些规矩，一方面会触犯神灵和格萨尔，另一方面对说唱者（艺人）会有罪过和因果报应的”。就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艺人在说唱的前几天要到十里外的山沟深处，取回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六至九个泉眼中的泉水，同时还要从此山中背一捆松柏树枝来，准备说唱时用它煨桑，以此来敬奉神灵和格萨尔。说唱前首先要对说唱场地进行清扫和用柏树枝烟熏燎，然后穿戴《格萨尔》艺人特制的衣帽，煨桑焚香、点燃佛灯、供奉净水、念颂祈祷词，还要用酒或净水等敬奉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以及家神和各路山神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除病免灾，使六畜兴旺发达，农田物阜年丰；另一方面是对格萨尔的敬仰和爱戴，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才开始说唱。
历史以来，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与藏族长期深入的交往等原因，形成了土族《格萨尔》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没有限制。然后，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原文原样地照释藏语唱词，而是在解释藏语唱词的同时，又加述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整理土族《格萨尔》时，对韵文采用了国际音标记音的方法，将其完整、科学地记录，然后，用藏文和汉文对其唱词进行对译。对土族语叙述的部分，先用国际音标记音，再用汉文逐词逐句地进行对译。最后再把藏语和土族语说的《格萨尔》统一整理翻译成汉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遵循的一个宗旨就是保持其资料的原始性和科学性。这样既显现了土族《格萨尔》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又突出了浓郁的土族文化特色。它不仅体现出了藏族《格萨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土族的深刻影响，而且它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充分反映出了土族人民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时的创造精神。
土族《格萨尔》的这些特点造成了它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的不同性。土族《格萨尔》除了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外，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主要讲述的是：“格萨尔从神子到人子，从天界到人间，从一个普通的人到成为部落首领，尔后，又带领他的臣民们，从求助神灵到自己动手，从求外援到发展自己，从畜牧到农耕，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这样一个过程”（《格萨尔文库》第三卷）。我的父亲“唱一段，说一段，说说唱唱，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土族人民的创业史。故事中的主人公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故事中的诸神灵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总的趋势是从‘神话时代’转向‘英雄时代’，非常有趣”（《格萨尔文库》第三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已经出版的土族《格萨尔》上册之前还有一部分内容尤为珍贵。因为，当初王兴先老师对土族《格萨尔》录音时，没有向我父亲说明要他把《格萨尔》从头唱起，而只是要求说唱《格萨尔》，这样父亲在说唱时误认为只唱格萨尔，于是，他就从格萨尔诞生时的故事唱起。当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到1999年暑假我回家准备录制土族《格萨尔》下册的内容时，饭后向父亲问起土族《格萨尔》中的阿朗恰干在格萨尔诞生时，就已经是九百九十岁高龄了，那么，在格萨尔未诞生之前朗（岭）部落的情况如何时，父亲这才讲起了日月星辰、原始人类以及南瞻部洲和其他各部洲的形成过程，当时我又惊又喜，这部分内容是土族《格萨尔》中最具有土族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它详细地描写了三位天神创世的史诗部分，而这部分内容在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中尚未看到。此后，我便马上开始录制差一点被遗失了的这部分内容。目前已经全部录制结束，按上册和中册磁带的记录字数计算，这部分的字数可达200万字以上，现将这部分内容的目录略作介绍如下：

（一） 三位天神探险访“鲁赞”
历经艰辛筹划造地球
一、三位天神创造大陆；
二、三位天神创造日月星辰；
三、三位天神治水有功；
四、 位天神创造众生。

（二） 三位天神修行做善事
南瞻部洲出世五勇士
一、阿朗恰干出生；
二、齐项丹玛出世；
三、赤帮麻赖出世；
四、包日包当出世；
五、扎西什达出世。

（三） 三位天神下凡立伦理
阿朗恰干治国查四方
一、三位天神派遣阿洛下凡；
二、阿朗恰干初招民众商国事；
三、超同出世；
四、阿朗恰干四方去查访；
五、阿朗恰干举办首届赛马盛会。
由此可以看出，土族《格萨尔》含大量的创世史诗的成分。它的发现，不仅对土族《格萨尔》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而且为研究土族《格萨尔》乃至其他民族的《格萨尔》拓展了新的领域。同时说明土族也有创世史诗。

二、土族《格萨尔》的研究历程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流传在藏族、蒙古族群众当中的《格萨（斯）尔》比较重视，所以，对它的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开展的也比较早。至于土族《格萨尔》在土族群众中的流传情况，人们却所知甚少，因此，对于土族《格萨尔》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地理环境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土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等聚居区，人口不到20万，居住相对分散，经济比较落后。其二，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土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这就大大阻碍了土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间的交往，土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也难得到长足发展和保留。因此，对于土族《格萨尔》的搜集和整理也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个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而把整理古籍，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
“瓦尔特•海西希在《多米尼克•施罗德与史诗格萨尔》一书中写的序及导言的发表（国内发表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2期），为我们提供了解放初期即1948-1949年互助土族地区《格萨尔王传》流传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施罗德记录了民间艺人贡保的唱段，并如实地介绍了民间艺人演唱的形式、过程及曲调，为我们研究土族地区流传的这一史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事过38年，我们才把视线转移到土族地区，开始进行调查，应该说这是晚得不能再晚的事了。（杨恩洪：《土族地区流传之〈格萨尔王传〉探微》,《格萨尔研究》）
瓦尔特•海西希之后，王兴先老师在他的《土族史诗〈格萨尔〉纳木塔尔述论》一文中说：“1982年5月，我就听说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康多公社的勺哇一带，有位八十多岁的土族老大爷会说《格萨尔》；同年8月，在天祝县天堂寺听到那里的土族也喜听《二郎杨戬》，说《二郎杨戬》就是《岭•格萨尔》，但因当时苦于病魔，未能进行调查。1986年7月我向王沂暖教授汇报了搜集与研究《格萨尔》的有关打算，很快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和指导。我先到天祝县松山乡，松山镇上的几位土族老大爷把《格萨尔》也称《二郎杨戬》。我问了其中一位老人的先祖经历，他说：‘我们是解放前从青海互助地方跑到这里来的，那时马步芳抓壮丁，站不住脚啊！’还说：‘我们天祝县的天堂、朱岔等乡的群众也将《格萨尔》叫《二郎杨戬》。’随后我搭便车赶到天堂乡，乡党委书记和我一块兴致勃勃地到尼土尔沟找土族董老大爷，据说他是说唱《格萨尔》的行家。对此，我抱着极大的希望，但谁知今已九十三岁高龄的董老大爷恰恰在这个时候病倒，卧床不起，已有几天发烧不退，有时昏迷不醒，不愿启齿。此时此刻，我感慨万千，可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在乡上等了五、六天，老人的病势依旧，我只好怀着不安的沉重心情离开天堂寺，走向新的寻宝的征途。9月6日下午，我乘坐西安开往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车，在车上就打听到霍尔郡有位中年人名叫班旦，他说唱《格萨尔纳木塔尔》已出了名。第二天由鲁振山带路，路经巴处村时，我有意观拜了座落在巴处村口的格萨尔庙（当地土族群众之称谓），之后走了五、六里就到了班旦家。班旦夫妇放下手中正干着的土坯活，引我们入屋上炕。鲁振山向他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出去请来一位土族老大爷，并向我介绍‘他是霍尔郡村年寿最大的，今年八十一岁了，德高望重，年轻时他既能唱‘酒曲’，也会说《纳木塔尔》’。这时，班旦的妻子将茶、馍等端到桌子上，让我们吃喝。我也掏出一瓶酒来，先给老大爷敬了一杯，然后敬于班旦，希望班旦‘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见李白诗《将进酒》，《历代诗歌选》第393页）此时，班旦轻轻地抿了两下酒，并向老大爷示意了一下，这时‘森阿隆云、拉毛、拉拉冬、兰那，牙隆云、拉毛、拉拉冬、兰那’的古朴曲调开始在室内回旋。有时，他停下来谦虚地请教老大爷，让他指导。老大爷满意地对我说：‘班旦心灵，记性好，在我们这里方圆上百里就算他了。’我只是高兴地点点头，决定精心录制。”（《格萨尔研究》 ）
1986年6月25日—7月3日，杨恩洪老师也“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几个主要的土族聚居区东山乡、丹麻乡及威远镇郊的四个村进行了调查，采访了目前尚健在的四位土族艺人，并对其中较有特色的两位艺人的说唱进行了录音，记录了流传在这一地区的格萨尔风物传说，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格萨尔》的流传概貌。”（杨恩洪：《土族地区风流传之〈格萨尔王传〉探微》,《格萨尔研究》 ）
记得在1987年7月，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到了暑假回家后，听我的父亲说：“是西北民族学院的王兴先来我家，调查《格萨尔》……”，说实在的，我虽然从小就把土族《格萨尔》当成催眠曲长大的，但那时尚不知《格萨尔》的研究价值所在，但自从王老师来我家之后，才引起我的注意。此后几年内，王兴先老师几乎每年到我家来一次。但那几年我的父亲一直是病魔缠身，无法说唱。几年内王兴先老师只录得了25盘土族《格萨尔》的录音带，父亲说，他辜负了王老师的一片苦心。
1992年5月，王兴先老师再次到我家，那时我也已经参加工作近两年了，我们见面之后，王兴先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搞土族《格萨尔》、愿不愿意到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语言学的课程？其实，王兴先老师早就看重了土族《格萨尔》今后的发展和前景，从那时起就已经对土族《格萨尔》的抢救、搜集和整理以及出版等工作作好了规划。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去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事。在王老师的帮助下，于当年9月，我就去中央民族大学黄布凡老师（王老师联系好的）门下学习。在黄布凡老师耐心、细致的教导下，我很快就完成了学业。回来后，就立即对土族《格萨尔》进行录音。为了保证按期完成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王老师与甘肃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西北民族学院的主要领导商量将我调入西北民族学院刚刚成立的《格萨尔》研究所专门从事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王老师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短短的几年内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共约253万字）得以顺利出版，同时也得到了学者和同行们的认可。
王老师起初来寻访我的父亲时，他曾在互助县翻山越岭，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后来才找到了我的父亲，期间王老师历经了艰辛。我刚调到西北民院时，住房不宽，加之从父亲那里知道土族《格萨尔》中的创世部分丢掉了。为此，我们又把父亲接到学校，吃住在王老师家里，接着我原来录音的五盘一共录制了四十八盘录音磁带，把土族《格萨尔》的创世部分才算全部录完，我们甚感欣慰。回想起走过的路，才知道土族《格萨尔》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同时，也才知道王老师给予我的厚望和为抢救、搜集土族《格萨尔》这一民族文化的瑰宝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所做的一切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三、近年来《土族〈格萨尔〉》的研究成果
《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册/王兴先 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6月；
《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王兴先 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
《土族格萨尔故事述评》/马光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2-64；
《土族地区〈格萨尔〉调查报告》/杨洪恩/民族文学研究/1987-3-3；
《土族〈格萨尔〉中的亲属称谓》/王国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四期；
《藏、土、裕固族〈格萨尔〉比较研究》/王兴先/西北民族研究/1990-1-187-200；
《试析土族格萨尔唱词中的藏语音位系统》/王国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试谈〈土族格萨尔〉中的腾格里》/李美玲/青海民族研究1994年04期；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音系之比较研究（一）》/王国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土族〈格萨尔〉中的降魔故事梗概》/王国明/《格萨尔学刊》1998年第一期/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试论土族格赛尔形象的艺术特征》/李美玲/青海民族研究1995年04期；
《土族〈格萨尔〉语言表现形式的特殊性》/王国明/《中国土族》2003年冬季号；
《〈土族格赛尔〉的哲学价值及其它》/马忠/载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我与土族史诗〈格萨尔〉》王国明/《中国土族》2002年秋季号
〈论土族史诗〈格萨尔〉〉/星全成/中国土族/1999年总第8期；
《〈土族格赛尔〉宗教信仰的多元整合》/马东平/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5期；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词汇的借用形式》/王国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
《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及其引发的几点思考》/王国明/《格萨尔集刊》2003年第六集，2002年参加“第五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词汇的变异形式及其特点》/王国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王国明（坚赞道杰），男，土族，硕士，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主要从事格萨尔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