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

丹增

知道丹增的大名，是在他的散文中。发表在《十月》上的那篇《童年的梦》，酣畅流利、朴实清新的文采，将我的思绪带进了神秘的雪域高原。

了解丹增，是在云南的艺术家口中。仅仅到云南工作四年，“文化书记”有口皆碑，实在令人敬佩。朋友们“用口”，似乎为我画就了一个不打官腔、谦逊真诚、慧眼识才、颇有人脉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的丹增的“画像”。

记者:我了解到，在政务繁忙之中，您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又致力文化产业方面研究，听说您的第二本专著也已出版？

丹增:我最近已经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叫《文化慧眼读云南》。在引言中，我作了较全面的概述，既介绍了四年来对云南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基本经验，又谈了云南文化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中这样一个发展命题。

书中，我对文学、舞蹈、音乐、影视、戏剧、曲艺等艺术大类进行了叙述，即历史上的云南文化是怎样的，我们为繁荣创作和发展又做了些什么？几年来，我先后请了600多位中国名家到访云南谈云南。当然，是通过召开会议、采风创作、观摩考察的方式请来的。我初步算了一下，仅音乐这方面，傅庚辰等48位国内音乐大家都来过云南，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深度和角度，撰文为云南建言献策，留下了宝贵“思想财富”。艺术家们对云南也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文化艺术富矿；云南的艺术人才全国一流；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快速，创作环境宽松”几乎成了他们的共识。这本书共有38万字，用了2800多张图片。历史上，凡对云南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艺术家，我全收了进去。

记者:您是如何为自己的政务和文学创作定位的？

丹增:我出身于艺术之家，受其影响，我搞文化工作很早。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我到西藏工作。从记者、记者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有生活积累，上世纪80年初，我开始搞文学创作，主要写小说、散文。所写的《神的恩惠》一书，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中学课本收了进去。1983年开始，我转向文化工作，担任西藏自治区常委兼文联副主席、文化厅厅长，常委兼文化厅厅长，这在全国少见。这个职务，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搞创作，集中精力抓文化。之后又调到北京再调到云南工作。说实话，未到云南前，对云南的文化了解，还是在书中得到的。当听说组织要调我到云南工作，我非常高兴。

在云南工作的三年来，我跑了近90个县(全省120多个县)考察文化教育，民俗民风，与一批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同行，先后四次去了沧源，在那一头扎了28天搞调研。

在熟悉、考察、了解云南中，我深切感到，云南的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在西双版纳，你随处可见印度文化的印记，印度教中的“保护神”、“创造神”、“破坏神”三神在寺庙中供奉着，而且保护得非常好，不可思议；在丽江纳西族人居住地，有藏传佛教和活佛；在其他很多地方，存在着基督教和教堂。更让我惊讶的是，在一个山上，同时居住了五个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世代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在云南，我还见过一个家庭，三个人三个民族，三种宗教信仰同时并存。说实话，我到过国外46个国家，没见有这样的文化包容性，实乃世界罕见。

在中国，云南的文化最具代表性。新疆虽有特色，但少数民族只有八个；西藏是三个；而云南呢，有二十五个少数民族，将云南的文化打入世界，实际上就是将中国的民族文化打入世界。所以我力推云南文化，主要是抓创作，不仅仅是文学，还有舞蹈、电影以及云南音乐。“海菜腔、一窝雀、打秧鼓”等音乐形式，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是世界级的，云南作曲家万里、刘晓根、蒋明初等一批音乐家功不可没。

藏族礼帽成为丹增标记　徐福生摄

记者: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仅3年时间，云南文化产业从过去占GDP1.2％占到全省GDP的5.29％，去年文化产值已达到270个亿，平均每年增长27％左右。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央领导的肯定。这个文化产业，都包括了哪些部分？靠什么“发动机”推动的？

丹增:我看，根本的因素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是闸门，如果闸门一打开，产业就像洪水般一泻千里。过去，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是将政治与文化等同，文化绝对政治化。现在，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认为既有政治属性，也有经济、商业和商品的属性，这是核心。你看西方国家，文化渗透意识非常强烈。什么好莱坞大片、流行歌曲、牛仔裤、洋快餐等等无孔不入，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推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手法往往比我们更高明。

思想上的大解放、观念上的大创新、方式上的大手笔、行动上的大动作，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们率先改革了云南电影产业，下发了第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我亲自执笔，在政策上、经济上、统计指标上进行改革、给予支持。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占GDP5％以上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云南，我们在全国排行第六。

我们的文化产业的统计数字，并不包括旅游。其实，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因此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你要发展旅游，必须发展文化。云南去年旅游的收入已经突破了420亿。文化的带动是主要因素之一，对提升云南的知名度功不可没。

记者:有人说您是抓文化产业的高手，我也看到您的“要像抓烟草工业那样抓文化产业”的名言。更重要的是，有人说您“让云南突破了传统观念中认为文化对经济有依赖性的认识，让各界充分认识到文化对经济的先导性”。您怎么看待或者诠释文化对经济的“依赖性”和“先导性”这个重大问题的？

丹增:我认为，文化是经济的先导，它促进经济发展。现在的云南，旅游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文化作为先导，使旅游业发展迅猛；云南的投资，文化形象树起来了，知名度上去了，各种投资就过来了；云南的民族手工业以及民族工艺品的发展，也是以文化为先导，现在已有了很大的起色，等等。有一些人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依附经济实力而发展的，其实不然，文化对经济的“依赖性”是相对的，而文化对经济的“先导性”是绝对的。这也是我的重要“参悟”之一。

记者:前不久，《无极》剧组因破坏生态环境受到批评并被罚款，一副县长为此丢了官。对环境保护，云南有什么新措施？

丹增:上世纪50年代末，云南电影很辉煌，到了70年代开始衰落。近几年，我考察云南之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全国最美、最优、最好的拍摄基地。”之后，我们建了六大影视拍摄基地，国家还批准建立了唯一的国家级的影视拍摄基地。最近，有近20家摄制组正在云南拍摄。

电影拍摄过程中，是与生态保护有矛盾的，拍摄地大多在风景区、保护区和文化古迹区，如果稍不注意，就会造成生态破坏。《无极》剧组的事件发生后，云南省政府立即着手制定一个《条例》，坚定不移地发展影视产业，认真地加强在拍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条例》最后还规定，“在文化古迹区拍摄，一根钉子都不能钉；在风景区和保护区拍摄，不能对生态环境有任何一点破坏。”这个文件很快就将下达。

《无极》事件的发生，坏事变成了好事，引起了云南省对环保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和对文化古迹和环境保护，是同等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