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次旺多吉
拉鲁·次旺多吉（1914-2011），男，藏族，西藏拉萨人。原系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曾任过藏军如本，色朗巴、宗本、“噶谆”、“孜本”、噶伦兼昌都地区总管、粮食总管等职。 1959年参与西藏叛乱，任藏军总司令，不久被捕，1965年获释。1977年后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1983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8年5月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第5－7届全国政协委员。夫人索朗德吉。
拉鲁·次旺多吉同志出身于旧西藏贵族，担任过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担任昌都总管期间，与进藏人民解放军有过接触；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受到党的感召，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执行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拉鲁·次旺多吉同志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经过学习提高，实现人生的重大转折，转变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忠诚的朋友，同党真诚合作，为西藏的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经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实践斗争教育，目睹西藏的发展变化，拉鲁·次旺多吉同志深刻认识到旧西藏生产力发展停滞，文化教育落后，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是最残酷、最黑暗的社会。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1会主义道路，西藏才能繁荣昌盛，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自治区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工作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爱国统战人士的作用。他积极参政议政，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西藏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龙夏家族系苏穷-西绕扎巴（西藏古代红教三大活佛之一）的后裔。自五世达赖起，历任西藏地方官员。世袭领地在苏龙地方（今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达那区）。
我的祖父伦珠多杰和祖母任钦白姆生有一男四女。
父亲生于铁蛇年(一八八一年)，名多吉次杰。母亲八岁那年，祖父去世，祖母抚养了我的父亲。她很关心父亲的学业，聘请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老师教诲父亲。父亲勤学苦练，学业不断长进，对祖母也更加爱戴和敬重。
父亲早年对藏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医疗技术。我还隐约记得父亲给病人诊脉的专注情景。
父亲的爱好比较广泛，他从小就喜欢音乐、舞蹈，经常拉胡琴、打洋琴，从中陶治情操。有时还激约在拉萨的一些民间艺人，一起欢聚，在共同的娱乐中切磋技艺。
父亲二十多岁的时候，与达那地区的贵族赖贵巴的女孩成亲。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儿子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女孩白玛。 后来，父亲到拉萨应考求官，获取了地方政府的官位。因为他的藏文和数学的水平比较高，不久便被任命为“孜康”（审计局）的孜巴。在担任孜巴职务的十年中，由于工作出色，在社会上开始引人注目，孜巴-龙夏德名字便从此展开。
父亲的前妻平时住在拉萨，每逢秋收季节要到龙夏庄园负责牧租入库事宜，后来在一次收租时不幸病故在龙夏庄园里。三年以后，父亲同我的母亲单增桌嘎结了婚，生下了我们兄妹，共五男一女。
一九一一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期间，对外国事物有了较多接触，认识到西藏要发展，必须首先发展文化事业。于是，1913年，从中层贵族子弟中选派了四名青年出国学习，被送往国外的四名学生是：忙仲·西热贵桑、强俄·巴仁增多吉、吉普·旺堆罗布、果卡瓦·索朗贡布。噶厦封我父亲为四品官，授命他率领四人前往英国伦敦。抵达伦敦时，英方派了贵扎先生和翻译列丹先生（藏族）接待他们。四名青年被选送到英格兰的一所综合专科学校，从此开始学习各自的专业。芒仲·西热贵桑学习矿物勘探，强俄·巴仁增多吉学习电机，吉普·旺堆罗布学习宝物符合地形测绘，果卡瓦·索朗贡布在令一所学校学习军事。
在此期间，我的父亲也学到了一些英语，并先后去了法国、意大利等地游览。父亲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到西藏社会制度落后，民生凋徶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
父亲回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四品孜本。当时地方政府正在扩充军队，因军粮不足，噶厦决定增加粮食征收，并成立了征粮检查局“包细勒空”。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罗桑丹穷秘书长和我父亲为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接照规定，包细勒空增加征收的对象和范围是：西藏的贵族世家、历代达赖家族、地方政府官员及寺庙领地以各种不合法方式取获的土地；另外、任命噶伦、代本职位时特意封赐的庄园；虽占有庄园丹尚未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贵族。这一办法的实施，一般大的贵族所要缴纳的粮食达到四五千克。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期，征收的粮食已装满了地方政府的所有仓库。由于这一措施直接触及了大小贵族的切身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不满，对我父亲倍加指责。但是，父亲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却更博得了达赖喇嘛的器重和信任。达赖喇嘛还亲手裳子给我父亲一尊饰有纯金冠顶和耳环的大慈大悲观音佛像。并为我父亲祈祷：“愿你世世辈辈得到观音菩萨的保佑。”这时正是我父亲青云之上的时期，在担任孜本、征粮检查局负责人的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任命我父亲为藏军司令顾问。我父亲还常常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草拟一些重要文件，甚至可以左右达赖的重大决策，成为噶厦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父亲所处的地位、加之有达赖喇嘛做后台，虽然大小贵族对他不满，也无可奈何，这就为以后发生的悲剧埋下了不信的种子。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几名的待从中，唯有那我父亲和坚色1贡培二人最有他所重用。但他两人间深怕对方超过自己，因此互相嫉妒，彼此排斥，时常出现不和。坚色·贡培常在达赖喇嘛面前谗言诋毁说“龙夏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同歌女们厮混，很少关心地方政府的事情”达赖喇嘛迫于舆论的压力，免去父亲的藏军顾问职位，其他职位不变，仍父亲为他拟写所有文件，咨询政府大事。
水鸡年（一九五三年）父亲不幸患风险性关节炎，他让我疏通达赖喇嘛的亲信禀报以达赖喇嘛，后据索朗诺布和德钦英赛两人透露，达赖喇嘛为了减轻我父亲的负担，拟让他和大卓尼担任司伦。
十月三十日晚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父亲极为悲痛。西藏会议立即召开全藏大会，并召集达赖喇嘛身边的坚色，仔细查问达赖喇嘛病故的经过。达赖喇嘛的医生强巴说：“我一直守护在达赖喇嘛的身旁，乃东护法神跳法时，坚持要给达赖喇嘛服用‘包乌十四味’药，我认为根据达赖喇嘛的病情不易服用此药，就说没有。”坚色·贡培拉回答了神汉后，神汉说他的随从佣人有此药，可以马上拿来给佛王服用，于是坚色-贡培拉就从佣人手里拿来了一个小口袋，把里面装的药给达赖喇嘛服下去了，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以拯救无效。会上当查问乃东寺神汉时，他说：“我那时正在降神，什么知觉也没有。”而坚色·贡培拉的佣人却承认这个药是他的主人自己带到罗布林卡的。这样，就证明了强巴医生所叙属实。地方政府当场给坚色·贡培拉定罪，判处流放到公布地区的孜岗宗；把乃东寺神汉交给哲蜂寺洛色林扎仑处理。强巴医生虽然无罪，但以“不称职”发配到加查宗。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以后，噶厦在几年内连续实行减税政策，对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无息地贷方大量粮食，以缓和矛盾。库存粮食越来越少，群众不满，在噶厦会议室窗前贴了“钱粮盛会”的讽刺标语。
我父亲从国外回来不久，为了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曾组织了一个名叫“吉求贡吞”的组织，其意是“求幸福者同盟”。人们也称为“龙夏运动”。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有上百名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哲蜂寺的索德巴、色拉寺的强门德巴以及甘丹寺的代表贡布-赤列如错等人签名加入这个组织。
这一组织曾以秘密的方式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主要的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如对噶伦的产生，要每四年选举一次，必须直接从西藏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并决定将这一建议以请愿书的形式通过噶厦呈报摄政。
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嘎雪·曲杰尼玛本是我父亲的密友，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到噶伦赤门-罗布旺堆跟前告了密,不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编造了该组织正在密谋地方政府中的在职噶伦等的谎言. 噶伦赤门非常惊慌,立即呈报摄政王摄政,要逮捕这个组织的主谋者.
一九三四年年初的一天,噶伦赤门躲在哲蜂寺,命'雪省卡'请我父亲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父亲信以为真,马上动身去布达拉宫.一到会议室,他把父亲扣押起来,又匆匆忙忙安排牢房.这时候我父亲身边只剩下两名看守,父亲忽地想起随从罗丹手里有枪,就跑出去拿枪.当走进布达拉宫后门时,罗丹也发现我父亲,就喊'老爷,手枪在这里!”边喊边跑了过来。但是，一群“克巴”（清洁员）、“康宁”（房管员）捉住了罗丹，夺走了抢，父亲束手遭被监禁在布达拉宫“夏钦角”大房子里。
在审讯过程中，噶厦为了知道内情的人充当证人，对嘎雪巴采取了假逮捕的同时，逮捕了“龙夏运动”的主要组成人员：江金贡·索朗杰布、检查官吉朗巴、达赖经书管理员僧官来村·土登格丹，僧官来村·扎木苏尔、俗官米日瓦、俗官扎吞巴、俗官嘎强·丹巴才旺、如本恰巴·旺钦龙拉以及我本人。
审理案件的检察官是：钦绕旺秋、军事总管朗嘎尔-旺秋塔钦、拉聂尔=鲁康娃、次旺绕丹和僧官丹巴强央。在开庭审讯时，嘎雪巴出庭作证。对准备谋杀噶伦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我父亲据实驳斥。并说：“我们主张噶伦的人选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根本没有谋害噶伦的意图.”然而，那些检查官早已立案定罪，诬陷我父亲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要毁灭宗教”等等。
当把要挖掉我父亲双眼的《判决书》呈给摄政热政时，热政说：“我是活佛，这种判决是违犯比丘戒律的，我不能这样的判决上签字，你们就按着办吧！”后来，噶伦赤门旺堆、噶伦喇嘛甘敦曲达、噶伦朗穷瓦和涅仑彭绕巴等人谋和，由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在《判决书》上签字，就这样挖去了我的父亲的双眼。其他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罚款；对龙夏的两个孩子，最初判处砍手臂刑。多亏帕朋卡寺活佛和色拉寺“齐”扎仑方丈出面说清，改判撤职罢官，并规定龙夏的子孙后代一律不准任地方政府的官职。
父亲坐牢时，家里早晚给他送饭。
他虽然失去双目，但他由于以前写字熟练，他需要什么物品，就写个字条，字迹仍然清晰。
父亲在牢房里，给他过去的佛教经师扎堂甫活佛写信详述前后的经过。信中运用了诗句的形式抒发情怀。由于事隔多年，大部分已经忘记，仅将记得的一段叙述于下。
宏伟的事业刚刚起步，
却受挫陷落牢笼。
那时节，
几百个屠夫蜂涌而至，
咒骂生声中一双明珠落地。
啊！
明珠任他挖去，
却挖不掉我聪慧的主张，
积累的家财让他抢去，
却无法夺去我智慧的源泉，
瞎子本来在黑暗中摸索，
可笑还要关进黑牢！
人说牢房黑暗无光，
我却心感明亮。
静虑修行在吾身，
怎么黑沉沉！
后来我在噶厦当了“噶冲”（噶厦的秘书），和噶伦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我请求他们放任我的父亲，并通过噶厦向摄政热振呈送了书面报告。热振在召见我时说：“逮捕龙夏这样的事，我本想劝阻，可是噶伦赤门等人不听召唤。想给龙夏捎个信，也不方便，我自己又不能下去，所以无可奈何。”随即下达了释放我父亲的命令。
父亲释放回来后，我们问过他挖眼睛的情况，他说：“挖眼睛时......”我们听了非常伤心，也很愤恨。
由于父亲的身体在监禁期间受到严重的摧残，于铁龙年（一九四零年）去世。
后来，我又重新进入了西藏地方政府当上了噶伦。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拉萨·
（本文章来自《西藏文史资料编辑》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