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原内地的唐朝爆发了“安吏之乱”，叛逆者们勾结北方诸族、部进逼京师。天宝十五年(756年)，唐玄宗出奔入蜀，禅位与肃宗李亨，长安陷落。吐蕃曾几次遣使入唐请和，并愿发兵助唐讨击安史叛军。至德二年(757年)，唐蕃第4次和盟，这也是赤松德赞执政以来的首次与唐和盟(前3次和盟是其父赤德祖赞在位期间，分别于公元705年、714年、734年签订)。双方划定边界，各不侵犯，并约定唐每年送给吐蕃赞普绸绢5千匹。然而就在中原地区饱受“安乱”战火，仓禀空竭、元气大伤、国力穷蹙之际，吐蕃军队又转念乘唐朝边备空虚，联合南诏、党项、吐谷深、回纥诸部，大举侵唐，不数年间，攻陷了兰(今甘肃兰州)、廓(今青海化隆西)、河、鄯、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礼县南)、渭(今甘肃陇西东南)。唐朝西北数十州之地及西域四镇，进逼唐朝北部重镇凤翔、邠州二府。广德元年(763年)十月，蕃将马重英等率20万联军，弥漫数十里直驱长安，唐代宗李豫仓惶出奔陕州(今河南陕县)。吐蕃入长安后，立李承宏为帝，最后在唐将郭子仪及农民大众的反击下，仅居留半月，遂向西遁去。应该承认，这一场战争是吐蕃统治阶级武力扩张的反映，它给中原汉族人民和吐蕃人民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但是这仍然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此后藏族在祖国的西北、西南的定居和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赤恕忪赞的亿字．史籍史有牟笛赞普、赛那累江允、赤德赞、德松赞、丁赤等多
永泰元年(765年)，唐蕃第5次和盟，但这只不过是临时的停战。由于双方没有和平的诚意，特别是吐蕃占据了唐朝西部的国土，加之双方处在对峙抗拒的情况下，不久和盟便为战争所取代、“吐蕃大将尚结悉、赞磨、尚息东赞及马重英等十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大掠居人、男女数十万计，焚庐舍而去。”唐朝兵将也“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土女四人。”建中元年(780年)，唐首先主动释放了500名吐蕃俘虏。停止了一切敌对活动，赞普赤松德赞大喜，也表示了对唐再次修好的愿望，他对入蕃使韦伦曾说道：我有三恨：一是不知道唐皇帝死，未能及时吊祭；二是对唐皇帝的山陵未及做献赙礼：三是不知道皇帝舅继位，已发兵攻打灵州(今甘肃东北)……。（《册府元龟》卷九八O，外部臣通好。页十一、11513上。）几年之后(783年)，唐蕃终于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举行了第6次和盟，订立了“清水盟约”，重新划定了双方边界，大致将黄河以北贺兰山区划作闲田；黄河以南从六盘山、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丽江地区)划线，以东属于唐朝，以西属吐蕃。这些表明了唐朝承认了吐蕃对河陇地区的统治。
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臻于全盛，这不仅表现在武力的强大——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还曾出兵远征天竺；疆域范围的广袤——东与唐朝相接，以陇山为界，北衔回纥，西连大食，（大食：唐朝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南并南诏；还表现在他对吐蕃王朝的内政建设和在不断引进、学习、吸收外族文化，振兴吐蕃佛教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内政建设上，赤松德赞在先辈原有的法律基础上增加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据藏籍《智者喜宴》载，吐蕃三十六制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三十六制”：吐蕃时制定的六种大法、六大决议、六种告身、六种标志、六种褒贬、六种勇饰，合称三十六制。）如设置九大尚论(同平章事)总理朝政，三尚一论四人议事和东本(千夫长)一职等等。东本设置后，吐蕃设立了编制勇士的61个东岱(千户府)。藏文史料中还记载了赤松德赞修订法律的内容，如明确规定了“九双木简”“真智王木简”“三审判木简”“流动木简”“三喜法”“没庐氏小法”等，可说是刑事、民事应有尽有。特别是“赔偿命价法律”较松赞干布时期的同一法律更为具体详细：大、中、小贡伦命价1．1万至9千不等；低级内相与小噶伦命价9～8千；属民逐一确定命价。“三喜法”中明确规定：“赞普本身如果不维护法律，那么就不得对属民执行法律”，以赞普维护法律作为对属民治罪的先决条件，以法律意志取代君主个人言行，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可见此时吐蕃王朝的官制法律到了赤松德赞时有了一定的充实完备。
发展经济生产，也是赤松德赞内政建设之一。他仿照唐制，设置诸道节度使，利用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大量屯军耕牧，同时下令吐蕃：“每户属民饲养马一匹，犏牛一头，母黄牛一头，公黄牛一头。”还要求家家户户夏季贮存青草，以备冬季家养牲畜等等。所有这些，除了统治者为其统治目的服务，为发动战争，准备充裕的军马、粮秣以外，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生产，改善于人民生活。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大力扶植佛教，建寺译经，剃度僧人，这对于以后藏区佛教的盛行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佛教自松赞干布时传入吐蕃以来历经几代赞普，凡一个半世纪(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中叶)。可是，由于封建制度尚未巩固，信仰苯教的只是王室和少数官吏、贵族；而另一部分维护奴隶制度的统治阶级达官贵人们，以苯教为护身符，极力反对佛教。到了8世纪中期，这些人为了把佛教势力全部铲除干净，发动了藏族历史上的第一次“禁佛运动”。他们下令禁止吐蕃王朝所辖范围内的民众信仰佛教；驱逐汉族僧人和尼泊尔僧人，改佛教僧人朝拜圣地一—大昭寺为屠宰场；深埋文成公主带至吐蕃的佛像；拆毁了赤德祖赞时建立的两座寺庙等等。赤松德赞即位后，由于尚未成年，不谙政务，大权被反佛大臣牢牢控制和掌握，因此他只好屈从修习苯教。不过，汉地儒家思想、道家观念以及印度佛教理论间接地影响着他，使之对佛教渐有所悟，并逐步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其影响的主要人物是从唐朝携来佛经的桑希和王室及大臣中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如巴·赛囊等等。
赤松德赞成年之后，吐蕃王朝走向了国威远震的盛世时期，在其周围，举凡唐朝、于阗、南诏以及尼婆罗、天竺诸国，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吐蕃与之长期的接触，势必也受到了佛教的耳濡目染。赤松德赞在吐蕃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看到祖辈崇尚佛教的历史传统，认识到佛教对王室有利的作用，于是决心振兴佛教，密召亲信大臣祥·娘桑、桂·赤桑等人，君臣一致认为：不清除代表苯教势力、极力反对佛教的顽固人物马尚仲巴结和达扎路恭等，就不可能在吐蕃弘扬佛教。于是，他们用重金收买苯教巫师，散布今年赞普将有大难，需有一权重之大臣居地窟三月，方可免去灾难。结果将马尚仲巴结活埋，将另一个大臣流放吐蕃北部的寒冷地区。
为了大规模地引、扬佛教，赤松德赞派大臣巴，赛囊等人到长安取佛经并迎请汉僧，可惜当时吐蕃内部反佛的苯教势力大，结果未能成行，巴·赛囊却迎来了天竺大乘佛教显宗大师寂护。以后赤松德赞又多次派人去汉地、天竺迎请高僧大德来吐蕃传经译经、弘法传教，这其中有天竺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有天竺大乘密宗大师无垢友、法称，有邬仗那(今克什米尔)阿难陀(还有莲花戒和汉僧大乘和尚也译作摩诃衍那)等人，并亲自主持佛教和苯教的辩论会、结果苯教失败遭到冷落排挤，佛教从此在吐蕃站稳了脚跟。
公元8世纪后半期赤松德赞在寂护、莲花生等佛教大师协助住持下，在逻些东南
不仅如此，赤松德赞还通过立法、盟誓的形式进一步维护藏传佛教的地位，这实际上也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制订了《佛教大法》，规定：“一切众生听从王者命令，一切王臣均当顶礼出家僧侣，尊崇供奉”。强令大臣们发誓立碑，对佛教坚守不渝，又颁布两次兴佛诏书，一再令大臣发誓“不扬弃不毁灭佛教三宝”。继之下令每7户平民赡养1名僧人(或作3户平民赡养1名僧人)，规定了布施给每1名僧人青棵、酥油、衣服、纸、墨的数量，僧人不参加生产劳动，不得受驱为奴，而这些供养僧人的平民诸户却作为三宝的寺院属民。寺院从此不仅是一个宗教单位，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寺院的最高统治者们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统治阶级。所有这些无疑是在抬高出家人的社会地位。
佛教在藏区兴盛以后，据史载以汉地佛教大乘和尚为代表的顿门巴和以天竺佛教寂护为代表的渐门巴之间的宗教派别发生了互争。为解决这一矛盾，赤松德赞采用于以往的做法，即用辩论的方式选“优”淘“劣”，双方经过多次激烈的唇枪舌剑，最终因为赤松德赞倾向渐门派，所以他裁决渐门派胜利，大乘和尚只得将象征着胜利的花鬟献给对方，表示认输并返回故里。从此，天竺佛教宗派统治了吐蕃，但是汉地禅宗思想理论却一直保存于藏传佛教之中。
唐贞元十三年(797年)，赤松德赞去世，享年56岁。基于他生前在吐蕃王朝文治和武功双方面的业绩和建树，以及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后人将他与松赞干布相提媲美，尊称他为吐蕃王朝的第二位“法王”，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此赞普陛下，深沉果断，玫基巩固，由此威德远播，天下之别部国王均纳贡赋，小邦收抚为编氓。由是之故，国政远及四境，国内安乐均露。吐蕃民庶之中凡忠心耿耿者，无不施以正善永固之恩泽，往昔各代赞普政事宏伟，实无有超越此赞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