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学路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出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一个牧民家庭。他从小就十分渴望读书。解放前，他的家乡教育十分落后，除寺院外几乎没有其他教育。于是，年幼的他只好跟随伯父到甘坪寺学习藏文。在此期间，他苦学、勤问，深得师傅的喜爱。正是这段学习生活，为他以后深厚的藏语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他的家乡——甘加乡八角城建起了全乡第一所小学。开明的父母同意了他读书的请求。从此，他开始接受正规而又系统的教育。在这所小学里，高瑞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汉族启蒙老师——徐秉孝先生。正是这位老师对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影响至深。在学校，徐老师耐心地教这些草原上的小伙伴们学习汉语。他还经常讲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稀奇新鲜的故事。从此，开启了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之窗。也就从那时起，年幼的高瑞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像徐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把知识传授给也像他一样生长在草原上的藏族孩子们。这也正是他在后来从事繁忙的党政工作的同时，仍旧一直未舍得离开教学第一线的主要原因。
13岁那年，高瑞离别故乡，只身来到省城的西北民院求学，但学业尚未顺利完成，却赶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国家号召回家乡参加劳动。同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一面强忍着饥饿的煎熬，一面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坚持学习。后来，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他被吸收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担任藏汉双语的翻译工作，不久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
参加工作后，他深感自己学识的浅薄，坚持自学藏汉双语，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翻译工作，先后在夏河县委组织部、县广播站等单位担任翻译和藏语播音工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冲击，受到毁灭性破坏的西北民院恢复，并于1973年开始招生，学员多由单位推荐入学。按当时的标准，作为“走资派”的后代，高瑞根本没有资格去学习。但县委组织部一位老同志非常欣赏他好学上进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以个人名义担保，极力举荐，使高瑞获得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并于1974年9月再次来到西北民院学习。1976年，在那个令他今生最激动、难忘的时刻，高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植根于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明眸，他深感自己所学有限，于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脱产进修班”，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但此时的高瑞仍抑制不住那份对知识的挚爱与渴求。1979年9月，他又考取了西北民院第一届古藏文硕士研究生，成为仅招的4名藏文专业研究生之一，并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的门下专心攻读古藏文硕士学位。先生潜心笃志、刻苦研究的精神感染着他，他立志要像先生那样在藏学研究方面做出点成绩。“名师出高徒”。他在圆满完成专业学习的同时，撰写出了一些价值较高的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
回首曲折漫长的求学道路，高瑞教授感慨颇多，他说：“这期间有师长的培育、自己的努力，更有党对少数民族青年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
潜心做学问
70年代到80年代，高瑞创作热情高涨，1980年12月1日，他的处女作《赞水》发表在《甘南藏文报》上。从此，他在学业之余，不时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如《婚礼之歌》、《颂茶》等相继见诸于省内外藏文刊物。其中，发表在《甘南报》上反映“文革”后家乡人民物质生活、精神面貌巨大变化的散文诗《回家路上》获得了1976--1987年度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此外，他还经常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将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给藏民族读者。同时，高瑞始终把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放在首位。从攻读研究生时起，他就刻苦钻研古藏文，阅读了大量的古藏文典籍，深入藏区开展了许多调查，掌握了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他被任命为西北民院院办主任，虽然公务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撰写出一批反响很大的论文，如〈〈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敦煌古藏文十词的文学价值初探》、〈〈莫高窟古藏文(罗摩衍那)藏译本简介》、《甥舅和盟碑新探》、《浅论吐蕃时阶级地位的分类》、《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浅析古代藏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其中发表在《中国藏学》上的《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一文，学术价值较高，影响也最为深远。为了撰写好这篇论文，1988年，他亲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地考证当地民间所称“公主庙”。他在那里喝冷水、啃干馍，住了两天两夜，从历史的角度作了认真细致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公主庙”石刻佛像与文字和文成公主庙的关系，从而推翻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一些误传。此论文获得了《中国藏学》首届优秀论文三等奖。同年，高瑞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此外，他撰写的专著《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荣获甘肃省高校1979—198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古藏文本是国内民族高校藏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但讲义零散，没有规范正式的教材。有些小册子中对具体字、词的诠释没能反映出其本意。于是高瑞用了近12年的时间编著出版了作为国家民委八五教材建设项目的《吐蕃文献选读》；还主编了藏文教材《公文与公文写作》一书。
1991年，高瑞被国家民委党组任命为西北民院院党委副书记；1996年，又兼任纪委书记。从1991年起，他还担任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的主编。为使这一代表学院科研水平的刊物更上一层楼，高瑞严把质量关，经过一番不懈努力，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已成为藏学界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并于1999年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社会哲学期刊”奖。1987年下半年，高瑞辞去行政职务，主动要求到教学第一线工作，在当时的少语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说：“我总是把为党、为国家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最大心愿。”多年来，在公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他始终未脱离过自己深爱的教学、科研工作岗位。自从担任硕士生导师以来，由他指导培养出的数名研究生在国内有关科研院所、教学、出版、翻译等单位发挥着骨干作用。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需要高瑞身兼数职，日常公务繁忙，但他都能把工作安排、处理得井井有条，做到工作、教学、科研三不误。他的教学工作量与专职教师相等甚至超过一般的专职教师。
心血结硕果
长期以来，藏族在文学、艺术的灿烂辉煌与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异常落后的强烈反差使高瑞深感不安。1983年，他与曹纯、达娃等人致力于《计算机 藏文文字处理系统》的科研项目研究，承担了藏文部分的任务。使古老的藏文字与先进的计算机结合到了一起。该项目获得了甘肃省1984—1985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步伐，促进藏区尽快适应现代经济体制，他还承担了国家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藏双解经济辞典》的编写任务，并担任主编。目前，此书已出版发行。他还校勘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约40万字的古籍《印汉蒙藏宗教史·如意宝树》(藏文版)和约457字的《土官·洛桑却吉尼玛传》(藏文版)。
1998年7月，高瑞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卡加六部落藏族妇女头饰文化研究》。为了在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上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不 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还精心准备了文字、录相、照片、实物等资料。按规定，每位发言者的时间为30分钟，但在他宣读论文时，会议执行主席破例取消了对他的时间限制，任其尽兴地讲下去。这在类似研 讨会中是前所未有的。后来，这篇在藏学界影响颇深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二期上。谈到这些情况时，他一再谦虚地说：“这与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学校为此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高瑞先生的辛勤努力和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88年，他荣获了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又获得学院研究生导师“育英奖”；同年12月又当选为兰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2月获国务院政府津贴。除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主编、西北民院高教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及《教学与研究》编委外，他还担任着国家民委民族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民族语言学科组组长、甘肃省藏文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甘肃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民族学科组成员、甘肃省高校管理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暨学科组成员等重要职务。因其在学术、科研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高瑞教授被编人《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等多部大型辞书。
情系民族教育
高瑞教授一贯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理论学习水平，1998年10月，他还参加了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第十三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几年来，他主管的纪委、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工作均成绩斐然。
2000年金秋时节，西北民院将迎来她建校50华诞的光辉日子。正值盛年、年富力强的高瑞走上了院长的重要领导岗位，成为西北民院历史上学历最高、也是最为年轻的院长之一。从此，每天等待他的是办公桌上阅不完的厚厚文件和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和外出任务，可他依然没有因此而放弃挚爱的教学、科研工作，总是想方设法，加班加点地处理手头上的公务，并且按计划有条不紊地从事研究生、博士生的指导培养和所承担的科研任务。每每夜以继日、伏案疾笔，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清晨，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院长办公室，处理各种各样的繁杂公务。有时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未等休息几个小时，又要起程飞往异地参加有关活动。妻子、女儿们都担心他太劳累，可他淡淡一笑，安慰她们几句又急匆匆地奔赴工作第一线。记者因此也不便和不忍打扰他，只好从侧面采访了他的家人和同事。
在日常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不徇私情，真抓实干，为学校的多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处处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
经过学校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学校制定出的宏伟蓝图正一个个变为现实，更名、申博、新校区建设等各项关系学校长远发展前景的目标正一步步顺利进展。在今年3月厦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传来同意西北民院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喜讯；与此同时，申请博士点增列单位和榆中新校区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此，高瑞校长率领下的全校师生员工付出了艰巨努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着新民大的新篇章。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这样一个知识、人才竞争的年代，对民族
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和要求，作为地处西部的民族大学的一校之长，高瑞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但既然选择了他深爱的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就一定会无怨无悔、脚踏实地的为民大的发展竭尽全力，默默奉献。正如高院长在今年第二期(中国民族》杂志刊登的《追求综合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所强调的那样：要实现民族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不断增强学校综合实力，进一步推进教育创新，从而构建出适合民族教育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新世纪的民族院校才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到由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校长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不凡胆略。
“群雁高飞头雁领”。我们相信，任重而道远的高瑞校长将不负众望，用他那睿智的头脑和务实的精神，同校党委一班人一道，在国家民委、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扎扎实实，开拓进取，带领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去创造西北民大更加美好的未来，争取使新中国最早创办的这座古老民族院校早日步人 国内一流民族大学的行列。
是骏马，当驰骋千里；是雄鹰，要展翅高飞。在浩瀚广博的藏学海洋里，高瑞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勇于进取的千里马；而在民族教育的绿色园圃中，高瑞更像是一只振翅高飞、翱翔远方的雄鹰，在属于自己的那方晴空去播洒希望。就让我们诚挚地祝愿他扎西德勒，一帆风顺!
(文章来源：《甘肃民族文学》2003年合刊)
心血结硕果
长期以来，藏族在文学、艺术的灿烂辉煌与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异常落后的强烈反差使高瑞深感不安。1983年，他与曹纯、达娃等人致力于《计算机 藏文文字处理系统》的科研项目研究，承担了藏文部分的任务。使古老的藏文字与先进的计算机结合到了一起。该项目获得了甘肃省1984—1985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步伐，促进藏区尽快适应现代经济体制，他还承担了国家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藏双解经济辞典》的编写任务，并担任主编。目前，此书已出版发行。他还校勘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约40万字的古籍《印汉蒙藏宗教史·如意宝树》(藏文版)和约457字的《土官·洛桑却吉尼玛传》(藏文版)。
1998年7月，高瑞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卡加六部落藏族妇女头饰文化研究》。为了在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上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不 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还精心准备了文字、录相、照片、实物等资料。按规定，每位发言者的时间为30分钟，但在他宣读论文时，会议执行主席破例取消了对他的时间限制，任其尽兴地讲下去。这在类似研 讨会中是前所未有的。后来，这篇在藏学界影响颇深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二期上。谈到这些情况时，他一再谦虚地说：“这与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学校为此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高瑞先生的辛勤努力和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88年，他荣获了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又获得学院研究生导师“育英奖”；同年12月又当选为兰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2月获国务院政府津贴。除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主编、西北民院高教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及《教学与研究》编委外，他还担任着国家民委民族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民族语言学科组组长、甘肃省藏文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甘肃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民族学科组成员、甘肃省高校管理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暨学科组成员等重要职务。因其在学术、科研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高瑞教授被编人《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等多部大型辞书。
情系民族教育
高瑞教授一贯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理论学习水平，1998年10月，他还参加了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第十三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几年来，他主管的纪委、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工作均成绩斐然。
2000年金秋时节，西北民院将迎来她建校50华诞的光辉日子。正值盛年、年富力强的高瑞走上了院长的重要领导岗位，成为西北民院历史上学历最高、也是最为年轻的院长之一。从此，每天等待他的是办公桌上阅不完的厚厚文件和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和外出任务，可他依然没有因此而放弃挚爱的教学、科研工作，总是想方设法，加班加点地处理手头上的公务，并且按计划有条不紊地从事研究生、博士生的指导培养和所承担的科研任务。每每夜以继日、伏案疾笔，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清晨，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院长办公室，处理各种各样的繁杂公务。有时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未等休息几个小时，又要起程飞往异地参加有关活动。妻子、女儿们都担心他太劳累，可他淡淡一笑，安慰她们几句又急匆匆地奔赴工作第一线。记者因此也不便和不忍打扰他，只好从侧面采访了他的家人和同事。
在日常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不徇私情，真抓实干，为学校的多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处处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
经过学校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学校制定出的宏伟蓝图正一个个变为现实，更名、申博、新校区建设等各项关系学校长远发展前景的目标正一步步顺利进展。在今年3月厦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传来同意西北民院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喜讯；与此同时，申请博士点增列单位和榆中新校区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此，高瑞校长率领下的全校师生员工付出了艰巨努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着新民大的新篇章。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这样一个知识、人才竞争的年代，对民族
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和要求，作为地处西部的民族大学的一校之长，高瑞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但既然选择了他深爱的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就一定会无怨无悔、脚踏实地的为民大的发展竭尽全力，默默奉献。正如高院长在今年第二期(中国民族》杂志刊登的《追求综合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所强调的那样：要实现民族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不断增强学校综合实力，进一步推进教育创新，从而构建出适合民族教育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新世纪的民族院校才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到由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校长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不凡胆略。
“群雁高飞头雁领”。我们相信，任重而道远的高瑞校长将不负众望，用他那睿智的头脑和务实的精神，同校党委一班人一道，在国家民委、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扎扎实实，开拓进取，带领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去创造西北民大更加美好的未来，争取使新中国最早创办的这座古老民族院校早日步人 国内一流民族大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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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民族文学》2003年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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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藏族在文学、艺术的灿烂辉煌与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异常落后的强烈反差使高瑞深感不安。1983年，他与曹纯、达娃等人致力于《计算机 藏文文字处理系统》的科研项目研究，承担了藏文部分的任务。使古老的藏文字与先进的计算机结合到了一起。该项目获得了甘肃省1984—1985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加快藏区经济建设步伐，促进藏区尽快适应现代经济体制，他还承担了国家民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藏双解经济辞典》的编写任务，并担任主编。目前，此书已出版发行。他还校勘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约40万字的古籍《印汉蒙藏宗教史·如意宝树》(藏文版)和约457字的《土官·洛桑却吉尼玛传》(藏文版)。
1998年7月，高瑞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卡加六部落藏族妇女头饰文化研究》。为了在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上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不 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还精心准备了文字、录相、照片、实物等资料。按规定，每位发言者的时间为30分钟，但在他宣读论文时，会议执行主席破例取消了对他的时间限制，任其尽兴地讲下去。这在类似研 讨会中是前所未有的。后来，这篇在藏学界影响颇深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藏学》1999年第二期上。谈到这些情况时，他一再谦虚地说：“这与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帮助和支持分不开。学校为此还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高瑞先生的辛勤努力和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88年，他荣获了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又获得学院研究生导师“育英奖”；同年12月又当选为兰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2月获国务院政府津贴。除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主编、西北民院高教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及《教学与研究》编委外，他还担任着国家民委民族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民族语言学科组组长、甘肃省藏文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甘肃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民族学科组成员、甘肃省高校管理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暨学科组成员等重要职务。因其在学术、科研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高瑞教授被编人《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等多部大型辞书。
情系民族教育
高瑞教授一贯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理论学习水平，1998年10月，他还参加了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第十三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几年来，他主管的纪委、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工作均成绩斐然。
2000年金秋时节，西北民院将迎来她建校50华诞的光辉日子。正值盛年、年富力强的高瑞走上了院长的重要领导岗位，成为西北民院历史上学历最高、也是最为年轻的院长之一。从此，每天等待他的是办公桌上阅不完的厚厚文件和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和外出任务，可他依然没有因此而放弃挚爱的教学、科研工作，总是想方设法，加班加点地处理手头上的公务，并且按计划有条不紊地从事研究生、博士生的指导培养和所承担的科研任务。每每夜以继日、伏案疾笔，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清晨，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院长办公室，处理各种各样的繁杂公务。有时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未等休息几个小时，又要起程飞往异地参加有关活动。妻子、女儿们都担心他太劳累，可他淡淡一笑，安慰她们几句又急匆匆地奔赴工作第一线。记者因此也不便和不忍打扰他，只好从侧面采访了他的家人和同事。
在日常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不徇私情，真抓实干，为学校的多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处处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作用。
经过学校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学校制定出的宏伟蓝图正一个个变为现实，更名、申博、新校区建设等各项关系学校长远发展前景的目标正一步步顺利进展。在今年3月厦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传来同意西北民院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喜讯；与此同时，申请博士点增列单位和榆中新校区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此，高瑞校长率领下的全校师生员工付出了艰巨努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着新民大的新篇章。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这样一个知识、人才竞争的年代，对民族
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和要求，作为地处西部的民族大学的一校之长，高瑞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但既然选择了他深爱的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就一定会无怨无悔、脚踏实地的为民大的发展竭尽全力，默默奉献。正如高院长在今年第二期(中国民族》杂志刊登的《追求综合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所强调的那样：要实现民族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不断增强学校综合实力，进一步推进教育创新，从而构建出适合民族教育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新世纪的民族院校才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到由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校长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不凡胆略。
“群雁高飞头雁领”。我们相信，任重而道远的高瑞校长将不负众望，用他那睿智的头脑和务实的精神，同校党委一班人一道，在国家民委、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扎扎实实，开拓进取，带领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去创造西北民大更加美好的未来，争取使新中国最早创办的这座古老民族院校早日步人 国内一流民族大学的行列。
是骏马，当驰骋千里；是雄鹰，要展翅高飞。在浩瀚广博的藏学海洋里，高瑞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勇于进取的千里马；而在民族教育的绿色园圃中，高瑞更像是一只振翅高飞、翱翔远方的雄鹰，在属于自己的那方晴空去播洒希望。就让我们诚挚地祝愿他扎西德勒，一帆风顺!
(文章来源：《甘肃民族文学》2003年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