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东昌都地区的西南边,有个叫然都的小山村,它属于半农半牧地区。那里有肥沃的土地,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还有丰富的动植物及矿产资源。全村十几户人家经营农业和牧业,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过着平静自主的生活。1943年的冬天,异常的降了一场大雪,整个山村埋没在厚厚的积雪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生在然都村里。我在母胎里只待过七个月,命运偏偏伴随着风雪将我推到了人间。尽管村里人们都说:“这早产的孩子恐怕活不了!”然而仁慈的父母之爱让我活了下来。当我长至八岁那年,村里人都在议论着一个奇怪的话题:“共产就要来了!”。随后传来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其中说:“共产入藏,将藏里的老人喂马,孩子炼油,壮年男女当苦役,用铁皮补其烂肩背”等等。说真的,我听到这些话害怕极了。自此,我每天怀着恐惧的心理上山放牧,望着太阳和雪山默默自问:“什么是共产?”当时,我既没有,也不可能弄清“共产”的概念,因此我就陷入了既恐惧又好奇的状态之中。就在这样一种不安的时光中度过了一个春天。春去夏来,山青水秀,村民们本可以过段安宁、轻松的日子了,可是谁知有一群藏兵突然来到了我们村里。
据说,他们是狙击“共产”的。全副武装的藏兵们个个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说:“马料拿豌豆来,马夫拿女人来”。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老百姓哪有什么豌豆?村民们无奈,去拔生长在地里的豆苗。我以惋惜的目光看着父母下地拔苗。他们在村里折腾了数日之后走了。村民们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大地开始换上了秋装。眼看着就要秋收的时候,那些藏兵又回来了。听说他们在东面跟共产交锋了,结果还不到烧一锅茶的功夫(当时因无钟表, 民众就这样记时)就败下阵来,匆匆逃向拉萨。
此次藏兵对民众的气势比上次更凶,一路见人便打,见马就抢,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因此,村民纷纷赶着牛羊,拖家带口躲进山里去了。唯独我姨妈家——达巴仓住在一个叫普果的地方,没有进山躲避,结果一年夏季生产的酥油和两匹马全被藏兵抢走了,因为那里是所有过往者的必经之路。
藏兵走了,村民们下山开始秋收。我们家刚忙过收割、打场和冬宰等秋季农活的一天,我父亲出门探亲访友去了,我和妈妈,还有两个哥哥在家。就在那天上午,我跟哥哥们一起在院子里玩,忽然看见有许多骑马的人朝我家急驰而来,那些人穿得都是草绿色上下衣,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穿这样服装的人。当时,可把我们三个给吓坏了。我们躲在草棚里通过门缝窥探,我妈妈手捧哈达从容地向他们走去了。她的这种举动更使我们吓得几乎哭出声来。谁知那些人纷纷下马,其中的一个人接受了我妈的哈达后,给她回赠了一条哈达就走了。我妈妈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远去的骑兵。我急步跑向妈妈,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共产,是汉人。”这时她手里还捧着那条陌生人回赠的哈达。我抓着她的衣角哭着说:“难道您就不怕被他们抓去喂马吗?为什么要给他们献哈达?”她认真地对我们说道:“我正是因为害怕,简直怕得要死,但又没有办法。只有拿着哈达去见他们,可万万没想到他们客客气气地回赠给我一条哈达,看来他们不象人们说的那么坏。从来老百姓只有恭敬别人的本份,没有接受他人回敬的资格,然而今天我确实受到了一群陌生人的尊敬,孩子们不要怕,他们不会害咱们老百姓的。”我慈母亲口说出的这席话,还有那条洁白的哈达,犹如温暖的春风,顿时融化了我心中的冰雪,驱走了长期纠缠我灵魂的黑影,在我稚嫩的童心深处播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
1955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1958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1959年3月10日中午12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1993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40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
1955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1958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1959年3月10日中午12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1993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40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
1955年春天,我妈妈走了。她带着两个儿子给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背运粮食去了。因为当时在某些地段牛马上不去,只能由人力背运。因此,他们跟其他许多民工一起,沿着康藏公路反反复复地背,来来回回地运,直到贡布江达为止。然后,他们去了拉萨,两个哥哥参加了工作,并被送到内地学习去了。而我呢,却在那遥远的山村里陷入了思母的痛苦之中。每天跟随牛羊走进深山,踏入密林,面对雪山流泪,仰望白云呼唤,日复一日地苦苦等待慈母归来,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因此,于1958年的秋季,在表哥多杰伦珠的护送下,我终于告别了古老的山村和年迈的父亲,千里寻母来到了拉萨,并参加了工作。不过,当时的圣城上空汇集着一种不祥的风云,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虽然不懂什么打仗呀,叛乱之类的政治术语,但总觉得这里在酝酿一种不幸的灾难。此起彼伏的高音喇叭里传出“驱逐汉人,亲汉藏人格杀勿论”之类的话。同时,我目睹了被杀害的布达拉堪穹——索朗嘉措(即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被叛乱分子于1959年3月10日中午12时左右在罗布林卡门外打死。-编者注)的尸体,那种可怕的样子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说真的,当时我非常害怕,不想在拉萨继续呆下去了,一心想回老家去,也曾多次求过我妈带我回家去。我想,此时此刻,只有故乡才是安全度日的理想之地。可妈妈没有同意,她说:“你不能回家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还有你的姐姐,我们一家人今生今世就算是吊在这棵树上了,是好是坏,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也许,真的是妈妈说的那种命运使我走向了遥远的世界,步入了万里羌塘(藏北)的大门。
六十年代初期,我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里我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母校使我这个奔波山间的牧女变成为政坛和文坛的女杰。我曾在藏北担任过区长、县委副书记、地区畜牧局副局长、地委宣传部长及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1993年以来,担任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民俗文化学会会长,《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等职。我曾参加过开发无人区的工作,考察过可可西里,闯入过生命禁区。在漫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在努力完成公务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始终坚持民俗文化田野调查及研究工作。走遍了万里羌塘(包括可可西里地区),漫步雪域高原,深入村村寨寨,翻越险山恶水,走进无边的沙海,战胜寒魔病鬼,征服众多猛兽。就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终于基本查清了藏民族古老文化的“家底”,实现了童年的梦,搜集、整理、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民间文字作品。出版发行了《藏北民间故事集》,撰写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俗散文,出版发行了散文集《我和羌塘草原》,创办和主编了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的《西藏民俗》杂志。40年前鲜为人知的牧女,如今可以无愧地面对世人说:“我是羌塘的女儿,雪域的精灵,高原的主人!”
当初,一个单纯的少女只身北上羌塘,几十年后,我以多出四倍的家庭成员(我丈夫,两个女儿和孙子)南下圣城,在拉萨城里又多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正如草原的牧歌那样:“你走时单枪匹马去,回来时骑马又牵马”,这,就是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