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电影艺术诞生之后，这种光与影的技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普及到了世界各国。远征和探险类的纪录片在纪录电影初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从1902年开始，就已经有西方人在西藏从事纪录电影的摄制。藏地纪录片，也称为藏族或西藏纪录片，是指通过纪实手法展现的雪域藏族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多面向的藏区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影像叙事。其发展阶段分期大致可分为发轫期、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新时期和转型期。藏地纪录片以其多彩的文化元素和风格迥异的人文特征丰富了华语纪录片和民族志影像的多维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发现和建构藏地多元民族文化的载体。
第一章 藏地纪录片的发轫
1913年，意大利人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了《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一片。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对西域和西藏的人文科学考察，虽然史料记载他在青藏高原拍摄的活动影像只是一些片断，但也是弥足珍贵的。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在丽江消磨了他大半辈子的时光，这期间他曾多次赴西藏、西康、青海和甘肃等藏区考察，洛克不仅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也用摄影机记录了他的旅行见闻。1930年代的中国，抗战题材影片的拍摄成为当时纪录电影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风光、行旅的片子，月明影片公司在1935年拍摄了《神秘的西藏》和《黄专使奉令入藏致祭达赖喇嘛》，这是根据目前的史料最早由国人自己拍摄的西藏纪录片。
2002年，近百部老电影被意外发掘出来，《雅安边茶》等一批“西康”系列影片的重现对于纪录电影史和民族志电影史的研究都极具史料价值，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视野和发展脉络。1939年，中国电影学的先驱，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在康巴藏区拍摄了《雅安边茶》、《西康跳神》等片，西康系列民族志电影可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当时孙明经随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一行用摄影机记录了西康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地理、宗教习俗和茶马贸市等，制作了《雅安边茶》、《西康见闻》、《西康一瞥》、《省会康定》、《康人生活》、《西康跳神》以及《喇嘛生活》等默片。
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记录片《西康》.左上，修造中的西康省交通厅办公楼，拍摄于1939年9月；右上，刚建成的省招待所筹边别墅，拍摄于1939年8月。左下，康定瓦斯沟小学，拍摄于1939年9月；右下，白玉县省立小学，拍摄于1939年10月。
孙明经与庄学本合影，上个世纪30~40年代，两位大师留下了关于东藏的许多影像纪录。
《雅安边茶》讲述了从雅安到康定180多公里长的茶马古道上运茶背夫们的故事。川康地区多悬崖峭壁，骡马在无用武之地，人力攀援背茶进藏是唯一的途径。运茶背夫们从事此营生有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每年四川背夫用臂膀背进藏区的边茶多达千万斤，远远超过云南马帮驮茶的总量。孙明经的镜头记录了一个现已消失的背茶群体，一条废弃的川康茶马古道。《西康跳神》充满了浓郁的藏地宗教人文气息，这部在甘孜寺拍摄的纪录电影表现了藏传佛教中一种古老而神奇的祭祀舞蹈，仪式因季节的轮转而有不同的意义。从保佑寺庙、祈愿和平、丰收到辞旧迎新，在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中，佛家弟子们通过跳神来表达自己内心神圣的境界。
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电影在藏语中被称为“洛念” ，作为一种可观赏的群体性艺术，电影放映在西藏最早出现在1946年，但放映活动仅限于拉萨小学、罗布林卡和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等少数几个地方。1950年代初解放军入藏以后，电影在藏地又被赋予了特殊的传播功能。电影队常常受命给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放映电影，解释新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以争取拉萨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又让普通藏民通过挂在眼前的“洛念”来了解解放军进藏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这使得这时期的电影行为同时具有了统战和宣传工具的双重功能。此外，在当时交通、信息都很闭塞的雪域高原它还具有一种信息传播的功能，因为此时放映的片子多为讲述祖国各地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纪录电影，在当时平面和电子媒体都极为稀少的藏地，电影“洛念”就成为一种为广大农牧民所接受的传播载体。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的藏地纪录片
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几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会；也可以在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的时刻里，电影便介入了历史。 [2]“十七年”（1949－1966）时期和文革期间拍摄的藏族题材纪录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电影，而只能称为是藏族题材的纪录电影，是藏地纪录片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阶段，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应该是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内涵和地方性民族文化品格的纪实作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时期的影片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拉鲁.次旺多吉
藏族摄影师们与其他编导合作拍摄了《世界屋脊的传说》、《拉萨一家人》、四集系列片《我是们的家乡西藏》、《我们走过的日子》以及属于宗教题材的《维修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拉萨祈祷大法会》等片。《拉鲁·次旺多吉》一片中的主人公是西藏拉鲁家族最后的继承人，他16岁当了达孜宗本（县长）、之后又被达赖喇嘛授禁卫军如本，35岁成为噶厦政府的四嘎伦之一。1959年后被俘，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接受改造，又被任命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该片通过表现拉鲁家族的过去与现在，折射了次旺多吉个人的荣辱人生和藏族社会的变迁。《十世班禅》一片概括介绍了班禅喇嘛的一生。《故乡行》、《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班禅喇嘛在拉萨、日喀则、藏北草原等地巡视参访时的珍贵影像。 [4]
塔尔寺里九岁的班禅.身披僧袍,表情端严.旁边的是摄政'Lo Sh'ang Chien Chan.'
与此同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筹建中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在西部地区在展开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拍摄工作。1960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委托北京科教电影厂拍摄《西藏的农奴制度》（康玉洁），尽管有诸多创作上的限制，但参与本片的专业人员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学科领域内的探究，所以本片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对1959年前西藏地方的地理、社会政治、经济风貌都有介绍，着重阐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三大领主” 和“差役” 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该片和《百万农奴站起来》及当时颇有影响的电影《农奴》都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意识形态的片面倾向性和宣传说教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就削弱了影片本身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相比之下，“文革”结束前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在藏东南察隅地区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民族志电影《僜人》（鲁明），其政治色彩要淡化得多。在即将摆脱思想羁绊的专家学者参与下，《僜人》在人类学视角呈现的品质和内容上都要丰富的多。僜人居住地察隅地区地处偏远，是截止1959年从未进行民改的区域，所以还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氏族公有制和个体家庭私有制的形态，影片对僜人及其社会架构、文化模式、婚姻家庭及物品交换等独特习俗均有描述。
《僜人》是第一部彩色民族志电影
自然生态类纪录片的拍摄在这一时期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征服世界最高峰》是中国第一部山地纪录片， [5]该片描绘了队员们在喜马拉雅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的搏斗，在片中可以见到运动员从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穿过古冰川的谷地，在氧气稀薄的恶劣气候下越过北坳天险，顶着12级狂风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克服千难万险攀登地球之巅的勇士壮举。本片摄影牟森跟随登山队员拍下了队员们攀越的部分过程。《再次登上珠穆郎玛峰》讲述索男罗布、拉桑、女队长潘多等以藏族队员为主体的九位登山健儿攀登珠峰并进行科学考察的故事。行前小平同志接见队员们时说：“不管南坡北坡，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要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 [6]共有12名摄影师参与此次登顶拍摄活动，其中邬宗岳（藏族）、石纪明两位摄影师在拍摄途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此片中登山健儿的勇气和他们的惊人毅力，成功登顶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此片的播映对于文革末期沉闷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中国登山队员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他们于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5分从北坡登上顶峰，首次完成了人类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夙愿。
第三章 藏地人文类纪录片的发展
1965年，中央电视台从中央民族学院等处选调了明玛才仁、强巴达娃等一批少数民族骨干以充实民族地区的报道。明玛才仁1973年回到西藏工作，拍摄了《中华健儿登珠峰》、《仁布掠影》、《扎寺喇嘛的一天》等纪录片。1976年秋，明玛才仁受命组建西藏电视台筹备组，并用一台10毫米的摄影机拍摄了纪录片《欢腾的高原》。[7] 1985年，西藏电视台正式成立，此后拍摄了《青稞在欢唱》、《藏北人家》（合拍）、《走上唐古拉的女人》等片。电视的出现，对于一个社区或村落的生活形态的改变，以及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电视的到来使得藏地的媒介信息传播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类信息并直接送达所有阶层。年轻的藏人们开始聚集在有电视的家庭看电视里播出的汉语节目，而往昔围在火炉边听老人们讲故事的情景却越来越少见了……
纪录片《藏北人家》
《唐蕃古道》被许多藏族同胞称为“奉献给藏族人民和广大电视观众的一条圣洁吉祥的哈达”。 [8]在此片中，王娴等摄制组成员与藏学家一起研究唐蕃古道的走向，在万里跋涉中探寻沿途丰富的文化遗迹，从影像的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青海台刘郎等人还在海拔4000多米的长江源头拍摄的《格拉丹东儿女》介绍了长江、黄河源头的自然概貌，反映了在严寒酷冷高原上藏族人家的游牧人生。此片和黄宗英拍摄的讲述献身西藏林业研究的女科学家徐凤翔故事的《小木屋》等片，尝试运用客观记录手法，为90年代形成的纪实主义风格做了有益的探索。《西藏的诱惑》（刘朗）通过4个艺术家西藏朝圣的故事，昭示了西藏独特的人文地理和宗教艺术氛围。《古格遗址》聚焦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古格王国遗址回顾了古格文明的发展史。该片通过对土蕃王朝分裂后建立的古格王国的历史追述，介绍了古格王朝的由来、古格城堡的建筑风格和功用、当时的社会状况及佛教在古格王国传播的情形，对那个时代遗存的寺院壁画都有形象生动的阐述。《藏北人家》（王海兵）以客观真实的影像叙事展示了纳木湖畔牧民措那一家田园诗般的游牧生活。通过对这个小康牧民家庭的描述展示了藏北牧民日常食用的酥油茶、糌粑、血肠等食物，以及剪羊毛、纺线、祭神等牧民日常起居和生活习俗，形象地刻画了藏北牧民的族群性格，以及他们在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让观众在屏幕上体验了藏北牧民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他们独特的游牧文化。
古格遗址
1993年， 新影厂的傅红星在康定藏区拍摄《甘孜藏戏团》和《德格印经院》，集中介绍了古老的藏戏艺术和德格现存最大的藏文印经院的历史和现状。同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张江华、陈景源、庞涛等人也在康区拍摄了《轮回与圆圈》，记录了藏族的转神山、转神佛、转寺院等各种不同形态之转轮。《康区藏族牧民生活一日》展示了甘孜下雄牧民人家的生活场景，表现了康巴牧民的游牧生活。《藏族的雕版印刷术》介绍了德格古老的印经院，工匠们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印制佛经以供不丹、锡金、尼泊尔、日本等国佛寺之需。1998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法国汉学机构在青海同仁县合拍《神圣的鼓手》，该片记录了两个藏族村庄“六月歌舞节”的盛况，这项传统活动包括抬神、祈福、祭天、浴佛、驱邪等仪式。《仲巴·昂仁》记录了青海果洛州民间说唱艺人昂仁的传奇人生，回顾了这位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传唱艺人50多年的坎坷生涯。该片结合他的离奇身世、藏族的日常生活、祭神的仪式等反映了《格萨尔》史诗深耕民间的文化现象，及史诗对于藏人特殊的精神文化意义。
《藏族的雕版印刷术》介绍了德格古老的印经院
本文节选自《藏地纪录片发展史略》，作者张明（1968－），男，西南民大民族研究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藏族社会研究、影视人类学。
参考文献
[1]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4－27.
[2]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M]． 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23．
[3]马驷骥主编．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Z]．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224．
[4]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75－279.
[5]周正．探险珠峰[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6]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63－264．
[7]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90－196.
[8]张小平．民族宣传散论[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