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为中心

摄影：觉果

一千多年来，藏传佛教孕育和发展出了博大深邃、灿烂多姿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形态。而在这一激流跌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三位伟大的中流砥柱式的高僧——莲花生大士、阿底峡尊者，以及宗喀巴大师。他们在藏传佛教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一、莲花生大士：开启西藏佛教本土化的端续

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最初，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仅在吐蕃王室内部以及少数贵族中传播，而当时西藏地区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是苯教。苯教是青藏高原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历史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原始苯教阶段，一是雍仲苯教阶段。原始苯教是西藏本土的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之前就已流传的原始宗教，主张“万物有灵”论属于巫教的范畴。雍仲苯教，起源于象雄，后期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是一种被佛教化的苯教。但是，雍仲苯教传入吐蕃的时间要比佛教早几个世纪。

《雪山之王冈底斯神山志》中记载，佛教还没有传入象雄地区之前，象雄首领崇奉苯教，使其在象雄地区得以壮大，并发展成为雍仲苯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雍仲苯教传入吐蕃地区。特别是，吐蕃首位赞普聂赤赞普大力扶持雍仲苯教以强化其统治，使后者在吐蕃地区迅速传播，成为当时吐蕃主导的宗教信仰。然而，苯教势力的极度膨胀对吐蕃王室构成严重威胁，苯教领袖的权势甚至凌驾于赞普之上，致使吐蕃王室和苯教的矛盾日益剧增。

7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第三十三代）、赤德祖赞（第三十七代）、赤松德赞（第三十八代）等吐蕃杰出首领出于对佛教的包容和信仰，对佛教的传播多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在他们主动的迎请下，很多来自汉地、于阗及古印度等地区的僧人纷纷入藏弘法，在此播撒下佛法的种子。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携来大量佛经、佛像等，修建小昭寺。赤德祖赞执政时期，因吐蕃尚未有本土僧人，故迎请汉地及其他民族僧人来藏主持佛事。赤德祖赞晚年，还曾派桑希等4人去汉地求取佛经，唐王赐给蓝纸金汁书写的佛经1000卷，而后又入五台山学法，和尚尼玛赠与《十善法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稻草经》等经典。赤松德赞，则迎请寂护、莲花生等古印度高僧入藏地传戒弘法，建桑耶寺，并组织大规模佛经翻译活动。

此时，虽然佛教得到吐蕃统治者的支持，但仍然只是在统治阶层小范围内进行传播，苯教则处于绝对的宗教统治地位。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势必对苯教带来了不小冲击。在佛苯对法的最初阶段，苯教借以“神意”，或是遭致天灾的理由，来打压佛教的“星星之火”。佛教进入西藏初期，力量相对薄弱。作为外来的宗教，当时佛教仍缺乏深厚的信众基础和普遍的认同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吐蕃王室为倡导佛教对苯教采取一种融合、改造的权宜之策。其主要方式将苯教的神祇吸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并吸收苯教的一些仪轨作为佛教的法事仪轨，其中诸多仪轨延续至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佛教的西藏本土化运动。在佛教西藏本土化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先驱人物便是莲花生大士。

莲花生大士，是印度佛教史上的大成就者、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开创性人物。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士应赤松德赞迎请，来到藏地阐扬佛法、度化众生。然而此时，吐蕃佛教初传，障碍重重，且佛苯之争愈演愈烈，佛教发展的处境艰难。特别是在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执政时期，多次爆发贵族大臣排佛事件。赤德祖赞被谋害后，玛尚仲巴结擅权，更是下令驱逐僧人、禁毁佛教，折射出佛教与苯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内在尖锐矛盾。赤松德赞继位后，继承父志，推崇佛教，约束贵族势力，巩固赞普权力。为缓和调解佛苯矛盾，赤松德赞先从印度请来擅长佛教义理、因明辩论的寂护，却被惯用咒术的苯教势力所逐。而莲花生大士早年生活在密法、方术流行的西印度，不仅具备高深的佛教义理造诣，对于苯教咒术传统亦十分了解，故而被赤松德赞视为息止两教纷争的最佳人选。

莲花生大士为应对佛教与苯教之间尖锐的矛盾，采取了一种适应融合的方法，一方面将苯教占卜、供施禳解、伏魔驱鬼、祭祀等传统的宗教仪轨以及苯教的法器，引入佛教中来，从而实现从仪轨、器物等宗教外在形式与社会心理需求上的融通与契合；另一方面，莲花生大士还将十二丹玛女神、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等苯教神祇吸收、转化为佛教的护法神，重新赋予其佛教的意义和职能。宗教的神祇体系，是其教理教义、信仰实践与终极理想的综合性象征。莲花生大士将苯教神祇进行佛教化的改造，并将之纳入佛教的圣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在佛教的意义语境下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苯教进行的重新诠释，使后者的核心观念契合于佛教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从根本上缓解彼此张力，增进相互的认同。莲花生大士的这一调和举措，为佛教在苯教处于意识形态绝对统治地位的吐蕃社会赢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契机，并未为佛教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吐蕃主体宗教信仰奠定了基础。

索南才让教授评价道：“（莲花生大士）以密教的咒术收服苯教的神祇，巧妙地转作佛教护法，这样既不破坏藏族传统的信仰，也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之争，调和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除了调适佛苯两教关系，莲花生大士在吐蕃佛教经典翻译、寺院建设、僧团建立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在赤松德赞的支持下，组织班智达和大译师翻译旧派密乘，建立僧团，创建显乘经院、密宗道场，创立了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个教派宁玛派。《高僧略传》一书中将莲花生大士的功绩概括为：（一）利六道众生；（二）做四十功德事；（三）调伏魔天；（四）修建寺院；（五）翻译显密经典；（六）创四大业绩；（七）诅烧抛仪轨；（八）知四时；（九）护秘籍；（十）调伏印藏为恩人等。

综而论之，莲花生大士是推动佛教扎根西藏沃土、调和佛教与苯教矛盾、促进西藏佛教本土化的先驱人物，是名副其实的西藏佛教的奠基人。

二、阿底峡尊者：推动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复兴

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到公元9世纪墀祖德赞末期的两百多年，西藏佛教经历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期，即所谓前弘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推崇苯教，而排斥佛教，并于841年在卫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藏文史料《拔协》中记载：“（朗达玛）强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标志。不从者，发给弓箭令其打猎，不愿者全部处死，经书大部分被埋在地下，寺庙的门全部用泥涂封起来。”这次由统治者发起的全面的排佛运动，对西藏佛教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汉藏史集》中记载：“从朗达玛灭法开始，其间六十八年，整个吐蕃连教法的声音都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院成为狐狗的巢穴。

”“灭法”运动期间，佛教经典的淹没、言教的沉寂、戒律的中断、僧人的流散，昔日殿宇恢弘、法务繁盛的寺院沦落成为废墟。此后一百余年，佛日潜辉，圣教齐喑，西藏佛教陷入漫漫暗夜。

及至10世纪末期，山南地区首领永丹第六世孙擦拉纳·意希坚赞等吐蕃王室后裔，在崇奉佛教大臣的规劝下，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逐渐解禁佛教。特别是意希坚赞曾精心选拔10人遣往丹斗寺出家受戒学法。975年左右，10名僧侣学成陆续返回桑耶寺，而后分赴卫藏各地建寺度僧、讲经说法、接引信众。自此，佛教在卫藏地区重新得以弘传，西藏佛教也迎来新的曙光，这就是被视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端的“下路弘法”。

朗达玛“灭佛”次年即被人刺杀，其曾孙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地区。吉德尼玛衮之孙阔热在此建立著名的古格王朝。阔热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生立志复兴佛教，后来更是传位给胞弟，选择出家修行，专心弘法，取法号“意希沃”。意希沃有感于“前弘期留下的教法多不完整，尤其一般咒师无通达真空法性，妄行诛法等邪行，严重违犯了佛的意旨”，为求得纯正而完整的佛教，一方面派遣仁钦桑布等21位天资聪颖的青少年前往当时佛教重镇——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求法，同时还从古印度地区迎请众多高僧来阿里弘法传戒，为阿里佛教的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些入藏高僧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阿底峡尊者。意希沃得知阿底峡尊者之佛学造诣和威望后，便生起迎请之意。后来，阿底峡尊者被意希沃的护法热忱以及古格推崇佛教的事迹所感动，并在西藏留学僧人的盛情邀请下，终于应允入藏。1040年，阿底峡尊者离开印度，于尼泊尔停留一年后，于1042年到达阿里古格，受到当时古格首领沃德极高的礼遇。而后，阿底峡尊者被安住在托林寺。

在古格期间，阿底峡尊者完成了《菩提道灯论》等著作，协助仁钦桑布等译师翻译大量佛教显密经论，传授密法灌顶等，实现了藏传佛教教理的系统化和修持的规范化。1045年，阿底峡尊者接受仲敦巴的邀请至卫藏弘法，从而开启了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复兴之路，这一佛教回传之路亦被称为“上路弘法”。

1054年，阿底峡尊者圆寂于聂塘。1056年，弟子仲敦巴在林周建立热振寺，并将阿底峡尊者遗骨移奉于此。

阿底峡尊者入藏弘法，对于“灭法”之后西藏佛教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阿底峡尊者的佛教思想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其功绩主要有：（一）著《菩提道灯论》，摧破教内种种邪见乱象，显扬正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建立完善藏传佛教修行次第理论，厘清显密教义关系。《菩提道灯论》确立的“先显后密，显密均重”的道次第，使西藏佛教的理论实现系统化和规范化，这也成为后世西藏佛教的思想主流。（二）协助仁钦桑布翻译校订佛教经论，仁钦桑布从印度学成回到阿里后，在古格以托林寺为中心，开展了工程浩大的译经活动，翻译百余部佛教经典。在阿里期间，阿底峡尊者与仁钦桑布交往密切，并参与了后者主导的译经校订工作。（三）奠定噶当派理论基础，阿底峡尊者提倡的三士道及菩提道次第的理论体系，继承发展了古印度龙树、无著等大德佛学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噶当派及其他等西藏佛教教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格鲁派的建立及其所依本的论典——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更是直接继承于阿底峡尊者的思想理论和论著，故格鲁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

三、宗喀巴大师：力推改革，促成藏传佛教质的发展

阿底峡尊者圆寂后的三百多年，萨迦、宁玛、噶举、噶当等教派虽然各有发展，但不能忽视的是教内同时也衍生出僧团管理涣散、戒律松弛、不务修行、乱受灌顶、醉心名利、行为放荡等诸多乱象弊端，广受诟病，甚至已危及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宗喀巴大师为匡扶正法、扭转藏传佛教之颓势乱象，竭力推行佛教改革，倡导戒律，整顿宗风，重塑佛教神圣形象，使藏传佛教重获生机，并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1357年，宗喀巴出生在现在的青海湟中塔尔寺附近。7岁，出家受沙弥戒。16岁，赴西藏学法深造，先后在贡塘寺、桑朴寺、孜塘寺学习佛教经论。1402年，著《菩提道次第广论》，以“三士道”概括佛教显教教义。1466年，著《密宗道次第广论》，系统阐释了密教的根本思想和实践修行。自此，宗喀巴大师建立了自己系统的佛教思想体系，并以甘丹寺（1409年所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系统的、对后世藏传佛教影响至深的教派——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甚至被后人誉为“第二佛陀”。

概而论之，宗喀巴大师的主要功绩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推行佛教改革，力挽西藏佛教颓势。宗喀巴大师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当时西藏佛教界中涌现出的种种乱象，并以甘丹寺为基地，依据噶当制度传统，全面整顿律制，要求僧人严持戒律，独身不娶，不事俗务。大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一切功德之根本，则自己所承认受持的戒律应当清净，我于别解脱中指他胜罪、僧残罪、粗罪等皆为曾犯过，即有时误犯堕犯罪与恶作，亦立即忏悔防护。”通过整顿倡行律制，使西藏佛教面貌焕然一新。（二）完善僧人学修体系，整顿务虚浮夸之风。宗喀巴大师在寺院中设立教理学院作为僧人的培养机构，根据先小后大，先显后密原则，制定了次第分明的系统学经制度。大师在噶当六论的基础上，按照戒定慧三学的纲领，制定了“五部大论”的显教学经内容，即《律经》《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释量论》《俱舍论》；五部大论学成后，然后才能学习密乘，更将密乘经典概括四类：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续等。这一学经理论，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僧人教育。（三）创立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正统”。宗喀巴在继承噶当派思想的基础上，以发展创立了格鲁派。该派以教阶严格、戒律严明和教义完备著称。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教义是以中观思想为基础，构建了次第井然的涵盖见（知见）、修（修法）、行（操行）的系统思想实践体系。宗喀巴大师于“见”上主张万法缘起性空，否定“实有”；于“修”上，提倡止观双运、定慧等持的修法，于“行”上则强调严持戒行、善护威仪。

1415年，宗喀巴派弟子降青曲吉到京朝贡，明成祖封宗喀巴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明宣宗又封他为“大慈法王”，从此格鲁派得到中央王朝认可，及至16世纪中叶，格鲁派的地位和影响远超西藏其他教派。

1747年，清朝皇帝乾隆鉴于世俗贵族专权的弊端，下令废除藏王制，建立噶厦政府，由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领导。从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僧侣贵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从此，宗喀巴大师所创建的格鲁派在我国西藏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作者简介：刘草，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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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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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才让:《佛教在西藏本土化的思想历程及其特点——以莲花生、阿底峡、宗喀巴为主》，载《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李元光：《试论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1期。（责任编辑：代　耀）

原刊于《法音》 2022年第6期